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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 任生命之风四面吹拂（第1页）

苏东坡：任生命之风四面吹拂

去年八月，我在四川阿坝。高原的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我们一行三人被晒得像三个康巴汉子，鼻子和脑门都开始脱皮。我们边笑边互相拍照，拍着彼此陌生又好笑的模样。当我笑嘻嘻地把照片发进家族群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任何改变姥姥都看不到了。无论我是晒黑了，变老了，都已经不再是她离开时的样子。即使今夜入梦，她能认出我吗？

于是在姥姥离开的两年之后，我突然就懂了苏轼写的“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我想这样的瞬间，是文学带给我们的很宝贵的东西。诗人用自己的一生写下遥远诗篇，与今日的你我肝胆相照，哪怕相隔千百年，也好像隔空拥抱了一下，那么亲切。

讲苏轼的诗的这一篇，以写作顺序来说，是这本书最后动笔的一篇。有关东坡先生的研究作品不计其数，他是如此广泛地被大家所熟知和喜爱。那么东坡先生何以动人呢？我认为，他不是很多作品中描述的完美圣贤的形象——那使他看起来像一个齐物爱人、乐观豁达的文化商品。他伟大的长衫之上，也有虚荣的小口袋；他坚韧的同时，也曾口无遮拦；他满怀理想，却也有才子的傲慢。他像你我一样，有自己的隐晦和洁白，在生命跋涉的过程中，学着用儒家的克己、道教的超脱、禅宗的空观万物，为我们制造了一个空间，安放那些不尽如人意的人生片段。

德国古典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曾扪心自问：“如果生活纯属劳累，人还能举目仰望说：我也甘于存在吗？”随后，他自问自答：“是的！人类虽然充满劳绩，但依然诗意地栖居于大地。”

我想这就是苏诗的鲜活，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不期而遇。

乐尽天真

苏轼，北宋景佑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于蜀地的眉州眉山。说苏轼之前，我想先说说他的家学渊源。

苏家，虽算不上名门世家，落籍于眉山也有三百多年之久，是远近闻名的乡绅。苏轼的爷爷苏序，是乡里的长老，为人古道热肠，颇富游侠精神，平日里经常惩恶扬善，还曾在饥年用自己家攒下的粮食救济十里八乡。苏序老先生的二儿子，也就是苏轼的二伯苏涣，在二十四岁时考中了进士，这可是苏家几代以来的第一位进士，轰动了整个蜀地。有一天苏序老先生正和村里的老朋友在田埂上喝酒、吃牛肉、聊天，有人大老远给他送来了诰封文书。老先生看了一遍，一言不发地把它塞进自己随身带的布袋里，打算起身入城。他刚站起来，发现刚才的牛肉还没吃完，旋即抹抹嘴，把剩下的牛肉也细细打包好，放进布袋，骑上驴就走，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引得路人看了也忍不住发笑。这份率真与淡泊，无疑也“遗传”给了苏轼几分。

苏轼从小健康聪明，十岁就能提笔作文章。他的童年，是和小他三岁的弟弟苏辙（字子由）一同度过的。他们一起爬高上低，一起读书、闯祸，深深根植于彼此的生命中。有人统计过，苏轼的诗词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子由”，足足有两百多次，像什么《和子由渑池怀旧》《和子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等。还有我们最熟悉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里，也有“兼怀子由”，可见中秋佳节时，他也最最想念子由。二人也曾在意气风发少年时许下“功成身退，夜雨对床”这样既豪迈又浪漫的约定。

苏轼十九岁时娶了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之的女儿王弗为妻。王弗贤良恭俭，将苏家大事小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尤其是照顾婆婆程夫人时，更是仔细耐心，知冷知热。王弗常伴青年苏轼一起读书，冰雪聪明如她，很多时候苏轼都忘了的诗书内容，她还能在一旁提醒。嘉祐二年（1057），二十一岁的苏轼凭《刑赏忠厚之至论》被欧阳修大为称赞，在会试中得了第二名，高中进士。同年，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卒。程夫人温柔敦厚，常教导苏轼苏辙两兄弟要懂得推己及人，不许他们伤害小动物，这部分教诲组成了苏轼善良的底色。

为母丁忧三年后，嘉祐六年（1061），二十五岁的苏轼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王弗陪着他一起去凤翔赴任，她谨言慎行，见微知著，二十多岁的苏轼避免不了锋芒毕露意气用事，她便在旁小心观察，帮着苏轼辨析人情事理，给出自己的建议。同甘共苦十年，她始终像一座温柔宽厚的港湾，苏轼事事都有她能商量和依靠。

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年，王弗留下他们七岁的儿子撒手人寰。

后来又过了十年，当年的毛头小子慢慢成熟，独自面对起残酷的人心和风雨。在苏轼三十九岁的某个夜晚，他梦见了十年前去世的夫人和那段乐尽天真的青春岁月，世殊时异，不觉泪已千行。他遂作千古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行云流水，就像那夜的眼泪一样满溢而出，顺流而下。心里的声音是最能打动人的，字字句句都是生命的注解。

经历过的人自然就懂了。

西湖虽好莫吟诗

熙宁元年（1068），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适时外患严重，朝廷内外散漫成风，民穷财尽，急需振奋求变。王安石行事果敢，他决心变法，推行一系列新政，以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颇有一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气势。果敢的另一面，是不可避免的独断专行。新政的重点目标是富国，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不惜以重典、刑赏等强制力量来推动新政的实施。

包括苏轼在内的司马光一派对新法持反对意见，觉得一切操之过急。他们认为，王安石属于顶层官僚，不太能看得到人间疾苦，一系列变法新政不过是把百姓兜里的钱变成国家兜里的钱。王安石和司马光两派就像是共同管教孩子的两位教育理念不同的父母。“新党”认为“棍棒之下出孝子”，想要琢木成材，必须严苛；而“旧党”信奉“人之初，性本善”，主张以循序善诱的道德力量来感化孩子。这样的分歧，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哪能精准量化地评判出对错呢？

苏轼当时不过是个八品闲官，却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奋不顾身。他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等，一次又一次地明讽暗谏。这期间当然少不了遭人馋诬，也常有人劝他谨言慎行，以免惹祸上身。苏轼答：“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果不其然，熙宁四年（1071），苏轼遭人弹劾，于是自请离京，被出为杭州通判。好友文同为他作诗送行，还特意叮嘱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西湖虽美，你可别胡乱作诗啊。

熙宁七年（1074），天下久旱，接连十个月滴雨未下。一时间饥民遍野，流民千里。宋神宗内心不免有些犯嘀咕，王安石劝说，“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逢，但当益修人事以应之”。

正当宋神宗忧心忡忡之时，一幅郑侠绘制的《流民图》被悄无声息地呈上，画中的百姓流离失所、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神宗看后一夜未眠。再加上光献太皇太后也极力劝阻，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开始反思自己一直以来支持的变法是不是错的，遂下令免除青苗法等新政条制。

就这样，初见成效的王安石变法被皇帝一道圣旨叫停，王安石旋即孤身罢相。

此时的苏轼在杭州任满三年，为了离弟弟苏辙近一点又改任密州知州。他在密州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气象恢宏，给词这一文体注入了豪迈之气：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在密州任上，苏轼见到了太多令他于心不忍的景象，蝗灾、穷凶极恶的匪寇、因太过贫穷无力抚养被丢弃的婴孩，百姓的苦统统走进了他的心。他遂作《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二》，记录他在密州的岁月：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

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