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五百五十元,收据上写着。收据上写着她们也要求她算一遍给她们听。她第一次跟这么一些脑筋迟钝了的老太婆们算账,她们没费什么事儿就把她给弄糊涂了,弄到了脑筋和她们一样迟钝的地步。她们自有她们算账时的一套数学逻辑,她得运用她们那套数学逻辑算给她们听。
组装一套一元五,一千七百套应是二千五百五十元——终于使她们相信这是正确的了。而使她们进一步相信每人均得一百九十六元……余两元也是正确的,她的耐性受到了一次更大的考验。
刚开始分钱,她们中的一个忽然提出疑问:“你小叔子怎么没来?”
“他不来了。”
“为什么不来?”
“没他什么事儿啊!”
“怎么就没他什么事儿?他得了多少?活是他揽的,多得可以。但总得告诉我们个详数吧?他若是半道截去了一大笔,那可就不行!那可得找个地方摆摆理……”
“对!”
“对,对!”
她们一个个都显出非常不好惹的样子。
她说:“他一分钱也没得,他白干。不信你们可以到他厂里去问!”
她恨不得把那些钱摔在她们脸上。
“要是真的,我们也犯不上到他厂里去查问。不是余两元钱吗?你给你小叔子买几盒烟吧!”
她说:“那倒不必。我有个想法,跟你们商议商议。这一大笔钱咱们不分好不好?咱们共同存上,用来做基金,把这个小厂维持下去……”尽管她厌恶她们,她还是愿意和她们共谋一番前途。
“不好!”
她们七言八语地说不好。
她们说还是分了好,分了心里踏实。钱,无论如何是要分的。她们说她们的家里都等着花这笔钱呢!儿媳妇要买呢大衣,儿子要买录音机,孙子要买电动火车,等等,等等。
“怎么维持下去啊?”
“这我没想到个出路呢!”
“你小叔子又替你揽到活儿干了?”
“没有。我也不能总依赖着他。”
“那就分吧!”
“快分,快分!”
从这些上了年纪的,生命宛如烛之将尽的老太婆们身上,她看到了中国当代社会最底层某些家庭内部的畸形关系。她们这些老人恐怕只有用钱,才能在这种关系中收买到一点点可悲的尊敬。老人是不值钱的,晚辈们在拮据之中膨胀着享受的种种欲望,而老人们在变相地向社会行乞;倘连一分钱都不能挣了,在家庭中可能就被视为完完全全多余的东西了。
她怜悯起她们来。
分了钱,她们走了。那多余的两元钱,也不知分到她们谁手里了。她们走了后,她觉得心里轻松多了。她不愿再见到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她已经不厌恶她们了。她已经在心里宽恕了她们的卑琐,自私,对好人的罪过的猜疑和对几乎所有年轻女人的亵渎的思想;她心里只剩下了对她们的怜悯,唯其怜悯她们才不愿再见到她们。在生活中,我们最不愿见到的人,不是也往往包括那些我们最怜悯的人吗?她和她们在一起时,感到胸口仿佛特别窒闷。也许正因为她们老了,行将就木了,她们似乎需要从空间吸收比她多得多的空气……
她将一百九十六元钱用手绢包好,稳妥地揣起来。放了一段音乐静静地听,听了一会儿,关上录音机,拎在手中,环视着又变得空空****的这个厂房,不知为什么,心中竟产生了一种眷眷的依恋之情。
她正要离开,那些女人中的一个,就是在她看来哪儿哪儿都像河马的那一个又回来了,对她说:“小徐子,我信得过你!我这份儿钱今天交你了!咱俩拧成一股绳儿,把这个小厂好歹维持下去吧!总算有这么个院子,有这么个厂房,空闲在这儿怪可惜的。啊?”
她顾虑重重地审视着对方那张巨大的脸盘儿,没立刻接对方的钱。
“你别小瞧我。我能‘忽悠’!‘忽悠’是什么你懂不?”
她摇了摇头。
“‘忽悠’……就是上上下下的,方方面面的,单靠一张嘴把事儿办成!这是能耐。我有这能耐!我看你有点儿帅才。我是个好将才!你当厂长,我当副厂长!你只管出谋划策,我到处替你‘忽悠’他个天昏地暗!咱俩的钱加在一起四百来块,也不算少。如今光夹着个空皮包到处做大买卖的能人多啦,咱俩女的还不顶一个男的吗?”
“你……真那么能‘忽悠’?”她犹豫,怀疑。
“当然,你可以打听,凡认识我的,谁不知道我能‘忽悠’!”
“好!”她接过了钱。
“大娘……你姓啥呀?”
“姓马。别叫我大娘,我还没那么老。往后你叫我婶儿吧!”
“马婶儿,咱俩……同舟共济了?”
她觉得马婶儿姓马之后,倒不那么像河马了。
“同舟共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