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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轼的文艺美学思想02（第2页）

苏轼后半生极喜柳宗元诗，将柳诗与陶诗并提。柳宗元有一首《渔翁》诗云：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1161]

惠洪《冷斋夜话》记苏轼评此诗：

东坡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1162]

惠洪记下的这段评论，影响至为深远，不但《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转引其说，且被南宋人取以注释柳集[1163]。其主张删去诗末二句，严羽《沧浪诗话》从之，以为“使子厚复生，亦必心服”，而刘辰翁则提出异议，以为当存，后来李东阳、王世贞、章士钊皆主存，胡应麟、王士禛、宋长白、沈德潜皆主删，议论可谓纷纭不一[1164]。至于“奇趣”说，则有清人吴乔的阐发：

子瞻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此语最善。无奇趣何以为诗？反常而不合道，是谓乱谈；不反常而合道，则文章也。[1165]

吴乔将诗与文章异观，未必符合苏轼的原意，但他对“反常合道为趣”的理解，甚有可取之处。所谓“不反常而合道，则文章也”，实指没有诗意，而“反常合道”，就是以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直达本原。以故，苏轼讲“诗以奇趣为宗”，实是抓住了诗的“诗性”，即审美本性。他认为陶、柳之诗就有这种“奇趣”。

南宋人吴沆撰《环溪诗话》，把柳宗元这首《渔翁》诗称为“赋中之兴”，理由是：“渔家诗要写得似渔家……又要不犯正位。”[1166]即谓其既写出了渔家的真面目，故是赋，又“不犯正位”，不直说义旨，故是兴。照此说来，柳诗最后两句直说“无心”义旨，犯了正位，固可删去。令人关注的是，“不犯正位”一语正是注陈师道诗的任渊对陈诗的评价：

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1167]

陈师道是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受苏轼影响很深的作家，其作诗“不犯正位”，其实就相当于苏轼说的“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如此作诗，当然“切忌死语”。所以，我们认为苏轼的“奇趣”说也是江西派“活法”说的先声[1168]。至于严羽《沧浪诗话》所标榜的诗有“别趣”说，不过就是“奇趣”说的翻版。就揭示诗的审美特性这一点说，“奇趣”“活法”“别趣”并无多大的差异。不过，苏轼是以此为批评的标准，严羽却以此为创作主张，就显得取径太窄了。严羽的说法在明清批评界的影响非常大，苏轼删柳诗一事也常被讨论，却似乎没有人把两者联系起来。

与“奇趣”相关的，还有“至味”一说。苏轼以“趣”评柳诗，也以“味”品柳诗：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1169]

按此所谓“中边”，参照“外枯而中膏”一句，可知“中边”就是“中”与“外”，即诗歌的审美趣味与语言风格。苏轼语意原较明白，似不必另参龙树的“中观”佛学，那反又说不到切实处。唯其所引佛说，《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转引之，何异题《环溪诗话》卷首也以“譬如食蜜，中边皆甜”论诗，所以必须加以阐释。此二语见《四十二章经》第三十九章：

佛言：人为道，犹若食蜜，中边皆甜。吾经亦尔，其义皆快，行者得道矣。[1170]

此盖以蜜味的“中边”，比喻经文和经文讲的“义”，与苏轼将以比喻诗歌的语言风格和审美趣味，义理正同。

那么，“味”何以有“中”有“边”呢？兹引苏轼说“味”的几段文字于下：

达与不达者语，譬如与无舌人说味。问蜜何如，可云蜜甜。问甜何如，甜不可说。我说蜜甜，而无舌人终身不晓。为其不可晓，以为达者语皆应如是，问东说西……更相欺谩。[1171]

我观大宝藏，如以蜜说甜。众生未谕故，复以甜说蜜。甜蜜更相说，千劫无穷尽。自蜜及甘蔗，查梨与橘柚。说甜而得酸，以及咸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尔默自知，不烦更相说。[1172]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1173]

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1174]

恰似饮茶甘苦杂，不如食蜜中边甜。[1175]

观此数段，苏轼之意可以了然。他是用蜜的甜，来喻诗的“至味”。甜不可说，喻之以蜜仍不晓，须广举甘蔗、查梨、橘柚等甜物，甚至其他非甜之物，令有舌者尝尽众味，酸咸苦辛都尝过了，默然自悟甜为何等之味。诗也是如此，其“至味”无法抽象地写出来，须令作者以空静之心，“了群动”“纳万境”“走人间”，诗笔无所不到，咸酸等味无所不具，才能传达出“中有至味永”。这“至味”当然并非咸酸苦辛，而在“咸酸之外”，却也非尝尽咸酸不可得。以故，就“味”而言，“咸酸杂众好”乃是“边”，“中有至味永”就是“中”。苏轼说“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即谓众人仅知味之“边”，而不能品知其“中”的“至味”。此又就鉴赏而论。创作时，不能离盐梅之咸酸而空说“至味”，问东说西，更相欺谩；但鉴赏之要，却贵在品得“咸酸之外”的“至味”。柳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其诗“味”之边虽是枯淡，其“中”却有“至味”，其语言风格虽是简古，却因具有“至味”而品之愈觉纤秾。这就是读柳诗必须“分辨其中边”的道理。然则“中边皆甜”者又如何？诗之无“至味”者，犹如茶，徒然杂有苦辛，此“中边”皆不甜者；诗之有“至味”者，如柳诗，要从枯淡中品出来，如其他的诗，可能要从“咸酸杂众好”中品出来，此皆“中”甜而“边”不甜，有待于读者分辨其“中边”者；若“中边皆甜”，则“至味”彻及全诗，尽善尽美，那恐怕只有“佛说”的境界可以当之。所以，“中边皆甜”之境，实只空标其理，可以存而不论的。真正的要点在于读诗应由“边”而至“中”，识其“至味”。

不用说，柳诗的“至味”，就是柳诗的“奇趣”。以“趣”“味”说诗，虽不始自苏轼，但标举陶、柳以论“趣”“味”，却是他的特识。与其“略形传神”论及对于“士人画”的标举一样，皆是在文艺的审美本性上独具只眼，而为后人所乐于继述。

从体现在“苏氏之道”中的美学内涵，到强调创作主体“与造物者游”以创造真与美自然结合的饱满形象，再到文艺的审美本性的揭示，在苏轼的哲学美学、文艺创作论与鉴赏、批评中，可以看到一种关于“美”具有独立价值的观念，在他的思想中已逐渐形成，并占据崇高的位置。在苏轼之前的历史上，不曾有过如此丰富而系统的文艺美学思想，在他的同时代，其他批评家的言论也没有如此全面、深刻、明确者，因此，他无疑是那个时代里我国审美文化发展的导航人。他提出了许多杰出的艺术创作命题，确立了一系列前世未有或虽有而不够明确的批评概念，并与其哲学思想融为一体。他重新评价了一系列前代的文艺名家，又以他的特识表彰了一批本不被人重视的作家作品，为此后的文艺发展树立了新的学习典范。他的这些具有极大创新意义的成果，大都为后人继承，影响广泛而深远。这种创新，使中国审美文化在此后呈现出明显不同于前代的面貌，造成了审美文化的一次历史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