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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 要留清白在人间（第1页）

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石灰吟》

一首以物喻人的《石灰吟》抒发了一代忠臣的一生所求，这首诗作于于谦十六岁时。当时的于谦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岳飞的英雄事迹，所以也立志要做一个无愧于家国之人。巧合的是，于谦几乎重走了一遍他偶像的路，于谦和岳飞两人同封少保，同样因为抵御外敌入侵而名扬四海，同样因为忠诚而获罪，最后都是因此而死。

我们每每读到这两位民族英雄的事迹，都会感慨一句“忠臣不得好报”，他们因为自身忠诚而身居高位，为国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因为忠诚最后都没有得到善果，在他们本应施展才华的最好年华时，离开了我们。

对于于谦的一生，我们随便找一找就能获得非常翔实的资料。单从史书的记载去看一个历史人物未免过于无趣，所以今天准备和大家从于谦的文学作品以及一部明朝的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结合于谦的生平来聊聊这位民族英雄。

文天祥转世

我们普通人出生，都是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呱呱坠地。作为民族英雄形象出现的于谦，在以他为主角的小说中，自然是要异于常人，进行一些艺术加工的。这些加工不仅是作者的想法，同样也是那个时代的百姓对于谦的幻想。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部明朝万历年间的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中，看到当时民间对于谦的一个想象。

据说于谦是文天祥的转世。民族英雄文天祥死后成了神，一直受到中华儿女的敬仰，而于谦的祖父就是这许许多多的人中的一个。于谦的祖父不仅是在心里崇敬文天祥，更是把文天祥供奉起来。也因为这一层关系，在于谦的母亲身怀六甲时，文天祥托梦给于谦的父亲，说他愿意作为于家的子嗣。于父梦到自己父亲的偶像，哪还有不答应的，在梦里便答应了下来，之后于谦便出生了。

在这部小说中，不仅是开头的描述，在文章的回目中也能看出作者的寓意，作者的这种想法，其实也是百姓的想法。小说中的于谦就是应百姓的愿望而生的。

这不仅和于谦生前的行为相关，也是百姓对万历年间社会问题申诉无门的一种愿景。

小说中把文天祥塑造成了死后成神的形象，然后由神降生为于谦，这其实就是把于谦当成当朝的文天祥，是当朝百姓对于谦最真实也是最客观的综合评价。

如此人物是如何长成的呢？

民族英雄的早年

于谦祖上世代官宦，据于谦之子于冕《先肃憨公行状》及于谦同僚王直《侍郎于公墓表》记载，于谦祖上从八世祖开始，直到四世祖于夔，均在今山西、河南等地做官，五世祖于伯仪和四世祖于夔分别被追封为河南郡侯、河南郡公。曾祖父于九思曾拜杭州路总管，但到了父亲于仁之时，“幼孤贫流落”，隐德不仕，于是作为长子的于谦，便承担起了重振门楣的重任。

只是这些书并不是以写史见长，许多事情也是作者道听途说，所以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谁也不知道。但我们能从这些书中看到，于谦在整个中国都是有足够高的人生境界。许多年后，于谦在《忆老婢》的诗中，也写到了自己少时求学的经历。而后在十五岁时考取了钱塘县儒学生源，进入吴山三茅观潜心学习，开始接受正规的儒学教育。

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于谦还拥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特别是他从小就以古代的仁人志士作为学习的榜样。于谦特别崇拜“宋末三杰”之一的文天祥，甚至将文天祥的画像悬挂于房内。在其同僚叶盛的《水东日记》中就有相关记载，说是郎中张遂有一幅文天祥的画像，后来将这幅画送给了于谦，听说于谦数十年如一日地将这幅画像挂在屋内。可以说，于谦之所以如此珍视这幅画像，其实客观地反映了他是以文天祥作为自己的目标去努力的。

另外像诸葛孔明这种被后世文臣所敬仰称颂的忠贞名臣，也同样是于谦欣赏和羡慕的对象。对于于谦一生的评价也可以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于谦自己写过的一篇《过南阳挽孔明》中，于谦就曾表达了自己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甚至可以说，明代整朝对诸葛亮的评价都非常高，于谦受此影响，也成了万千迷弟中的一人。

于谦在多年儒学的教育和这些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浸润下，形成了高尚的人格和品质，成了儒家经世致用学说的贯彻者，隐含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入世的意识。他做官三十余年，从监察御史到地方大员，直至成为朝廷支柱，一直夙兴夜寐，忠于职守，对百姓具有宽厚爱民的仁心。

鞠躬尽瘁

于谦的政途开始于宣德初年的监察御史一职，因在位时言谈举止皆为上上品，时任都御史的顾佐对于谦钦佩不已。在朱高煦谋反时（史称“高煦之乱”），于谦跟随宣宗朱瞻基亲征乐安。朱高煦出城投降后，宣宗命于谦数落朱高煦的所有罪状，事后得到了宣宗的奖赏。

于谦因为在“高煦之乱”中的优异表现，被任命为河南、山西巡抚。在任时他为官清廉，秉直不阿，对当地的水灾、旱灾皆据实上报。于谦的清官形象在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中被有意地夸张进行了许多艺术化的处理。这些艺术上的处理方式，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于谦出任地方官时政绩卓著，在百姓心中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于谦仕途真正的开始正是在出任地方官时，因为同时期的各级官员都以国家利益为先，以百姓社稷为先，才有了后世对这段时期“仁宣之治”的评价。

正统年间，他曾上疏谈论关于地方贫困户发放粮食补助的问题，英宗朱祁镇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地方上水灾治理方面，于谦也是出力甚多，对于河南靠近黄河附近的堤坝决口问题，提出了实用的解决方式。正统初年，以“三杨”为首的官员对于谦非常器重，对于谦上报的奏章，当天就能批复许可。可于谦“两袖清风”的做派与当时的官场格格不入，也得罪了不少人，但因为朝中有“三杨”的照拂，再加上于谦的政绩斐然，当时朝中并没有人会公然与于谦对立。

可“三杨”陆续离开后，内阉王振开始干政，朝中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朝臣。王振对朝臣实行了高压政策，以一点小事为由头就能将朝廷大员下狱。于谦原本就是刚正不阿的性子，一直以来不愿自甘堕落，得罪了许多阿谀奉承、贪赂行贿之辈。得罪了这些人，无论于谦有没有过错，都不可避免地会被安上“莫须有”的罪责，于谦便因此下了狱。但王振察觉到这次事件实在出师无名，牵强附会，便很快将于谦放了出来，但总不能直接官复原职，所以将于谦贬为了大理寺少卿。

可这一决定惹得当时许多官员不满，甚至传到地方，地方百姓也不愿意他们的“青天大老爷”受此不白之冤，便有许多官员得知此事后上疏谏言，希望能让于谦官复原职。甚至明朝朱氏宗亲中也有许多人持有这种想法。在巨大的压力下，于谦还是官复原职，再任巡抚。

北京保卫战

于谦一生最高光的时刻，也是成就其身后名的时刻，便是“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

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因为边防吃紧而调入京师的于谦，出任兵部侍郎。这时距离土木堡之变不过一年的时间，边关将士多年未得训练，军饷又发不出来，在蒙古瓦剌的铁骑下，明朝军队一触即溃，完全不是蒙古铁骑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