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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的花儿 01（第3页）

A君也站了起来，打圆场地说：“算啦算啦！都别太认真了。我理解，梁作家也是在谈经济，不过是在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谈经济。也是在谈消费，不过是在以庸俗阶层分析法的观点在谈消费。而这些观点都过时了。真的梁兄，都过时了。您这儿，该换换思维的方式了……”

他用手指点点自己脑袋。那意思仿佛是——您这儿成问题。

有几个人忽然都七言八语地说——到点了！早过点啦！饿了饿了，该吃饭啦！下午我还有会呢！……！于是主持会议的人霍地站了起来，当机立断地大声宣布：“散会！……”他一宣布完，率先离开座位，往外便走。于是众人纷纷起身，跟随着他往外便走。似乎没有一个人愿在离开会议室前再看我一眼，似乎我是一个品格上很丑陋的中国人，根本不值得我的有学识的同胞多加理睬。

我被抛弃了似的被冷落在原地。我愣了片刻，想对主持会议的人提出抗议，可主持会议的人早已走到会议室外去了。我感到被侮辱与被伤害了。正如A君感到被攻击了。正如主持会议的人感到他所主持的会议被利用了，因而他的某种立场被冒犯了。正如众人感到他们一直自觉自愿地恪守的某种原则和默契被破坏了，因而他们良好的克己意识被亵渎了被出卖了被强奸了……

我推开椅子，几步跨到了门口，手臂拦住A君，红着脸想要“请教”他——什么叫“庸俗的阶层分析的观点”？不待我开口，他却抢先说话了：“质问我什么叫庸俗的阶层分析的观点，对不对？”我生气地说：“对！就算是质问吧！”他笑了，回头看被我同时拦住去路的几个人，意思是——瞧他，纠缠上我了。他们一个个皆佯笑，或摇头，仿佛在对他表示同情，仿佛在暗自庆幸被纠缠不休的不是他们自己。“梁兄，您先别急，先别急。研讨嘛，何必这么激头掰脸的，显出点儿涵养么！先把我的名片还我一下。名片上的邮编印错了……”他笑呵呵地朝我伸出只手，期待着……我只得先从兜里掏出他的名片还给他。“还有那个纸条儿。纸条儿上的电话号码也写错了。我忘了我新搬家，写的是旧址的电话号码……”我又从兜里掏出纸条儿还给他。不料他一接在手，就一并揣入自己兜里了。

“梁兄，我下午还要赶到大学去讲课。关于您提出的质问，容我以后有机会再从容答复吧！幸会，幸会得很！今日认识了您，真是三生有幸啊！”

他一边说，一边回头向身后的人挤眼睛。说罢，对我很绅士地鞠了一躬。直起身，见我的手臂仍怔怔地拦着他，将他自己的手臂伸到我的手臂之下，往上一挡，扬长而过。

我完全没想到他会当众收回已经给予我的名片，和写有他家电话号码的纸条儿。

我的手臂僵在半空，竟没能立刻垂落下来。

于是他身后的人，也都从我面前鱼贯而过。

而我斜着手臂，宛如一名士兵，在向长官们敬礼。

待我从呆状之中省过神儿，会议室已仅剩我一个人了。

我没去吃饭。满腹膨胀着自惹的晦气，愤愤地回家。

我一连生了几天气。最后不生任何别人的气，只生自己的气了。

别人说得对。我何苦呢？我为什么要那般认真呢？又不是没开过什么研讨会座谈会！这类研讨会，那类座谈会，情愿不情愿的，我参加的还少吗？有几次不是走过场的会，不是搞形式的会？有几人不是在那里扮演被要求的角色，说被暗示了或被定调儿了的话？这已经该是司空见惯之事了吗！这已经该是习以为常之事了吗！当今之中国，还不能少开更不能不开这样的会吗！许许多多的人，每年还不能不接到开几次这样的会的请柬或通知么！一次这样的会都不开，不少的人又该觉得多么的寂寞多么的失落啊！又该滋生出多么难以安慰的被忽略被忘却的悲哀和苦闷啊！再者说了，实事求是能怎样？不实事求是又怎样？什么又叫实事求是呢？中国太大，任何话题，任何现象，都是可以从多侧面，甚至截然对立的两个方面，两种看问题的立场，以两种不同的观点去论说么！凭什么你就非认为唯有你自己是实事求是的，而别人就是歪曲事实文过饰非的呢？如果我开过的那一次研讨会上的人，真的都作和我内容相同的发言，那将是一次什么性质的研讨会了呢？内容还能见报吗？主持会议之人以后还能有资格主持什么研讨会吗？

这么一想，连我自己也有点儿讨厌我自己了，连我自己也有点儿憎恶我自己了。我发誓以后一定改邪归正，一定要变得懂事起来。发誓以后再也不做煞风景扫人兴的丑陋的中国人了……

不久我从报上接连读到了A君的几篇文章，都是引导人们消费的文章，都发表在类似“学者言论”的专栏。《论消费爱国》《反思雷锋的袜子》《论中国人的守财陋习和西方人的贷款消费》《中国人，你为什么拒绝消费》《取出你的存款花个痛快》《揣鼓钱包高档商厦走一回》《生命授权予你消费》……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据说有关人士非常赏识他的文章。认为专家学者著文引导公众消费，比广告刺激更能助长公众消费的心理。又据说某电视台还要在黄金时间为他开辟“劝您消费”之类的专题节目。我依稀记得，在几年前，他也曾发表过系列文章，引导公众踊跃储蓄存款。其中一篇的题目，似乎是《论储蓄爱国》。翻剪报册子查证，自己记得果然不错。几年前国情急需公众将钱存入银行，以供给如火如荼的房地产开发热和特区开发热。银行为了鼓励储户，利息几次高调。由《论储蓄爱国》到《论消费爱国》，我不禁对A君的爱国之心生出几分敬意，自愧弗如。我想，他的《论消费爱国》可能是一个信号，也许银行储蓄利息要下降了。后来事实证明我的预见也是准的。银行储蓄利息连降两次。降归降，我并没有赶紧就将我的储蓄取出来，潇潇洒洒地花个痛快。我是打定了主意，哪怕储蓄利息降到了零，也还是不取出存款。只要刀不架在脖子上，枪口不对着胸膛，就任谁怎么劝说怎么引导怎么刺激报道，不取！我那一笔存款，是防老的钱。将来我不能指望儿子的钱养老，因为我断定我的儿子将来不可能富到哪儿去。在我的社区内，我也没发现谁家在那一时期忽然抽疯似的猛消费起来。与几个知交谈起消费问题，他们也都说：“存款是多少有点儿的，不敢花！那点儿存款都花光了，以后的日子就过不踏实了！”我找出从报上剪下的A君的文章给他们看。他们都说：“不看！甭听报上和电视里那一套！他们有千条妙计，咱们得有一定之规！任他们侃得天花乱坠，咱们只当自己是牛，只当他们是在对牛弹琴！对牛弹琴，可笑的不是牛，而是弹琴的人！牛嘛，牛耳朵听不懂他们的弦音，很正常！”我那几个知交，都是普通劳动者，都是月收入五百元左右的工薪阶层。他们对我说“咱们”，道出的更是一种感情上的同属关系。而非“经济基础”方面的，以A君所言之“庸俗的阶层分析法”区分，我当归在“中国式”的中产阶层的中下层，经济收入比他们要富裕得多。听了他们的话，我深感A君“消费爱国”论，从他们身上是没法儿充分体现的。他们虽心向往之，却没法儿以身作则。他们乃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大批中国人。属于百分之八十以内。

所以他们也只能自认是“牛”，任凭A君们对他们乱弹琴而“牛”耳不软。我很同情他们。很体恤他们。据我想来，他们的爱国，恐怕只能作另外的体现——低消费、克制消费，理智地默默地承受百分之二十的自己的同胞们高消费、随心所欲的消费对自己的精神压迫。我也有点儿同情A君们，体恤A君们，他们的用心固然良苦，爱国论调固然可敬，但首先已在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那儿破产，又是多么的令人懊丧。至于我自己，尽管有点儿财不多，却秉承了似乎来自遗传基因的守财意识，也是不愿不敢以消费热情的高低证明自己爱国之程度的。财唯其不多，固须拗守之。不够爱国的话，也就不够爱国而已了，读了A君的系列文章，我每每的因自己是一个比较丑陋的中国人而羞愧。而内疚于国。而觉得怪对不起A君们似的……

然而我虽愧对A君们却又并不打算悔改……

三个月后，我和A君又碰在一起了。

某行业策划了一次“职工职业道德辩论赛”，邀我做评委。我本不愿，也没时间和精力。但经不住已经做了评委的朋友们再三再四游说，最终还是答应了。

我是最后一个报到的。出现在服务组已是晚上九点半多了。我被引入一个房间，服务组的人说您来了，评委们就到齐了。您就住这儿吧！

对方刚离去，我刚开了电视机，正欲躺在我那张还未扯下床罩的**舒舒服服地看一会儿电视，洗浴间的门突然开了，踱出一个只着短裤的小子。

我一眼认出——是A君。

不是冤家不聚头，我没想到他也是评委。更没想到我俩被安排在了一个房间。

我瞧着他一时发愣。他瞧着我也一时发愣。我浑身的不自在。他满脸的始料不及。

我们互相瞧着瞧着，几乎同时笑了。毕竟都是有起码性情修养的人，不至于“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起来。恰恰相反，在短短的几秒钟内，我们“相逢一笑泯恩仇”了。我说：“快穿上衣服，别感冒了！”——并将他的衬衣衬裤从他**抓起，抛给他。他一边穿，一边问：“你吃香蕉不？”我说不吃。他的手臂刚伸入衣袖，便指着桌上的香蕉又说：“不是我带来的。是服务组送给咱们评委的。”我说：“那也不吃。不怎么爱吃。”他说：“吃吧吃吧！送给咱俩的嘛！”——走到桌前，劈下一个香蕉，剥了皮递向我。

看得出，由于我们曾短兵相接过，由于他以当众收回他已给予我的名片的方式羞辱过我，他在我面前显得挺不好意思的。他分明希望尽快从我们之间彻底消除上次留下的梗介。他分明在表示主动的亲和。

其实我也挺不好意思的。心中也有着和他同样的愿望。我接过香蕉，再次催他快穿好衣服，以防感冒。他却笑道：“我没事儿。长这么大很少感冒。你洗不洗？”我说不洗。他说：“洗吧洗吧！睡前洗个澡是最佳健身法。水温我调得正好。我去冲干净池子！……”说着便要重新进入到洗浴室里。我起身拦他，说我真不想洗。他一味地说：“洗吧洗吧！听我的！”我说：“行，听你的。我自己冲池子，你别管了！”他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行！我刚洗过，当然要由我来冲干净！”我没拦住他。只好由他。泡在热水中，我心想——七八位评委，服务组怎么就单单将我和他安排在一个房间了呢？也许我和他之间有着某种交友之缘吧？这不是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化干戈为玉帛的机会吗？他原来是个非常好相处的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