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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点半我爬起来，在睡眠边缘浮沉了六个小时，我居然休息得出奇地好。我冲澡，刮脸，吃了咖啡和面包卷当早餐，然后去圣保罗教堂。这次不是去地下室，而是去上面的教堂部分。我在条凳上坐了十分钟左右，然后点了两根蜡烛，把五十块钱塞进捐款箱。我走到六十街的邮局，换了两百块的汇票，买了个印着邮票的信封。我把汇票寄给住在赛奥西特的前妻。我想写个字条附在信封里，但无论怎么写都像在道歉。钱太少，寄得太晚，但不用我说她也习惯了。我用一张白纸包好汇款单，就这么寄了出去。

天色灰蒙蒙的，天气有点凉，感觉还要下雨。一阵寒风吹来，像飞毛腿后卫似的刮过路口。竞技场大楼门口，一个男人骂骂咧咧地追他的帽子，我不由自主地抬起手，拉了拉自己的帽檐。

我都快走到银行了，才想起来金的预付款已经所剩无几，没必要一本正经地去做金融交易了。于是我拐回旅馆，付了下个月的一半租金。百元大钞只剩下一张还没动，我干脆顺便把它换成十块和二十块的零钱。

你说我为什么不先全收下那一千块呢？我想到我说过的激励动机云云。好吧，这下我有个激励动机了。

我的邮件还是老一套，几封广告信，一封本选区国会议员的公开信。没什么非读不可的。

没有钱斯的留言，这也在意料之中。

我打给他的应答服务，又留了个口信给他，没什么理由，就因为我乐意。

我离开旅馆，整个下午都待在外面。我坐了几次地铁，但以步行为主。天色总像是要下雨，但雨就是不下，风越吹越嚣张，却始终没能刮走我的帽子。我去了两个警察分局、几家咖啡馆和五六家下等酒馆。我在咖啡馆喝咖啡，在酒吧喝可口可乐，和几个人聊了聊，做了一些笔记。我打了几次电话给我住的旅馆的前台。我估计钱斯不会打电话来，但我想保持联络，以免金打来电话。然而一直没人打给我。我打过两次金的电话号码，两次接电话的都是自动答录机。如今人人都有这种机器，机器迟早会开始自己拨号，互相交谈。我没给她留言。

下午快要结束时，我钻进时代广场的一家电影院。有两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在搭配放映，他在电影里扮演暴力警察，用开枪打坏人来解决问题。观众似乎全都是他开枪打的那种人。每次他把一个人轰上西天，他们就狂呼乱喊叫好。

我在第八大道一家古巴中餐馆吃了猪肉蔬菜炒饭，再次回旅馆查留言，去阿姆斯特朗酒馆喝了杯咖啡。我在吧台和别人聊天，考虑要不要多待一会儿，但到了八点半，我逼着自己出门过街，走下楼梯，参加戒酒会活动。

发言者是个家庭主妇，丈夫每天去办公室上班，孩子去学校上学，她就喝得自己精神恍惚。她说她的孩子好几次发现她躺在厨房地板上不省人事，她说服孩子相信她在练瑜伽，对腰背有好处。所有人哈哈大笑。

轮到我了，我说：“我叫马特。今晚我只想听你们说。”

凯文·斯茂酒吧开在莱诺克斯大道的一二七街路口。狭窄的店堂里，吧台纵向占据了一面墙，对面是一排卡座酒桌。最里面是个小小的乐池，台上有两个深色皮肤的黑人，他们剪着贴头皮的短发，戴角质框的墨镜，穿布克兄弟牌的正装，演奏安静的爵士乐，一个坐在小型立式钢琴前，另一个用鼓刷扫钹。他们从打扮到音乐都像半个世纪以前的现代爵士四重奏[1]乐队。

我很容易就能听见他们的演奏，因为我刚跨过门槛，店里立刻变得非常安静。酒吧里只有我一个白种男性，所有人都放下手里的事情，长时间地凝视我。店里有两个白种女性，她们和几个黑种男性坐在卡座里，还有两个黑种女性占据了一张酒桌，男人有二十几个，肤色各异，唯独缺少我这种的。

我走到最里面，钻进男洗手间。一个块头足以打职业篮球赛的男人在梳他拉直了的头发。发油的香味和大麻的呛人怪味争奇斗艳。我洗好手，然后在热风烘手机下搓了几下手。我出去的时候，高大男人还在整理头发。

我从男洗手间里出来，店堂里的交谈再次戛然而止。我走向门口，放慢脚步，让肩膀左摇右晃。乐手我说不准，但除了他们，我猜房间里每个男人都因为重罪被捕过至少一次。皮条客、毒贩子、赌棍、地下彩票。大自然优胜劣汰下的贵族。

从门口开始数第五张高脚凳上的男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花了一秒钟才想起来他是谁，因为几年前我认识他时，他的头发是拉直的，但现在被做成了某种改造过的爆炸头。他穿着酸橙绿色的套装，鞋皮来自某种爬行类动物，搞不好是什么濒危物种。

我朝店门摆摆头，从他身旁走过，出去了。我在莱诺克斯大道上向南走了两个门牌号，站在路灯下等他。两三分钟过后，他走出酒吧，吊儿郎当地晃过来。“哎，马修，”他说，抬手要和我击掌，“兄弟最近可好？”

我没和他击掌。他低头看看手，抬头看看我，翻了个白眼，夸张地摇摇头，双手拍在一起，就着裤腿蹭了蹭，然后放在他细长的腰杆上。“好久不见，”他说，“下城区你爱喝的牌子卖完了，还是你非要跑到哈莱姆来上男厕所？”

“罗亚尔，你似乎混得不错嘛。”

他颇为自得。他叫罗亚尔·沃尔德隆，我以前认识一个傻乎乎的黑人警察，他先叫罗亚尔为同花顺，后来变成冲马桶，最后叫他茅坑[2]。他说：“哎，做点小买卖嘛。你知道的。”

“我确实知道。”

“做生意童叟无欺，你永远不愁吃穿。这是我老妈教我的格言。马修，你来上城区干什么？”

“找一个人。”

“也许你已经找到了。你最近不当警察了？”

“都出来好几年了。”

“你想买什么东西吗？你要什么，愿意花多少钱？”

“看你卖什么了。”

“差不多什么都卖。”

“和哥伦比亚人的生意还好做吗？”

“我操!”他说，一只手扫过裤子前面。我猜他酸橙绿裤子的腰间别着一把枪。凯文·斯茂酒吧里有多少人，很可能就有多少把枪。“哥伦比亚人没什么不好的，”他说，“但你绝对别动耍他们的念头。你来这儿不是为了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