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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理性文化诞育的诸子散文（第1页）

第四节　理性文化诞育的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理性人文思想高涨的时期。这个时期，王权衰落，诸侯崛起，礼崩乐坏，天下纷争，新的经济制度孕育着新的政治制度，社会的巨大变革激发着人们的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士阶层的崛起，造就了一批思想家。人们思想的空前解放，也促进了文化学术的空前发达。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于是产生十家九流丰富多彩的散文作品。人们习惯上把这些作品简称为诸子或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归结为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它分为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十家之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名家和阴阳家，因此两种分法区别并不大。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连续发展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春秋战国之际的《论语》和《墨子》。《论语》属于简短的语录体散文，以记言为主，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墨子》在对话中杂有议论的文字，已粗具说理文的规模，但也还保留很多语录体的对话形式。第二个阶段是战国中叶的《孟子》和《庄子》。《孟子》是对话式的论辩文，文体还基本保留着语录体的方式，不过它的论辩铺张扬厉，很具雄辩的说理性，跟《论语》已经有了很大区别。《庄子》突破了对话体，开始了向专题论文的过渡，文章恣肆浪漫，很有韵味。而且《孟子》和《庄子》词汇丰富，注意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量，已有较强的文学性。第三个阶段是战国末叶的《荀子》和《韩非子》。《荀子》和《韩非子》论断透辟，辞采缤纷，注意文章的构思和修辞，逻辑性强，体现了先秦论文的最高成就。

《论语》是孔子的学生和孔门后学辑录的一部记载孔子言行的书，全书共二十篇，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论语》之所以称为《论语》，是因为“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15]。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出游宋、卫、陈、蔡等国，未被任用，晚年就回到鲁国从事著述和讲学。《论语》记录的内容主要是这一阶段的事。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王权衰落、诸侯崛起、礼崩乐坏、天下纷争的时代。孔子政治上比较保守，他认为国家权力由天子、诸侯手里落到诸侯、卿大夫甚至家臣的手里是“天下无道”。他鼓吹“克己复礼”，让人们约束自己的言行回复到他所向往的周代礼制上。他提倡礼乐仁义，提倡“仁者爱人”，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相爱，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调和阶级矛盾，消除社会动乱。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孔子打破宗法封建阶级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开创私家著述和私人讲学之风，主张“有教无类”，把文化知识传布到平民中间，这对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传说孔子有弟子三千，优秀者七十二人。孔子办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优秀人才。他的教育内容，除了古代文化典籍，主要是以宗法封建阶级的道德教育学生。在学习态度和方法上，他主张“因材施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虚心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强调反复地学习和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反对不懂装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些论述，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书中主要记载孔子和他的弟子的对话。全书文字较短，《季氏》章以后，章句较前稍长，文辞也较前更流畅。《论语》语言洗练，言简而意深，有一种迂徐含蓄的典雅风格。如：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进也。

这些语录，言简意赅。它们或用鲜明的、人们常见的比喻阐明人生的哲理，或用并列排比的语句，层层推进，阐明深刻的道理，意味隽永，耐人寻味，给人以激励和启示。

另外，《论语》虽然是语录体，但简洁的语言却往往能生动描绘出人物的言谈举止和动作神情。如：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这段语录诙谐，严肃，把孔子的风趣、子游的信仰师说及师生间的亲密愉悦之情描写得细腻委婉，使人如闻其声。

《论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如：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这段对话，虽然只有对白和简单的表情描写，但长沮、桀溺的消极避世和孔子的积极入世都被表现得清清楚楚，甚至从中我们似乎都看到了长沮、桀溺遗世傲慢的隐者形象和孔子恓恓惶惶到处奔波的情景。《先进·侍坐》章在表现人物性格方面体现得最为突出：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这段话，以简明的语言详细描写了孔子和子路等四人谈论各人志趣爱好的场面。子路的鲁莽直率，冉有、公西华的谦虚谨慎，曾皙的潇洒、超脱，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历来为人称道。

墨子略晚于孔子，早年曾受儒家教育，以后抛弃儒学，创立了与儒家对立的墨家学派。在社会的急剧变革中，墨家学派代表广大的小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利益。因为它代表的是社会下层的小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利益，始终受统治者排斥，所以战国末期以后就逐渐衰落下去了。

《墨子》为墨子及其弟子、后学所作，现存53篇，是研究墨翟的主要材料。墨家学派是中国早期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集团，当时与儒家学派同称为“显学”。墨家学派是代表小生产者向统治者提出要求的一个学派。其学说的中心是“兼爱”。该学派把社会上一切罪怨的渊源归之于人们的“不相爱”，主张人们要不分贵贱贫富“兼相爱，交相利”，这种阶级调和的主张反映了“强劫弱”、“众暴寡”的春秋战国时代小生产者的要求和渴望，但也体现了小生产者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墨家学派反对统治阶级的奢靡腐化，提倡“节用”、“节葬”，但他们看问题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思想向更高的高度发展。

墨家注重实践，文章崇尚质朴，怕人们读了有文采的文章“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所以不注重文采，但是逻辑性很强，开我国说理文之先河，在说理文的发展中有重要地位。《墨子》中的《兼爱》、《非攻》、《公输》诸篇，都是用类比推理与生活事实简括叙写相结合的逻辑性很强的说理文，如《非攻》：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这段话，作者先以“入人园圃，窃其桃李”、“入人栏厩，取人马牛”等说明什么是“不义”，进而推及攻人之国为“大为不义”，由小及大，由近及远，层层推理，有力地批判了那种谓攻人之国为“义”的颠倒是非的荒谬说法，极具说服力而又有很强的形象性，可以说是《墨子》散文的代表。

孟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散文家。他曾游历于齐、梁，因“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为统治者所用，于是退而与弟子著书讲学。《孟子》七篇就是孟子晚年的作品。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义学说，是孔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大师。他生活在地主封建势力在各国先后实行变法的战国中期，“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16]。孟子在诸侯各国用武力统一中国的战争中称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主张“法先王”，行“仁政”，这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不过他在列国纷争和人民斗争不断发展的形势下，看到人民力量的巨大，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强调统治者应重视人民的作用，这在当时有一定进步性。

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根据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生下来就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并认为这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的发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他认为只要统治者发扬善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政的理想就可以马上实现。这是和列国纷争的现实格格不入的，所以当时的当政者说他“迂远而阔于事情”。

《孟子》文章仍基本属对话体，但篇幅加长，议论增多，较之《论语》等有了很大的发展。《孟子》不像《论语》那样简洁含蓄，而是长篇大论，观点鲜明、感情强烈、气势磅礴、辞锋犀利，富于论辩性、战斗性、鼓动性。《孟子》中所出现的孟子形象，傲岸不屈，口若悬河，在各种论辩中都是以他的胜利和对方失败告终。例如他驳斥农家许行治天下必耕且为的观点，先从许行也并不是自己先做好了釜甑才做饭、先铸好了犁铧才耕地说起，说明社会的分工是非常必要的。然后列举尧、舜、禹、稷都因政务无暇躬耕，说明治理天下不能耕且为。进而又斥责许行之说实际上是“以夷变夏”，是历史的倒退。一层推进一层，理直气壮。“齐桓晋文之事”，他向齐宣王鼓吹王道，先有意避开齐宣王提出的关于霸道的问题，掌握谈话的主动权，然后采用迂回战术，巧妙地把话题引到王道上，揣摩对方的心理，引用宣王不忍心杀牛衅钟的故事使其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他设下的圈套，先纵而后擒：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