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第八章 虚假和谐的辅助手段（第1页）

第八章虚假和谐的辅助手段

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去掩盖，直到撒谎之人被紧缚在由谎言织就的网中无法脱身。这种情形屡见不鲜。个体或群体如果缺乏对问题寻根究底的决心，那么在生活中便随时可能遭遇这类事情。表面的修补或许也有点儿用，但是它会产生新的问题，这就需要找到另一种权宜之计来应付。神经症患者在试图解决基本冲突时就处于这样一种局面。在解决基本冲突时，神经症患者身上并没有出现任何有用的新东西，尽管当前的情况发生了巨变，但最初的问题还是会冒出来。神经症患者所做的只是身不由己地在一个虚假的解决方案上再叠加一个虚假的解决方案。如我们所见，他可能会试图突出冲突中的某个方面，但他还是像之前一样处于分裂状态；他可能干脆完全自我孤立，虽然冲突被他从生活中驱除，暂时不能影响他的生活，他却令自己的整个生活岌岌可危；他创造了一个胜利的、人格统一的理想化自我，但同时也制造了一条新的裂隙；他试图通过把自我从内心战场中消除掉的方式来填补那条裂隙，结果却陷入了更加难以忍受的困境。

这种平衡状态如此不稳定，以至于患者需要采取更多措施。于是他会求助于许多无意识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盲点作用、隔离作用、合理化作用、严格的自我控制、自以为是、捉摸不定、愤世嫉俗等。我们不打算逐一探讨这些现象，因为这会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我们只说明患者在应对冲突时是怎样运用这些措施的。

神经症患者的实际行为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差别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很奇怪患者自己居然看不到这一点。事实上，他不仅看不到，哪怕是那些矛盾就出现在他眼前，他也浑然不知。这种盲点作用是最为明显的矛盾，它最先使我注意到了冲突的存在以及相关问题。比如，有一个患者，他具有顺从型的所有特点，认为自己是个耶稣式的大好人，有一次却很随意地跟我说，他恨不得在员工会议上动下手指把那些同事一个个全给毙了。诚然，诱发这种象征性杀人行为的毁灭性渴求在当时是潜意识的，但重点是，在他心里，被他戏称作“游戏”的这种杀人思想，一点儿也不影响他圣徒般的理想化形象。

还有一个患者是位科学家，他认为自己献身于科学，是所在领域的革新者。但在决定应该公开哪些研究成果时，他的动机纯粹是想碰运气，只发表那些他认为会得到最大反响的论文。他并不试图掩饰这一点，而是非常自愿和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就像上文描述的那个患者一样，他完全不清楚其中的矛盾。与之相似，有这样一个人，他在理想化形象中是非常善良与坦率的，即使是拿一个姑娘的钱去花在另一个姑娘身上，他也觉得没什么不妥。

很显然，在上述的每个案例中，盲点作用的功能都是使患者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冲突。令人惊叹的是，这种情况发生的范围是如此之广，因为这几个患者不仅有文化，而且还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对于这种现象，仅仅说所有人都倾向于不理睬那些不想看到的东西，这种解释显然不充分。我在此补充一句：我们对事物视而不见的程度，取决于我们这么做的兴趣有多大。总而言之，这种人为的盲点作用直接表明了我们是多么不愿意承认内心冲突的存在。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对前面说的那种显而易见的矛盾熟视无睹呢？事实上，如果没有某些特殊条件，这的确是不太可能。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对自己的情感经历过于麻木。另一个条件也曾被斯特勒克指出过，即在生活中对什么都分得很清。斯特勒克也描述过盲点现象，他还谈到了逻辑严谨的分隔与隔离。然而实际上，患者在对待朋友和敌人、家人和外人、工作和个人生活、身份较高者和身份较低者时都分得一清二楚。所以对神经症患者而言，这个范畴内的事与另一个范畴内的事根本矛盾不起来。只有在患者由于冲突而丧失了统一感时，他才可能以这种方式生活。因此，分隔与隔离只是一种因为不愿看到内心冲突而使自己的人格冲突分裂的结果。这个过程与理想化形象中的情况并没什么不同：矛盾依然存在，但冲突已然遁去。很难说是理想化形象导致了分隔与隔离作用，还是分隔与隔离作用导致了理想化形象。不过，看起来分隔与隔离的生活方式更为根本，可以认为它是理想化形象产生的原因。

想搞清楚这种现象，必须考虑文化性因素。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人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螺钉，对自我的疏离几乎比比皆是，人的价值本身也一落千丈，并且由于在我们的文明中有着数不清的严重矛盾，道德感的麻木便较为普遍。道德准则如此令人不屑一顾，以至于当我们看到今日虔诚的教徒或慈爱的父亲在明日却有着江洋大盗的行径时，竟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奇怪。我们在周围也找不到什么内心完整、人格统一的人来衬托自己的分裂状态。

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并没在意道德价值，因为他把心理学看成一门自然科学，这使得他把分析治疗师变得跟患者一样，都对这种矛盾视而不见。分析治疗师认为如果自己有道德价值观或者是表现出了对病人道德价值观的兴趣，是一种非常“不科学的”行为。事实上，许多理论构想都承认这种矛盾，但这些理论也不一定只局限在道德的范围内。

合理化作用可以定义为通过推理过程达到自我欺骗的目的。一般认为，合理化作用主要是为了自我辩护，或者是为了使自己的动机、行为与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相一致。但这种看法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这暗示了生活于同一文明中的人都按照同一准则进行合理化，但事实上人们合理化的内容因人而异，用到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我们可以把合理化作用看作一种试图创造人为和谐状态的行为。在围绕基本冲突搭起的脚手架上，每块木板都在进行着合理化作用。患者的主导态度往往通过推理得以加强——他会减少或改变有可能使自己看到冲突的各种因素，以适应这种态度。这种自我欺骗的推理过程有助于粉饰人格，这一点在我们对比顺从型与攻击型个体时便显露端倪。前者把助人的欲望归结为自己的同情感，尽管他有很强的支配欲；如果这种支配欲太过明显，他便会将其合理化为对他人的关心。而后者在帮助别人时坚决否认自己有任何同情心，只是顺便为之。理想化形象总是需要大量合理化的行为为其提供支持：患者必须用推理的手段消除真实形象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差异。通过外化作用，患者用合理化手段证明这是由外部环境所造成的，或表明他不能接受的那些自身特征只不过是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自然”反应。

一些患者严格的自我控制倾向非常强烈，以至于我一度把它当作原始的神经症倾向。它的功能是作为一条堤坝，防范矛盾情感的泛滥。虽然它在最初常常是一种有意识的意志行为，但后来便逐渐变得有些自发了。那些表现出严格自我控制的患者不会允许自己被任何事情左右，无论是热情、性欲、自怜还是愤怒。在分析治疗过程中，他们很难自由联想；他们不会通过喝酒让自己情绪高涨，倾向于忍受疼痛而不是接受麻醉。简而言之，他在努力控制自己的一切自发性行为。这种特征在那些冲突十分外露的患者身上表现最为明显，这些患者没有采取任何一种有助于掩盖冲突的常见办法。他既没有给冲突态度中的任何一方以主导地位，也没有充分保持自我孤立来使冲突无法起作用，而是全凭理想化形象保持着人格整合的状态。显然，如果没有帮助他建立内心统一感的那些主要措施，单单靠理想化形象的凝聚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当理想化形象本身就包含了很多矛盾因素时，会尤其显得无能为力。那时，就需要用意志力去控制住那些矛盾性冲动。由于破坏性最强的就是由愤怒引起的暴力冲动，所以他就要用最多的精力来控制愤怒情绪。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愤怒由于被压抑，而积聚起爆发性的力量，反过来又需要更严格的自我控制来把它压制下去。如果患者注意到了这种过于严格的控制，他便会辩解说自我控制是任何文明人都必不可少的美德。他所忽视的是他的这种自我控制的强迫性。他身不由己地进行着严格的自我控制，如果这样还是起不到作用，他便会惊恐不已。他的惊恐可表现为对精神失常的恐惧，这就清楚地表明自我控制的功能就是抵挡人格被分裂的危险。

自以为是有两重功能，既能消除内心的疑虑，又可消除外界的影响。疑心重重与优柔寡断都是冲突未被解决的必然结果，它们足以严重到使患者做不了任何行动，在这种状态下，患者自然容易受到影响。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对自己真的非常确信，便不会被随意地摆布；但如果在一生中，每当站在十字路口时我们都不知道该走哪条路，那么，外部因素就会轻易变成其决定因素，哪怕只是暂时的力量。此外，优柔寡断指的不光是一种行为过程，也包括对自我、对自身权利与价值的怀疑。

所有这些不确定感都减损了我们应对生活的能力。不过，很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无法忍受这种不确定感。个体越是把生活看成一场残酷的战争，就越会把疑虑当成一种十分危险的弱点。个体越是自我孤立，越是坚持独立，就越会因为易受外界影响的特点而被激怒。我所有的观察结果都指向这个事实：攻击性主导倾向与孤独性倾向相结合最有利于形成自以为是的表现。攻击性倾向越是趋于表面，自以为是的表现便越强烈激进。患者是想通过武断、固执地宣称自己永远正确来一劳永逸地平息冲突。这个系统如此受到合理化作用的统治，以至于情感成了内心的叛徒，患者不得不仔细检查，严防它的发生。这样做或许可以获得平静，但那是一种坟墓式的平静。所以，不难想到，这类患者厌恶分析治疗，因为这可能会扰乱他所谓的有序画面。

另一种与自以为是几乎相反，但一样可以有效掩盖冲突的措施是捉摸不定。倾向于使用这种防御措施的患者常常像童话故事里的角色，如果你要捉他，他就变成一条鱼；如果他觉得自己的样子不安全，就变成一只鹿；假如猎人追上了他，他便化作一只小鸟飞走。你永远无法确定他们说过哪些话——他们要么否认说过这些话，要么跟你保证他们并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有使问题变得模糊的特异功能。通常不太可能让他们对某一事件表达一种固定的看法；即使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听者到头来还是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种令人捉摸不定的现象在他们的生活中也很常见。他们往往这一刻还凶神恶煞，下一刻又心生怜悯；这会儿还过分体贴温柔，过会儿又非常冷酷无情；在某些方面咄咄逼人，在某些方面却又自我谦避。他们先表现得咄咄逼人，然后又变成任人践踏的地垫，接着又会变回咄咄逼人的状态。在虐待了某个人之后，他们会懊悔不已，试图弥补，接着会觉得自己像个“傻瓜”，然后又会虐待他人。对他们来说，并没有真真切切的东西。

面对这类患者，分析治疗师如果感到十分困惑和沮丧，感觉无从下手，那他就想错了。这些患者只不过是还没采取我们习惯的统一行为方式：他们不仅没压制住冲突中的某个方面，也没树立起明确的理想化形象。那些试图通过压制冲突或树立理想化形象的患者与他们相比，所做的努力更有意义。因为无论结果有多么糟糕，这样去做的患者都会变得更加有组织，不会像捉摸不定型患者一样迷失方向。另外，如果分析治疗师认为冲突就暴露在表面上，无须去发掘寻找，认为这是一项非常轻松的工作，那么他也同样大错特错。有时他会发现患者反对把问题明朗化，这可能会使他感到挫败，除非他自己明白，那只不过是病人不想真正洞察内心的一种手段。

最后一种拒绝承认冲突的防御措施是愤世嫉俗，即对道德价值观的否定和嘲弄。每一种神经症都会在内心深处对道德价值观产生不确定感——无论患者如何固执地坚持自己所认可的特定标准。愤世嫉俗的根源有很多种，它的功能是否认道德价值观的存在，从而使神经症患者不需要搞清楚自己的实际信仰。

愤世嫉俗可能是有意识的，然后成为弄权者一贯捍卫的传统准则：一切皆是表象；你可以为所欲为，只要别被逮到就好；每个人只要不是完全的傻子，就是伪君子。无论在什么背景下这类患者都会对分析治疗师使用“道德”一词非常敏感，这跟弗洛伊德时代患者对“性”一词的态度一样。但是，愤世嫉俗也可能是无意识的，比如患者嘴上讲着流行思想，心里却将其封存了。患者虽然可能不知道自己受到愤世嫉俗的影响，但他的生活方式和他对自己生活的讲述却显示出他是以这种原则生活的。或者，他会在不经意间陷入矛盾之中，这就像有些人自以为看中诚实与正直的品质，却又嫉妒别人的诡计多端，并且恨自己在这些事情上“不在行”。在治疗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医生要适时地使患者充分意识到他的愤世嫉俗并帮助他理解这一点。另外，可能也有必要向他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应该建立起一套自己的道德价值观。

以上便是围绕着基本冲突的核心所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为了简明扼要，我把这一整套防御体系称作保护性结构。在每一种神经症中都有多种防御措施的结合；通常情况下每种防御措施都会出现，但是其作用程度会有所差异。

（1）　对于仅仅被环境因素压抑的普通人，哈利·爱莫森·福斯迪克的《做一个真实的人》（OnBeingaRealPerson）一书会很有帮助。

（2）　参见第十章“人格衰竭”。

（3）　引自《致死的疾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1年。

（4）　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诺顿图书公司，1937年。

（5）　因为个体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和个体对自我的态度这两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而在精神病学刊物中，有时会有观点认为其中之一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首要因素，这种观点显然站不住脚。

（6）　这个概念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首次提出，又在《精神分析新法》和《自我分析》中详细阐述过。

（7）　这里使用“类型”这个词，仅仅是为了简化对有着独特特征的个体的描述。我绝不是要在这一章和后面两章中形成一种新的类型学。虽然我们的确希望建立起一种类型学，但这需要有更广泛的理论基础。

（8）　引自拙著《自我分析》，诺顿图书公司，1942年。

（9）　参见第十二章“虐待狂倾向”。

（10）　弗里兹·维特尔，《神经症的潜意识幻象》，载于《精神分析季刊》，第八卷第二部分，1939年。

（11）　参见第十二章“虐待狂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