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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1页）

第三章

塔哈米对他的妻子窝了一肚子气：她的鼻子流血了，鼻血滴得庭院里到处都是。他叫她拿一块湿布片塞住鼻子，但她吓坏了，好像没有听见丈夫的话；她只是低着头在庭院里来回走着。门里边有一盏煤油灯闪烁着光芒，塔哈米躺在垫子上，可以看到她那双涂着红甲油的脚，带着沉重的脚镯，在他面前拖着脚步走来走去。雨断断续续地下着，但她似乎没有注意到。

这是婚姻生活中最糟糕的场景：除非你有钱，否则一个男人永远不能在自己的家里独享清静；总有一个女人的肉体在他眼前晃动，当他看够了的时候，他就不想总有这个东西没完没了地提醒着他。“噢，我的上帝！”他大喊一声，“你至少要关上门！”在隔壁房间，婴儿开始啼哭起来。塔哈米等了一会儿，看金扎会怎么做。她既没有关上门，也没有去隔壁房间安慰儿子。“去看看儿子怎么了！”他吼道。接着他哼了一声：“安拉！”将一个垫子放到自己的肚子上，扣住双手放在垫子上，希望能睡个晚饭后的小觉。他想，要不是为了他的儿子，他早就把她送到她该去的地方了，送她到里夫[4]她的娘家去。那样他就至少能为自己的未来铺平道路：重新被他的兄弟们接受，再次回归大家庭，与他们住在一起。

他从来就认为，阿卜杜勒马利克和哈桑将他赶出家门是不公正的。作为他们的弟弟，他当然只得接受他们的安排。但他自然是不那么心甘情愿的。他总觉得他们是出于怨恨才这样做的，于是他也怨恨他们。他犯下了不可宽恕的过错：对别人说他们的坏话，说他们吝啬和****，这样一来他童年时代的所有好友都渐渐疏远他了。人人都知道他喝起酒来了，从十五岁开始就是这样：单凭这一条，在丹吉尔的穆斯林上层社会来看，他就有充足的理由被驱除出贝达奥维家族的宅邸了。但是这还不构成他的朋友疏远他的理由。问题是，塔哈米是个做错事的天才；与他所熟悉的一切断绝关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团糟，好像这能让他得到变态的、苦涩的快乐。他的这桩毫无理智的婚姻——他的妻子，那个山里姑娘大字不识一个——显然是针对他兄弟的复仇行为。当他在艾姆萨拉赫租下那间一般只有苦工和用人才会住的肮脏小屋时，他一定在心里嘲笑他的两个兄弟。现在他不仅喝酒，还肆无忌惮地在公众场合喝，在奇科市场的各个咖啡馆的露台喝。他的兄弟甚至还听说——虽然不知道可信度有多高——有人好几次看到他坐火车去卡萨布兰卡。这样的行为只意味着一件事：他在走私什么东西。

塔哈米现在的朋友都是新近结识的，他与这些新朋友谈不上有多少交情。其中的两个朋友是法语学校的教授，都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在谈话中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抨击法国人的机会，不断抛出诸如“帝国主义统治”“泛伊斯兰文化”“自治”这类的术语。他们极其痛恨一个不正当的当局滥用权力，这一点深深触动了他的同情心。他觉得自己与他们是一路人，虽然他并不完全理解他们的论调。正是这两位教授给他出了主意，让他经常去法国区（完全没错，他是在做小小的走私生意），把自来水笔和手表带到那里，高价出售，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他们认为，从法国海关走私出去的每一个法郎，都是钉在法国经济这口棺材上的一颗钉子；到最后，利奥泰[5]的追随者将被迫放弃摩洛哥。每一次旅行结束，看到自己的口袋里又多了几千法郎，他心里总是很开心的。

他的另一个朋友是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个朋友也赞成走私，但只是出于道义的原因，因为他认为必须坚持摩洛哥的统一性，不能接受欧洲人将其随意划分为三个殖民区的做法。他认为，要采取行动来反对欧洲人，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在他们的机构中播撒混乱的种子，用看似非理性的行动来扰乱他们。至于穆斯林，他认为必须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所遭受的耻辱和痛苦。他经常去拉巴特[6]看望家人，每次去总是带上一大串香蕉，因为丹吉尔的香蕉要便宜得多。当火车到达苏克艾尔阿巴[7]的时候，海关官员总会争先恐后地扑上来争抢这些香蕉，为此他总要扯着最大的嗓门对他们喊：这些香蕉是带回家给他生病的孩子吃的。这些海关官员看到很多本地的乘客很感兴趣地围拢过来，便压低了声音，摆出一副友好的姿态，尽量不让别人知道他们是在争吵。他能说一口标准的法语，总是使用彬彬有礼的语言，但是抗议的声音还是很大。如果看到那些官员为了息事宁人而放过他的香蕉的迹象，他就会不知畏惧地悄悄骂他们几句——其他乘客不会听清楚，但法国人听了一定会勃然大怒的。这时他好像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抓着香蕉把，把香蕉一个一个分开来，招呼四等车厢的乘客（大多是淳朴的柏柏尔人）过来吃，悲伤地说，既然他病中的孩子不能吃到这些香蕉了，那就把它们分给同胞们吃吧。于是四五十个身穿白袍的男人蹲在站台上吃起了香蕉，向这个家有病孩的父亲深表同情地摇着头，向法国人瞪起了大大的眼睛，眼里满含责备的眼神。唯一的问题是海关官员的人数太少，所以他们一次又一次落入陷阱。但是现在这些官员很了解他的那一套手段了，当他上一次带着香蕉过去的时候，他们就干脆对香蕉视而不见了。塔哈米听到这里，便问：“那你就带着香蕉顺利通关了？”“是的。”他的朋友带着沮丧的表情说。“那太好了。”塔哈米高兴地说。这个市政工作人员看着他。“你违法了。”他大声说道。“他们当然知道。但他们什么也不敢做。你赢了。”“我想你说得对。”那个人说，但他不清楚塔哈米是不是完全明白这样做的意义。

塔哈米睁开了眼睛。他只睡了五分钟，还以为自己睡了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他妻子拿走了煤油灯，房间里一片漆黑。通往露台的门开着，他听到雨水噼里啪啦地打到了瓦片上。接着他意识到婴儿还在啼哭，哭得很累，很让人可怜。“闭嘴——”他轻声地、恶狠狠地骂道。他在黑暗中猛地跳下床，穿上拖鞋，摇摇晃晃地走到外面的雨中。

煤油灯放在隔壁房间了。金扎抱起了孩子，笨拙地搂在怀里，准备给孩子喂奶。鼻血依然顺着她的脸流下来，从下巴慢慢地滴下来，落到了婴儿的衣服上。他走到她身边的时候，看到一滴鼻血正滴到了婴儿的脸上，落在婴儿的嘴唇上。只见那小舌头小心翼翼地伸出来，把血舔进了小嘴里。看到这里，塔哈米简直气疯了。“太不像话了！”他大叫一声，一把抓住婴儿，猛地从她手里夺了过来。孩子尖叫起来。他小心地把孩子放到地上，拿起一块旧手帕，站在门口，把手伸进雨中。过了一会儿，他把这块完全淋湿的手帕扔给了妻子。她的鼻血已经滴得到处都是了：床垫、坐垫、地板、茶桌上的铜托盘，甚至还滴到了一个玻璃茶杯上——看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太恶心了。他拿起那个小玻璃杯，扔到了外面，只听哗啦一下摔碎了。现在，他很想离开这个房子。雨好像越下越大了。“真是糟糕透了。”他想。不管怎样，他都要离开这里。他从墙上的钉钩上取下雨衣，穿上鞋子，一句话也没说，走出房门，来到了街上。当他在身后关上门，他才注意到，外面不仅大雨倾盆，还狂风大作。

天已经很晚了。他不时会碰到一个行色匆匆的男人。他把整个脸藏在雨衣的风帽里，低着头，眼睛盯着地面。艾姆萨拉赫的街道是没有铺过石头的，在往大道走的路上，泥水不断溅到他的身上。在大雨中，孤零零的一辆车子正小心地往前开着，不断地按着喇叭。

他路过法国领事馆，走在馆前低垂的橡树枝条下，穿过了法兰西广场。巴黎咖啡馆和法国小酒馆都关门了。城市里空无一人。大道两旁只剩下了两排昏暗的街灯，远远地汇入深深的夜色之中。他想：欧洲人就是这样，天一下雨，就怕淋湿衣服，就失去行动的勇气，从而取消所有的计划。他们行事谨慎有余，**不足；他们心中的恐惧战胜了欲望。大多数欧洲人除了赚钱，没有真正的欲望，而赚钱也只是他们的一个习惯而已。即使有了钱，他们也不把钱用于特定的目的。这是让他难以理解的地方。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总是知道；而他的同胞也是如此。大多数穆斯林只要求在宰羊节得到三只可以宰杀的公羊，在先知诞辰日和开斋节时能为家人置办新衣。这些要求并不高，但是很明确，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得到的。但是，当他想到摩洛哥人时，还是免不了要鄙视他们。他无法容忍他们的无知和愚昧。如果他上一口气在诅咒欧洲人，下一口气一定会诅咒摩洛哥人。没有人能逃过他的诅咒，连他自己也不能，那是因为他最恨他自己。但是幸运的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梦想是拥有一艘快艇：如果真正要把走私生意做成功，那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这一刻，他很想去奇科市场的丁吉思咖啡馆，喝一杯加白兰地的咖啡。他拐进锡亚琴斯大街，大步向山下走去，穿行在换钱摊位之间，经过了西班牙教堂和拉法亚特美术馆。前面是一个广场，周围咖啡馆里的汽油灯从四个方向亮着光，将广场照得亮亮的。不管白天黑夜，不管什么时候，咖啡馆总是开着，总是挤满了男人，低沉单调的聊天声弥漫在整个市场。但是今晚，暴风雨将广场扫**一空。他爬上空无一人的露台，推门进去，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了下来。丁吉思咖啡馆俯瞰着整个广场，从这里往下看，可以看到其他所有的咖啡馆。有人把几乎一整盒的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8]留在了桌子上。他脱下雨衣，朝侍应生拍手示意。他里面的衣服也湿了，好多雨水顺着他的脖子流了下来，他的膝盖以下都湿透了。

侍应生来了。塔哈米点了他要的东西。然后指着桌上的香烟，问：“这是你的？”侍应生茫然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皱着额头，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他对塔哈米说，他觉得这张桌子有人占了。就在这时，一个男人从洗手间出来，朝塔哈米走来，塔哈米不由自主地站起身，赶紧坐到别的地方去。这个男人走到桌边，比画了几个手势，示意塔哈米坐在老地方好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说，“坐在那里不要动了。”

塔哈米小时候学过英语，因为他父亲一再要求他学。那时候父亲经常在家接待各种英国客人。现在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只是口音有点重。他对那个男人表示感谢，接过了对方递过来的一支烟。接着塔哈米问：“您是英国人吗？”这个男人在这个时间还在这一带出现，这是很不寻常的，特别是今天天气这么糟糕。

“不，我是美国人。”

塔哈米上下打量着他，问他是不是刚从船上下来，他想这个美国人一定会问他妓院怎么走吧。塔哈米紧张不安地扫了一眼咖啡馆，看看里面有没有他认识的人。他不能让别人烂嚼舌头，说他变成了一个向导：在丹吉尔，没有比这更卑微的职业了。

美国人不无歉意地笑了起来，说：“是的，我想你可以说我刚从船上下来。我是刚刚下了船。但是要是你以为我是一个船员，那就错了。”

塔哈米这下放心了。“你住在酒店里？”他问。美国人说，是的，脸上显出一丝戒备的神情，所以塔哈米也就没有追问他住在哪一家酒店，虽然他很想这样问。

“丹吉尔有多大？”美国人问塔哈米。塔哈米也不知道。“来这里的游客很多吗？”这个塔哈米知道：“没什么游客。战争结束之后没有人再来这里了。”

“我们喝杯酒吧。”美国人突然说。“嘿，这里！”他身子向后靠去，转头看着侍应生，“你也来一杯，好吗？”塔哈米同意了。

美国人这才带着热情的目光看着塔哈米：“别傻坐在这里，像两个木头人似的，那有什么意思？”

侍应生过来了。塔哈米还不清楚这个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有多少钱，能买得起什么。“你要什么？”他问。

“白马[9]。”

“好的，”塔哈米说，“我也一样。”虽然他并不明白美国人点的是什么。

这两个男人坐在那里相互对视着。就在这个时刻，他们相互产生了同情之心。但是男人之间有相互不信任的传统，因此他们必须首先找到一个相互同情的理由。

“你是什么时候到丹吉尔的？”塔哈米问。

“今晚。”

“今晚，第一次来这里？”

“没错。”

塔哈米摇了摇头。“做一个美国人，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他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

“是的。”戴尔不假思索地答道。他从来没有想过，不做美国人，做别国人，该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做美国人，似乎自然而然就是这个样子。

威士忌来了。他们喝了起来。塔哈米做了一个鬼脸。戴尔又点了一杯。塔哈米半心半意地表示要付钱，但还没等戴尔说完第一声“不”，他就很快将钱塞回自己的口袋了。

“这是什么咖啡馆，什么咖啡馆！”戴尔摇晃着脑袋说。这时，两个男人走了进来。他们留着黑色胡须，头上裹着很大的土耳其头巾；像其他人一样，他们很快就完全沉浸在没完没了、吵吵闹闹的谈话中。“他们就这样坐在这里说一个晚上？他们在谈什么？什么事能让他们说这样长时间？”

“你们在美国一般谈论什么事？”塔哈米微笑着问。

“在酒吧里，我们一般谈论政治，如果要谈的话。大多数时候只是闷声喝酒。”

“在这里，什么都谈：生意、女孩、政治、邻居，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话题。”

戴尔喝光了杯中的酒。“我们在谈论什么？”他说，“我好像他妈的不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