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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多种色彩的史传文学（第1页）

第三节　多种色彩的史传文学

大概与二节拍节奏的四言诗的成熟相距不远，中国古代的史传散文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史传散文是史官文化、史籍文化的产物。上文说过，中国远古时代，文史哲互相融汇的综合形态是先秦文化的重要特色，因此，这里谈到的史传散文，实际上是以文学手法写作的历史作品。史学、史籍我们已有专门的论述，本节主要谈先秦史传散文的文学成就。

一、成熟凝重的《尚书》、《逸周书》、《春秋》

散文是文字发明以后才产生的，是最适于实用的文学样式。散文的书写必须具备竹帛笔纸之类的物质条件，文字的运用亦必须依赖文字体系的成熟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因而成熟的散文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的。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原形的散文，是商周甲骨刻辞和钟鼎彝器上的刻铭。这种以最简明的语言记录占卜内容的卜辞和“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作用的铭文，虽然比较简单，但它已能用比较完整的语言来记述完整的社会生活内容，彝铭中文字较长者有不少已可和《尚书》的文字媲美。卜辞和彝铭都属于特殊的记事文体，并不代表殷周文字的全部。《尚书·多士》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殷周时期的史籍多是以简册的形式记载的。简册、帛书不易保留，故出土发现不多，我们研究殷周时期的散文，主要还是靠传世的古籍。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先秦史籍，最早的是《尚书》和《逸周书》。《尚书》由《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组成。《虞书》的《尧典》、《皋陶谟》是商周史官追记的尧、舜、禹三王时代的传说；《夏书》是商周史官加工过的夏代史料；《商书》、《周书》是商、周的文字材料，但《商书》经过了周人的整理。《逸周书》传说是孔子编定《尚书》时删除的周代史书，体例与《尚书·周书》相似，因是《周书》删去的逸篇，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其为《逸周书》（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周书》）。

《尚书》、《逸周书》是商周时代成熟的“记言”性质的史书，典、谟、训、诰、誓、命都属于官方文书类的应用文字，然而也显示出鲜明的文学色彩，这主要表现在：

（一）结构完整，层次分明，有些篇章还具有清晰、生动的描写

《尚书》文诰单独成篇，结构完整而有条理（有些篇章有错简），有层次。有些篇章以记事为主，如《金縢》、《顾命》，前者记武王有疾，周公祈祷祖先，愿以自身代武王死，并将祈祷文书藏于金縢。后周公受谗，风雷示怒，“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成王启金縢，明白了周公是忠贞不贰的忠臣，“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描写得非常细腻。后者记成王病危，康王受命，成王死，康王登极，以时间顺序和空间方位把国家大丧和新君嗣位的场面、仪节描绘得清清楚楚，甚至康王及群臣的服饰、神态都有反映，表现出作者不凡的艺术功力。《逸周书·克殷解》、《世俘解》对武王伐纣的过程记录得也非常清楚。

（二）语言表述注重形象化，善于用具体的形象比喻说明抽象的道理

《尚书》文诰性质的篇章居多，然而由于它注重语言形象化的表述，文章虽佶屈聱牙、深奥难读，但并不枯燥。如《盘庚》三篇，是殷王盘庚迁殷时对世族百官、臣民的训诰，这几篇训诰中，盘庚针对世族百官、臣民不愿搬迁的种种理由，进行说服。他把旧都比作“颠木”，把新都比作颠木新生的“由蘖”。告诫臣民要服从王命，“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他斥责群臣“浮言”惑众，说这样下去，好比“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又告诫臣民要听他的话，说这次迁都有如乘船，若不好好渡过去，大家都有沉溺的危险。这些比喻贴切、生动，多是用生活中常见熟知的事情作譬，因而有很强的说服力。

（三）语言带有比较强烈的感情色彩，真实而有说服力

《尚书》以“记言”为主，但并不千篇一律。如《周书》部分大都是周公的讲话：《大诰》是讨伐武庚的动员令，《洛诰》是营建成周后与成王的答问之词，《康诰》、《酒诰》、《梓材》告诫康叔，《无逸》、《立政》劝勉成王，《多方》、《多士》警告殷遗民，《君奭》则是与召公奭的谈话记录。这些讲话，对象不同，语言的感情色彩亦因人而异。如对殷遗民，完全是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语气；对成王，则是关怀备至而又充满了寄托和希望；对康叔、召公奭，则以衷心告诫、中肯批评、热烈希望为主，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周人王业的忠诚，表现了一个无私无畏的政治家的策略与胸怀。

《尚书》、《逸周书》以记载商周史事为主，也有少数篇章记载了春秋时的事。春秋以后，王室衰微，记载历史的权力不再为王室垄断，诸侯国逐渐出现了一些按年代顺序记载历史的“记事”性史书，这就是各国的“春秋”体史书，——其代表作是鲁国的《春秋》和魏国的《竹书纪年》。

《春秋》是春秋鲁国的编年史，据说曾经过孔子的修订。《春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13]，事件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竹书纪年》是西晋初年在汲郡（今河南汲县）发现的一部战国魏的竹简编年史，记载了三代到晋到魏2000余年的史事，文字表述体例与《春秋》相近。《春秋》和《竹书纪年》是我国现在发现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其属辞比事，极其精炼，然而亦有文采可观，尤其是《春秋》，据说曾经孔子删削，“笔则笔，削则削”，简洁语言中隐寓着“微言大义”，语言的感情色彩很强烈。如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寥寥十余字，把宋国发生的两件大事叙述得清楚明白，错落有致。《春秋》对不同性质的行为选择不同色彩的词汇，如讨伐有罪称“伐”，不敲击钟鼓的进攻称“侵”，乘人不备的战争称“袭”；杀有罪者曰“诛”，杀无罪者曰“杀”，下属杀上级曰“弑”，选词凝炼，一丝不苟，体现了史学散文的语言向流畅清新方向的发展。这是它比“佶屈聱牙”的《尚书》类“记言”史书的一大进步。

不过，《春秋》也存在着过于简单隐晦的缺点。史事仅存纲目，不叙史实，使人弄不清因果关系，所以宋人有“断烂朝报”之讥。这说明它还带有相当的原始性。

二、长于描写历史事件和战争场面的《左传》

《春秋》开创了编年体史书之先河，但首创难工，还带有相当的原始性。战国以降，封建地主阶级勃然兴起，新观念、新思潮和学术界的“百家争鸣”促进了编年体史书向带有记事本末体和传记体因素的方向发展，产生了像《左传》、《国语》、《战国策》那样的史实详备又富有文采的成熟的编年体著作，为中国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关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及与《春秋》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左传》是战国初年或稍后的人根据春秋时代各国的史料编撰而成的，它原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并非为解经而作，后来按编年系于《春秋》之下。《左传》记事丰赡翔实，视野开阔，有关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及天道、鬼神、灾祥、卜筮均有记载，甚至还采撷了不少民间风俗逸闻、童谣民歌，可以说是一部丰富多彩的春秋历史画卷。

《左传》从文学的角度看，有如下特点：

1．作者善于对自然形态的历史事件与社会生活进行文学艺术加工，叙事完整，富于故事性、戏剧性，善于抓住重要的、紧张动人的情节重笔描绘，以引人入胜。如隐公元年，《春秋》只有一句话：“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则把郑庄公翦除公叔段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起伏跌宕，颇有戏剧性。作者从郑武公娶武姜、武姜生庄公及公叔段但偏爱公叔段、一心想让公叔段掌握郑国大权写起，逐次展现庄公和公叔段的矛盾，细述了公叔段在姜氏的支持下不断扩展武装、土地和郑庄公对公叔段欲擒故纵的策略。后来，公叔段想用武装夺权，姜氏做内应，郑庄公抓住这个时机，伐京，伐鄢，把公叔段赶出郑国，并放逐了姜氏。最后，作者又记述了郑庄公和姜氏和好的经过，把郑庄公一家矛盾的产生、发展、激化、解决和由此引起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描写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而又让人回味无穷。

2．《左传》善于描写大规模大场面的战争，而且是把战争作为社会矛盾激化的形态全面描述，把军事行动和政治矛盾结合起来写。《左传》全书记载战争几百次，其中著名的战役，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齐鲁长勺之战等，战争的起因，战前军事、外交谋略，兵力调遣、行阵布置，战争的激烈程度，战局的变化，战争的胜负、结局等，都有详略适宜、有条理的交代、描写。如齐鲁长勺之战，鲁弱齐强，战争开始之前，作者就通过曹刿和鲁庄公的对话交代鲁国的民心向背。接着又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阐述鲁军战胜齐军的战术原则，“疏而不遗，俭而无阙”地把一场战争交代得清清楚楚。有些战役战线拉得很长，交战各国的军事联合、外交策略也很复杂，但《左传》写来却迂徐有致、有条不紊，如秦晋殽之战，先从穆公访蹇叔和蹇叔哭师写起：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接下来又写了郑弦高犒师，晋在殽阻击秦军，文嬴请三帅、秦伯迎三帅等故事，把殽之战前秦、郑、晋各方的形势、动态、秦越国鄙远的贪心和晋抓住时机截击秦军的过程及晋对俘虏的处理、秦穆公对此次失败的认识都全面地做了交代，纵横捭阖，极有章法。晋楚城濮之战晋破曹伐卫、激怒齐秦而孤立楚国，进而大破楚军的军事外交策略写得也很有特色。

《左传》不仅长于以大手笔描述大规模的战役，具体的、刀光剑影的鏖战场面也写得激烈、曲折、生动逼真。如齐晋鞌之战：

癸酉，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一开始就用简单的几句话交代了齐军的轻敌（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接着用较多的笔墨写晋军将士的团结对敌、浴血死战：主帅郤克中箭，鲜血流到脚后跟，仍击鼓不停，指挥战斗；御手解张被敌人的箭射穿了手、臂，他把箭杆折断，继续驾车，鲜血把车子左轮都染红了；车右郑丘缓一遇险情就下去冒着生命危险推车。他们殊死奋战，以“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相鼓舞、相帮助。郤克伤势很重，解张就左手并辔驾车，右手帮助郤克敲鼓，终于以顽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了强敌。整个场面写得激烈昂扬，动人心魄，展现出作者高超的表现力。

3．《左传》语言精练、婉转传神，能以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个性化语言刻画人物，尤长于行人（奔走于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外交人员）辞令之美。如《左传》论战之处颇多，但每次论战，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曹刿论战，是地位低下的人向当政者发论，故处处委婉；子鱼论战，是贵族口吻，言辞激烈，处处则坦率直陈。《左传》写行人辞令，“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14]，体现了该书的语言美。其著名者，像文公十七年郑子家书告赵宣子：“传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僖公四年屈完对齐侯：“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词锋犀利、柔中带刚，颇具说服力而又有文采。

《左传》的一般叙事，也都简练精当，意蕴厚实。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写晋军败于楚，“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中军、下军抢船逃命，先上船的人用刀乱砍后来攀船人的手，船中的断指可以用手捧）；楚将士饥寒，“（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楚庄王巡视三军，拍着将士的肩膀鼓励他们，温暖的话语像给战士们穿上了棉衣），简练形象，举轻驭重，十分精彩。其余如襄公十五年子罕辞玉，“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闵公二年齐桓公迁邢封卫，说“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僖公二十六年齐孝公伐鲁，说鲁“室如悬罄，野无青草”等，婉转有致，比喻贴切，很受后人称道。

三、“记言”为主的《国语》

《国语》是战国初期时人著作的一部国别史。全书7万余字，21篇，其中《周语》3篇、《郑语》1篇，涉及了西周史事，其余诸篇记载的则是春秋时期齐、晋、楚、鲁、吴、越等国政治、外交、军事等重大史实。《国语》主要记言，其中也有些记事，但不过是某些记言的插叙和补充，目的是为了使史实记述完整。《国语》各篇的风格、语言很不统一，说明这些史料很可能是作者从“百国春秋”资料中直接撷取或只进行了粗略加工汇编而成的，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存有原始性。

《国语》的文学成就远远不及《左传》。以《国语·鲁语》记载的曹刿论战与《左传·庄公十年》记载的曹刿论战相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别。《鲁语》记载的曹刿与庄公的对话详于《左传》：

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今将惠以小赐，祀将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夫民求不匮于财，而财求优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对曰：“是则可矣。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左传》的记述是：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