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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2（第4页）

朱承爵，字子儋。据《列朝诗集》小传，知为江阴人。世传有以爱妾换宋刻《汉书》事。其人亦好事之尤者。唐女郎何幸，而为其所珍重若斯。

寅恪案：《列朝诗集·丁·八》撰朱氏《落花》诗二首。其《小传》不载以爱妾换宋刻《汉书》事。荛翁所言，未知何据？牧斋所撰《列朝诗集》诸人小传，多喜记琐闻逸事之可资谈助者，子儋以爱妾换宋刻《汉书》一事，牧斋当亦有所知闻。然不收入《小传》中者，岂其事略同于象三与己身之关系，遂特避嫌，讳而不载耶？若果如是，则其心良苦，其情可笑矣。

复次，《牧斋尺牍·二·与李孟芳书》共十三通。其中三通关涉王弇州家《汉书》事。

子晋并乞道谢。《汉书》且更议之，不能终作箧中物也。归期想当在春夏之交，把臂亦非远矣。

第十通云：

岁事萧然，欲告籴于子晋。借兄之宠灵，致此质物。庶几泛舟之役有以借手，不致作监河侯也。以百石为率，顺早至为妙，少缓则不济事矣。

第十二通云：

空囊岁莫，百费蝟集。欲将弇州家《汉书》绝卖与子晋，以应不时之需。乞兄早为评断。此书亦有人欲之，意不欲落他人之手。且在子晋，找足亦易办事也。幸即留神。

寅恪案：《牧斋尺牍》之编次颇有舛讹。如卷上《致梁镇台》三通，其第一通乃致梁维枢者，而误列于致梁镇台，即梁化凤题下，乃是一例。见第五章所论。至排列复不尽依时间先后。如第五通论牧斋垂死时之贫困节引《致卢澹岩札》第四通应列于第一通前，即是其例。假定此寄李孟芳诸札之排列先后有误，则第十通“泛舟之役”自指与河东君有关之事。如《初学集·二十·东山诗集·三》河东君《和牧斋中秋日携内出游次冬日泛舟韵二首》之二所谓“夫君本自期安桨，贱妾宁辞学泛舟”之义。假定《寄李孟芳札》排列先后不误，则“泛舟之役”别指一事，与河东君无关。兹仅稍详论后一说，以俟读者抉择，盖前一说易解，不待赘述也。

就后一说言之，第一通“归期在春夏之间”等语，乃崇祯十一年戊寅牧斋被逮在京时所作。若牧斋与孟芳之尺牍皆依时间先后排列，则第十通疑是崇祯十五年冬间所作。因此通前之第八通有：

日来妇病未起，老夫亦潦倒倦卧。呻吟之音，如相唱和。

等语，其时河东君正在重病中也。又第十通云：“庶几泛舟之役，有以借手。”所谓“泛舟之役”，不知何指。若谓是崇祯十四年辛巳冬十一月与河东君泛舟同游京口（见《初学集·二十·（辛巳）小至日京口舟中》并河东君和作，及《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则是年中秋河东君尚未发病（见《初学集·二十·（辛巳）中秋日携内出游二首》并河东君和作），大约九、十月间即渐有病。故牧斋《小至日京口舟中》诗云“病色依然镜里霜”，河东君和作云“香奁累月废丹黄”。据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此年冬至为十一月十九日。依“累月”之语推之，其起病当在九、十月间，然尚能出游并赋诗，谅未甚剧。但在途中病势增重，只得暂留苏州，未能与牧斋同舟归常熟度岁。观牧斋《辛巳除夕》诗“凄断鳏鱼浑不寐，梦魂那得到君边”之句，知柳钱两人此际不在一处，而河东君之病甚剧，又可推见也。此点详见后论，兹不多及。由是言之，牧斋《致李氏尺牍》第十通中“泛舟之役”一语，非指此次京口之游，自不待辨。至崇祯十五年冬，牧斋实有关涉“泛舟”之事，更就明清时人“泛舟之役”一习用之语考之，实有二解：一指漕运。即用《左传·僖公十四年》所载，其文略云：

如《碑传集·一三六》田雯撰《卢先生世?传》云：

领泛舟之役，值久旱河竭，盗贼充斥，公疏数十上，犁中漕弊，皆报可。

及道光修《济南府志·五二·卢世?传》云：

攒漕运，时久旱河竭，盗贼纵横，条议上闻，皆中肯綮。

可以为证。二指率水师攻战之意。如《晋书·一百一十·载记·十·慕容俊载记》云：

遣督护徐冏率水军三千，泛舟上下，为东西声势。

可以为证。检牧斋此时并无参预漕运之事，则其所谓“泛舟之役”者，乃与水军之攻战有关无疑。若此假设不误，兹略引资料，论之于下：

《初学集·二十·送程九屏领兵入卫二首时有郎官欲上书请余开府东海任捣剿之事故次首及之（七律）二首》之二后四句云：

绝辔残云驱靺鞨，扶桑晓日候旌旗。东征倘用楼船策，先与东风酹一卮。

及同书二十下《（癸未）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四云：

东略舟师岛屿纡，中朝可许握兵符。楼船捣穴真奇事，击楫中流亦壮夫。弓渡绿江驱秽貊，鞭投黑水驾天吴。剧怜韦相无才思，省壁愁看厓海图。（自注：“沈中翰上疏请余开府登莱，以肄水师。疏甫入而奴至，事亦中格。”）

又《有学集·三二·卓去病先生墓志铭》云：

崇祯末，中书沈君廷扬以海运超拜。特疏请余开府东海，设重镇，任援剿。去病家居，老且病矣，闻之大喜，画图系说，条列用海大计，惟恐余之不得当也。疏入未报，而事已不可为。

然则“泛舟之役”，即“楼船”及“用海”之策。大约牧斋于崇祯十五年壬午岁暮，得知有巡抚登莱，率领舟师东征之议，以为朝命旦夕可下，必先有所摒挡筹划，因有告籴于毛氏之举欤？

又，孟芳与子晋关系至密。子晋称之为舅氏，见其所著《野外诗卷·八月十五夜从东湖归独坐快阁》诗题下自注云“和孟芳舅氏”可以为证。子晋此种“舅氏”之称谓，盖与其称缪仲醇希雍同例，亦见《野外诗卷·暮春游兴福寺诗序》。《初学集·六一》牧斋作《子晋父毛清墓志铭》云：“君娶戈氏，于仲醇为弥甥婿。”及同书三九《毛母戈孺人六十寿序》云：“毛生子晋之母戈孺人六十矣。”则知子晋之称孟芳为“舅氏”不过长亲之意耳。读者幸勿误会。毛、李两人情谊既如此亲密，故牧斋托孟芳向子晋“告籴”，欲借其“宠灵”也。此函中“质物”之语，即指质于毛晋家之《汉书》而言。第十二通疑亦是崇祯十五年岁杪所作。因十六年中秋，此《汉书》已鬻于谢氏，故知此函所谓“岁莫”，必非十六年岁杪也。“找足”者，欲将前抵押之《汉书》“绝卖”与子晋。不知何故，此议未成。后来此书于崇祯十六年秋牧斋卖与谢三宾，当先将谢氏所付书价之一部分，从子晋赎回，然后转卖耳。“此书亦有人欲之”之“人”，或即是象三，亦未可知。卖此书与谢氏，实非牧斋本意，乃出于万不得已。所以感恨至于此极也。

又，谢三宾任太仆少卿，以丁父忧出京后，即买宅西湖（寅恪案：《一笑堂诗集·三·湖庄二题·武林旧寓为武弁入居残毁殊甚庚寅始复感成七律》，并同书四《燕子庄（七律）》“花红水绿不归去，辜负西湖燕子庄”句及《过武林（七律）》“燕子庄前柳色黄，每乘春水向钱塘”句等，可证），放情声色。（寅恪案：《一笑堂诗集·三·无题（七律）》“却来重入少年场”句，可证。）全谢山谓象三视师登州时，“干没贼营金数百万，其富耦国”（详见《鲒埼亭外集·二九·题视师纪略》），其言即使过当，然象三初罢太仆少卿，居杭州时，必非经济不充裕者，可以断言。其子于宣字宣子，崇祯九年丙子即已中式乡试（见雍正修《宁波府志·一七·选举·上》“明举人”条），早与然明有往还（见《春星堂诗集·二·余为修微结庐湖上冬日谢于宣伯仲过临出歌儿佐酒》），则象三亦必为然明知交之一，可以推知。但今检《春星堂集》及《一笑堂诗集》，俱未发现两人往还亲密之记载，其故尚待详考。兹姑设一假定之说，在象三方面，因河东君与之绝交，而然明不能代为挽回，转介绍其情人与牧斋。且刻《河东君尺牍》，不尽删诋笑己身之语，遂致怀恨。在然明方面，因河东君与象三之绝交，实由于柳之个性特强，而谢又拘牵礼俗，不及其师之雅量通怀，忽略小节。象三既不自责，反怨然明之不尽力，未免太不谅其苦衷。职是之故，两家《集》中，遂无踪迹可寻耶？当崇祯十一、十二、十三年之际，象三之年为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岁。故然明胸中，为河东君觅婿计，象三之年龄、资格、家财及艺能（徐沁《明画录·五》略云：“谢三宾，号塞翁。工山水。每与董玄宰、李长蘅、程孟阳究论八法，故落笔迥异恒境。”）四者，均合条件。今检《一笑堂诗集》关涉河东君诸题，大抵不出此数年间之作。兹择录并略论之于下。

《一笑堂诗集·三·湖上同胡仲修陆元兆柳女郎小集》云：

载酒春湖春未央，阴晴恰可适炎凉。佳人更带烟霞色，词客咸蟠锦绣肠。乐极便能倾一石，令苛非复约三章。不知清角严城动，烟月微茫下柳塘。

同书四《怀柳姬》云：

烟雨空蒙归路艰，石尤风急阻萧山。倩将一枕幽香梦，吹落西溪松柏间。（自注：“时柳寓西溪。”）

寅恪案：象三谓河东君时寓西溪。然明横山书屋即在西溪。然则此诗乃作于崇祯十二年或十三年河东君寄寓汪氏西溪别墅时也。

上引《一笑堂诗集》二题，既标出“柳”姓，其为河东君而作，绝无问题。又检此集尚有似关涉河东君之诗不少。因其排列不尽依时间先后，故亦未敢确言。姑附录之，并略著鄙见，以俟更考。

《一笑堂诗集·一·即事》云：

万事瓦解不堪言，一场春梦难追觅。无情只有杨柳枝，日向窗前伴愁绝。

寅恪案：《一笑堂集》中，其有关涉河东君之嫌疑诸诗，几全是今体。此首虽是古体，但细绎题目及辞旨，恐仍有为河东君而作之可能。前两句用《白氏文集·一二·花非花》诗：“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后二句用同书一六《别柳枝》诗：“两枝杨柳小楼中，袅娜多年伴醉翁。”盖谓有情之美人“杨柳枝”已去矣，唯有无情之植物“杨柳枝”与塞翁相伴耳。此解释是否有当，未敢自信，尚希通人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