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萧红 苦难中开出的花朵（第3页）

再后来，萧军看萧红的眼神里，除了同情与怜惜而外，多了一层别样的内容。萧红聪明，她懂得，那多出来的东西叫作爱。

萧红接下了那份爱，带着对于爱情复苏的渴望，带着与过去彻底诀别的心，投入了萧军的怀抱。

这份爱情，是从萧红苦难生活里开出的花朵。

大概是连上天也感动了，那年8月，哈尔滨下了一场几十年未见的大雨，松花江全线决堤，整个城市被洪水淹没。萧军划着小船，来到旅馆窗下。那一刻，萧红推开窗户，看到小船里站着的、手执着船桨、仰头望着自己的萧军，心里无比笃定：他就是自己的盖世英雄。

也是那一年，萧红在医院里，诞下了她与汪恩甲的孩子。对于萧红来说，这个婴儿是一段孽缘的结果，是她被抛弃在旅馆屈辱时光的见证，是联系起她与过去那个狼狈不堪的自己的纽带。对于这个孩子，她心里有些别的情愫，或是憎，或是恨，或是悔，掩埋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那出于本能的、却也微弱的母爱。

当时她和萧军的经济状况，也无力负担起抚养一个新生儿的开销。产后6天了，她躺在病**，任由饥饿中的孩子啼哭。孩子的哭声一天比一天微弱，萧红始终拒绝喂奶。直到第7天，孩子被护士抱走。此后，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个孩子后来活下来了吗？最后被送到了哪里？乱世颠沛流离，那个孩子最终拥有的是怎么样的命运？

出院后的萧红，与萧军开始了贫穷却幸福的生活。那生活不是私奔，不是同居，而是实实在在的婚姻生活。萧红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妻子一样，照顾萧军的饮食起居；萧军像大多数丈夫一样，外出工作挣钱养家。

1932年底，《国际协报》发起了一期有奖征文。没错，正是萧红被困旅馆时写信求救的那家报纸。在萧军的鼓励下，萧红提笔开始创作《王阿嫂的死》，并参加了这次征文。1933年，《王阿嫂的死》作为获奖作品顺利发表，萧红，开始在文坛上冒出了一个尖尖小角，同时，她也不再是那个困顿在旅馆，需要人搭救了无助女人了，而是一个才女了。萧红因此得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她与萧军的家里，从此多了一份收入来源。

这是萧红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文学造诣与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中间的路途原来并不遥远。

之后，夫妻二人合写了小说集《跋涉》，并在舒群的资助下得以出版，书上的署名为：三郎、悄吟合著。三郎是萧红深爱着的三郎，悄吟轻声吟唱，也只是为了三郎。光看当时这两个充满了爱意的署名，我们就能够知道他们有多么恩爱了。

后来，由于时局的变动，萧红与萧军不得已先后辗转青岛、上海。到了上海，在鲁迅先生的提携下，萧红与萧军，迅速成为上海新兴的文学明星，自此，他们捉襟见肘的窘迫生活，也终于有了改善。

能够共苦，无法同甘，大概是古今中外，大部分的夫妻都走不出去的魔咒。萧红与萧军亦然。在上海，随着生活的富裕与社交圈子的扩大，萧军渐渐迷失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与别个女人的暧昧与纠缠中。不再记得当年那个被困在旅馆里的女人如何触动了他的心弦，不再记得曾经如何在心里暗暗发誓要给她最好的生活。

在哈尔滨与青岛的日子，虽然贫穷，但萧红在精神上是富足的。而到了上海，他们富裕了，萧红却陷入了极度的精神空虚之中。

他们也争吵，吵到最后，换来的却是萧军的暴力相向。

后来他们冷战，即便两个人去到鲁迅家里，也不和对方说上一句话。

“小小红军”的爱情，渐渐地变了质。

与鲁迅先生的忘年交

萧红与鲁迅先生的忘年交，曾是文坛的一段佳话。

他们相识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认识的时候，萧红虽然发表和出版了几部作品，但在文学道路上，还只能说是初出茅庐；而那时的鲁迅早已是文学巨擘，地位原本与萧红就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他们却还是相识于纸上，相识于书信。

那时，萧红和萧军在青岛，萧红的《生死场》刚刚写完，萧军也写了《八月的乡村》。萧军在与荒岛书店的主人孙乐文闲谈时，得知鲁迅与上海内山书店的渊源颇深，孙乐文即在内山书店见过鲁迅。萧军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寄到了内山书店。内容大抵是青年人的迷茫，自己和妻子均创作了一部作品希望得到先生的指点，诸如此类。

令萧军喜出望外的是，鲁迅先生迅速地给他复了信，并十分周到地建议萧军以挂号信的方式将书稿寄给他，以免遗失。于是，萧军将《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寄给了鲁迅。

1934年，青岛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破坏，萧红与萧军作为左翼作家，在青岛的处境堪忧，于是，在孙乐文的安排下，离开青岛，南下去了上海。

初到上海，在这个城市里，他们举目无亲，心情颓唐得像上海的梅雨天气。与鲁迅先生的通信，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与希望的曙光。

但彼时，鲁迅作为一个名人，尤其是以笔为刀的名人，行事自然要万分小心。于是，与二萧之间，一直以通信往来，却迟迟未能见面。

直到接近年底，鲁迅终于发出了见面的邀约，地点定在他们书信的通讯地：内山书店。第一次见到鲁迅，二人之前对这位大家的所有想象：高大的、严肃的、不苟言笑的……都被否定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鲁迅先生，个头不高，面容和善，步态从容，没有丝毫的架子。他们的紧张情绪顿时一扫而光。

那天，他们聊天的气氛特别融洽，后来，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带着海婴也来了。鲁迅深喜眼前这两个年轻人的无畏与纯朴，而萧红与萧军则被鲁迅先生的气质深深折服。许广平后来再回忆起这一次的见面，写道：“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着，战斗，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那一面，二萧与鲁迅一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让他们叩开了鲁迅家的大门：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从此，他们成了鲁迅家中的常客。

后来，萧军的名气越来越大，应酬越来越多，回家越来越晚，也渐渐地开始对萧红不忠，他去鲁迅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萧红苦闷之极，去鲁迅家里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她常常去到鲁迅家里，一坐就是半天，也不说话，就独自发呆。

在上海，如果有一处地方，可以暂时让萧红忘记被深爱之人背叛的忧伤，这个地方一定是鲁迅先生的家里。

后来，萧红在朋友的建议下，东渡去了日本，想借游学的机会，治愈自己心灵的创伤。直到鲁迅去世才回国。

鲁迅先生三年祭上，萧红写了一篇《回忆鲁迅先生》，与这位恩师与朋友相处时的点滴愈快乐、愈美好，斯人已逝的悲怆就愈浓烈。

萧红生命的最后，是在战火纷飞的香港。她去世前，拿起笔，唯给这世间留下了两个字：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