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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难违（第2页）

韩金科找到的第一位官方领导，便是时任扶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俊哲。王俊哲曾是他的老上级，交往甚厚。在中国，人熟事好办，即使是公事公办，也难免夹带些私交。这位周原才子并不迂腐，他自然深知这个道理。

当韩金科向王俊哲诉说了自己在法门寺的经历以及村民们奔走相告，呼吁修复宝塔的热情和决心时，这位领导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表示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为保护法门寺文物四方奔波求助。

韩金科的计划得到老上级的支持，自是热血奔流，激动不已，他很快将一份报告性的文件交王俊哲过目。王俊哲凭着自己多年为官的经验和处世哲学，认为一级一级上报是必要的，扶风县人大的顶头上级是宝鸡市人大，他们将报告删改一番后，一份申请拨款修塔的报告便正式诞生了。王俊哲是第一位以人大领导的身份，向宝鸡市人民代表大会打报告的人。

然而，就如同佛门弟子注定要经受千磨万击、历经劫难方能修成正果一样，要真正将修塔的计划得以实现，又谈何容易？王俊哲的一份报告当然是微不足道的。

这时的韩金科开始双管齐下，一边靠王俊哲不断地和上级保持联系，一边靠自己和宝鸡市文物局联系。每次去宝鸡，怀里总要揣上一份修塔的报告，想方设法递给文物局的领导。他的报告一次比一次显得焦躁难耐，一次比一次显得尖锐甚至刻薄和愤懑。十几年后，我们在采访时，从他的报告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法门寺真身宝塔建在我们祖先的手里，倒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我们如果不把它亲手修起，那是我们的耻辱！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人民的罪人！

出身于周原的韩金科，一心系着法门寺真身宝塔，不断为悬而未决的宝塔修建问题四方求助。在这宝塔倒塌的前一年，扶风县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来到法门寺搞文物普查，他发现真身宝塔的倾斜度已超过比萨斜塔的一倍半，由是判定此塔不久将会崩坍。这位工作人员怀着一种极为忧虑和焦急的心情，不断撰文呼吁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部门给予此塔以热切的关注——但是，当时没有一丝回音。一年后，一个强大的回音从天幕中传来，法门寺真身宝塔倒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韩金科连同周原父老的一腔热情，终于使有关部门为之动容，并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法门寺这座千年古刹重新注目。

1984年初，经有关部门批准，西北大学历史系、扶风县博物馆、周原博物馆等三家组成“法门寺联合调查组”，首次对宝塔废墟进行了清理，并在此基础上，就法门寺的历史及存留佛经、佛像进行了初步的鉴定和研究。当时的陕西省副省长孙达人及文物局领导陈金方、张廷皓等亲临现场考察了有关情况。

据联合调查组后来发表的《法门寺调查简报》称：这次清理工作，除了将倒下塔身的砖头集中保存外，还见到铜制塔顶，上铸有“明万历三十七年造”字样。塔顶内尚有一座一米高的小舍利塔，已断成四截，塔中有一红锦包，内装各色小宝石、红白珊瑚、琥珀、珍珠、红玛瑙、粗石珠、空心木质细枝（当为舍利）等佛教七珍。又有略作盾形的铜牌，中刻“万历三十五年七月造”，边刻“顺治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地大震，佛像跌落，十二年二月初七日重造，仍送上顶”字样。

清理中发现的《妙法莲华经》

在清理的经卷中，共发现宋刻《毗卢藏》[1]十六部残卷。从所留文字断定，这批《毗卢藏》的印刷时间当在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以后。在现存《毗卢藏》极其稀少的情况下，这次发现不仅丰富了中国珍藏，并为佛藏刊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与《毗卢藏》同时发现的还有《普宁藏》[2]三百九十六卷、《秘密经》三十三残卷，和朱子桥手书石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宋广静手书《妙法莲华经》、刘盥训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李秉鉴手书《佛说父母恩难报经》等。

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唐代铜造佛像、泥塑佛像，胸前印有“卍”字[3]的明代万历、崇祯年间造像二十二尊，以及民国时菩萨造像多尊。报告中特别强调，现存的半壁残塔，塔身裂缝明显，倾斜有度，恐难久存，但仍破青天、刺云端。经仔细观察，高层的佛龛中，尚有经、像压在边缘，肯定塔中还有文物遗存。据文献记载，塔之下建有地宫，藏释迦牟尼手指骨一节。又据参加过1939年维修塔寺的老人说，“曾见塔下有井，井下有宝物”，等等。为了抢救残塔中的文物，希望有关部门迅速落实保护法门寺工作计划。

法门寺塔中的宋版《毗卢藏》经书

塔中佛龛中所藏部分佛像

1984年7月31日，《西安晚报》首次发表了题为《法门寺发现宋元藏经等珍贵文物》的报道。8月2日，《陕西日报》也以此为题予以介绍。

两家报纸的分别报道，引起了国内新闻界的注意，新华通讯社及国内几家大报、电台纷纷对此事做了报道。

不久之后，时任文化部代部长的贺敬之、国务委员陈慕华、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等，分别来到法门寺调查、研究有关问题。

9月中旬，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中华大藏经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童玮、李富华赴法门寺调查研究。事后两人发表了题为《法门寺经纪略》的专文。

当法门寺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心中稍有一点位置之后，已经觉醒的《陕西日报》《西安晚报》等新闻单位，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救救真身宝塔”的呼吁。呼吁中明确指出：“塔是寺的象征和标志。无论是开展宗教活动，还是发展旅游事业，或是文化交流，或是保护文物，都不能没有塔。”

面对是否修塔、如何修复的问题，政府部门和文物界的领导者们议论不定，踌躇不前。有专家说，法门寺塔属明代建筑，文物价值不大，修和不修都可。有领导说，法门寺保存这个残塔或许更好，更有风度和韵味……正当领导者们莫衷一是时，韩金科、王俊哲和宝鸡市的有关领导，却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又一次打报告给陕西省有关部门，并报告国务院文化部。

这个报告决定先拆八层，然后再做修塔打算，不料这个决定遭到了陕西省文物部门的反对和坚决抵制，按照省文物部门的理论，法门寺宝塔现状，横竖是原始文物，从保护文物的角度看，拆除无异于对原始文物的破坏。因此，只批准拆上面的四层，留下底部九层，做原始文物保存。如果是这样，中部和底部残存的佛经、佛像，仍处于日晒雨淋、风吹霜打之中，珍贵的原始文物依然得不到妥善的保护。

1985年的7、8、9三个月，韩金科带着一些疑问和不情愿付诸实施的计划，先后三十次前往西安，向有关领导陈述拆除八层的好处和拆掉四层的弊端，扶风距西安一百多公里，这三十次奔波，对患有慢性肌肉萎缩症的韩金科来说，需要付出怎样的艰辛。

也许是韩金科的精神感动了上级领导，或许是他提出的方案更有其合理性。反正在经历了一番折腾之后，他终于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1985年7月1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做出决定，由省民委、省宗教局、省文物局及所在地的宝鸡市（已由地区改市）、扶风县共同集资，重建真身宝塔。原残塔拆除五至十三层危险部分，保留其稳定部分，并责成扶风县博物馆对残塔上佛龛中留存和废墟中积压的文物，随工进行彻底清理……这是继唐代、明代之后，法门寺又一次重建宝塔。

1986年初秋，由扶风县文化局局长韩金科等人组织长安古建队，开始拆除残塔。

拆塔这天，县市领导、建筑工人、四方百姓纷纷来到塔前，向这华夏民族的文化遗存、周原父老的精神依托，做最后的告别。

一串长长的披红挂绿的鞭炮被高高举起，身披五彩袈裟的澄观法师率众僧立于塔下的香案前，香案之上三炷香火忽明忽暗地散放出股股紫烟，法师和众僧双手合十，口念真经，为释迦牟尼真身宝塔虔诚地祈祷。

长长的鞭炮燃起来了，炸裂的爆竹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分外绚丽壮美。随着一声“拆塔开始——”的呼喊，早已顺着升降机站立塔顶的韩金科，亲手轻轻地揭下了第一块砖。

自此，法门寺真身宝塔将正式作别沉重遥远的历史，迎来一个崭新的辉煌时代。

1986年冬，半边残塔的上八层全部拆除，并清理发现铜佛像五十尊、石佛像两尊和大批珍贵经卷。其中残《毗卢藏》四卷、《普宁藏》一百八十三卷、清代《妙法莲华经》七卷。这些藏经的发现，对于研究法门寺历史以及我国佛经雕印史，具有重大意义。

1986年12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重新修复法门寺明代真身宝塔，责成陕西省文物局组成考古队，负责重建前的地基清理工程。由省文物局通知省考古队、宝鸡市文化局、扶风县文化局，联合组建省、市、县三级考古队。正式发掘工作待严冬过后即可进行。

陕西省文物局重修法门寺宝塔的通知下达后，扶风县政府立即成立了修塔领导小组和修塔办公室，由扶风县副县长李宏桢为组长，县文化局局长韩金科为副组长兼修塔办公室主任，同时迅速抽调技术人员组成法门寺修塔古建队，为修建古塔做充分的准备。

1987年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曹纬，扶风县博物馆馆长、考古专家淮建邦，以及考古技术人员傅升岐、王仓西、徐克诚、吕增福、胡武智等人，连同扶风县的部分领导，云集在文化局，召开了一次行动之前的会议。自此，法门寺终于迎来了新的命运转折的契机，古老的周原大地又将续写一部新的历史画卷。从1981年秋真身宝塔倒下，到1987年春正式修复，其间度过了六个年头，有人说，六个年头，反映出政府行政部门的效率不彰和官员的许多弊端，但不管经历了多少曲折艰难，不管有多少弊端，法门宝塔毕竟还是迎来了令周原父老欣慰的这一天，伟大圣者释迦牟尼的西天之灵也一定为之庆幸和慰藉。

注释：

[1]《毗卢藏》：佛教大藏经刻本之一。创雕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雕版局设福州开元寺，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完成，由本悟等人劝缘雕印，收佛典1429部。之后，在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乾道八年（1172年）、淳熙三年（1176年）又有续刻，其印刷活动则持续到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年）。

[2]《普宁藏》：佛教大藏经刻本之一。创雕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完成，为余杭（今浙江余杭）白云宗的普宁寺雕印，由住持道安、如一、如志等人主其事，收佛典1430部。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之后又续刻补入密教经典，总计全藏佛典1594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