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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第2页）

卢卡斯工人的计划这一经历也具有某种关于一个“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可能性的暗示，而这种“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工会成员间联合的形成及维持必须首先反对卢卡斯航空的传统工会组织，而不是从中产生。事实上，这种联合最初形成是因为一些独立工会的工会成员看不到任何有效地反抗裁员的管理计划。一群之前独立的工厂和公司已经统一于卢卡斯航空的控制下，这种控制实际上是第二届威尔森政府为了“合理化”和强化英国全部的航空工业而对垄断企业进行赞助的。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的、企业管理结构就这样被创造出来。这一结构使得依赖于单一“贸易”和单一厂房的传统工会不能有效地斗争。实际上，工会成员的联合是一个同新的企业管理结构同步发展的“平行”的企业工会联合组织。联合将工人从不同的工会和厂房中聚集起来，特别是带来了“车间”和员工工会，但联合不能获得关于管理计划的信息以及这样的计划在不同的厂房的影响，而这对于其能否限制或先发制人管理行动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国际联盟，国际工厂联盟总是一朵脆弱的花，在几个组成工会的国家领导人那里也是怀疑的对象。这种员工车间联合的削弱威胁到先发制人的联合的能力，因为白领运动已经得到了拒绝车间工人的信息，以及关于合理化、裁员等的管理计划信息。富有同情心的老板泄露了机密备忘录，其他白领员工被允许在预期的管理业务中采取行动。之后，这里出现了一个关于为什么“阶级”行动总是在特定公司或组织中更有效、更强有力的但非常罕见的例子。这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先发制人。卢卡斯的经验也表现出创造这种联合有多么难，面对根深蒂固的地位差别和敌对，特别是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之间的地位差别和敌对，维持这种联合有多么难。最后，主要因为他们是建立在部分“贸易”组织基础上的，还因为他们只关注工资和待遇，联合发现现存的工会很少使用研究组织，所以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组织。正如已经看到的，其最初主要是从车间和办公室收集信息来研究的。当它参与设计和测试替代产品的原型时，联合从东北伦敦理工学院（现在的北伦敦理工学院）富有同情心的工程师那里获得了研究帮助。

科琴清楚地意识到，在现有的工会和研究部门中重新划分出先发制人的工会似乎有些天真。作为一个先决条件，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很可能将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会来组织重建，而重建则需要从几个联盟中雇佣工人。实际上，卢卡斯运动持续的一个后果就是在同等状况下其他工人展示出对于建立工会联合的兴趣，不仅是对于信息收集感兴趣而且对运动感兴趣。联合委员会的联合论坛，对于其来说CAITS作为一个秘书处，在促进和支持这种互动中是非常重要的。科琴基于假想而提出所有的先发制人联合主义的模型，它们关注的都是工人需要先发制人，需要计划在他们的行业和部门中产生结构性变化，而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很可能会导致行业内的裁员。事实上，这个观点是以各种形式和条件推动结构改革，使受影响的工人获得最大的长期利益。卢卡斯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的工会的全部宗旨就是抵制裁员而不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而提前为裁员做好计划。此外，卢卡斯航空劳动力给予替换计划普遍支持最大一部分是基于其在抵抗裁员上表现出的政治效力。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在1979年到1980年间当增加的国防开支在大多数卢卡斯航空工厂解除了裁员的危险时，工人的这种支持就逐渐消失。然而，科琴也指出，从这一点来看，卢卡斯的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很可能更适合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而非自己假想的那种情况。

由此可知，科琴的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最初设想是发生在繁荣的情况下，或者至少不是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因为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工人很可能对于决定解雇和裁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是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的。

然而，在这方面，卢卡斯计划似乎有点混乱，因为其产生的特殊情形影响了其公开演讲的方式。卢卡斯航空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设计师都是技艺精湛的男性（鲜有女性），他们使用这些技能来制造复杂的武器。很明显，至少工会联合中的一些成员感受到了强烈的道德困境。因此，当替代整体计划被起草时，对找到能使这些工人在改善生活上使用他们的技术生产产品而非在毁坏生活的目的上使用他们的技术生产产品做了许多强调。替代产品的本性反映为：便携的移植肾的机器和新型的人造四肢，给盲人雷达导航，用一个热泵来提供便宜且能源节约的家庭供热，为使公共交通更便宜更适合的路轨车改善刹车系统，为了避免环境对人类健康的危害而生产手工操作的遥控机器。在那时，联合委员会提到这些产品作为“公益”产品，并明确或含蓄地将它们同卢卡斯航空现有的产品进行比较。科琴认为，这种制定对于启蒙政治而言既是太宽泛又是太狭隘的。其宽泛是因为根据“公益”是被如何定义的，任何产品乃至全部产品都可以被称为是公益的。因此这给卢卡斯的管理层留有发言的余地，他们认为武器是“公益的”因为它们用来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和远离外敌入侵。但是其也太狭隘了，因为它留下了对产品进行联合设计和技术原型可能对资本主义是有利可图的印象，但是没有提供必要的和社会实际需要的目的和需求。事实上，在这方面，它对产品要求的太少了，一些已经被吸收并被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工场进行了商业生产。卢卡斯航空的特殊情况可能会在此处被误导。卢卡斯的管理层对提案不冷不热主要是由于他们来自地方的和在管理层特权上做出的政治改变。但是也可以说考虑到这些产品中包含的工业性生产和发展的额外投资，即使用减少国防需求的方式，这里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像卢卡斯现有的产品一样有利可图。但是这主要因为政府国防合同建立在一个“成本加利润”的基础上，例如在合同的形式上，只要求他们给国防部提供产品，而给生产商的基本上是一个空头支票。毫不夸张地说，在这种情形下，基本上没有东西作为国防产品可以被视作对卢卡斯是有利可图的。但是这不是说替代产品对其他厂商没有足够的利润，实际上有足够的利润来让其他公司对他们的商业发展感兴趣。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前的形式中，它有着重要的含义。这些观念和原型可以给面临裁员的工人或失去现有工作的工人提供替代性且有利可图的产品，也可以为失业者提供就业。在生产公益性质的产品和生产能够在资本主义市场提供具有商业利润和长期就业的产品之间没必要存在一个直接的冲突。当然，在特殊的事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冲突，但即使其他国内的购买者和出口市场也能够提供替换的网点。从社会主义视角来看，重要的事就是这些产品的研究和发展以及他们的产品应该以一种非资本主义组织形式产生。例如，在由熟练工人运营和控制的研究和开发组织中，以及在工人合作社以及其他试图废除或减少传统组织和管理的分层形式的企业形式中。这不光是在先发制人的尝试中设计并使用其他类型的“工人”计划在现有公司和资本主义组织中保护或创造工作。至少在大纲上，这一切表明一个在当前的撤退中对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的一种可能的直接推动。由于CAITS应该是由四人构成的一个小的、过度劳累的、资金不足的组织，该组织勉强存在于北伦敦理工学院。联合工会的形成不应该是一个依赖于少量自愿的经费或工会经费以及像CATIS这样资金不足的组织的援助，它们都应该建立在一个大量且资金充足的研究、开发和CAITS项目援助的基础上，从TUC、个人联盟、当地权威和任何富有同情心的人那里获得资金。这样一种组织将设计、测试并开发替代产品，进行市场研究和项目可行性研究，在以工人控制的企业形式来生产并销售这些产品的过程中提供资金或援助的尝试。因此，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有了特殊的形式并在形成于其最艰难的时候，以可能最好的方式——对失业的减少和改善我们社会的生活质量做贡献——获得了确定性。

科琴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当英国由一个工人政府或工党社会民主党政府重新执政时，政府将迟早会同工会协商“工资政策”，而工会应该同意这样一个政策，但是作为对一定范围和类型让步的报答，这种让步远远超过了通常的形式，不会要求控制价格和股息。这样的要求必然能够拥有对养老金、健康和福利规定、失业等宏观层面上的政治要求，而且这方面有很多先例。但是也可能会有单个行业和部门的工会会提出一系列更加激进的要求，在这些要求中长期的工资讨价还价换来对投资政策、市场、健康和安全状况、人手水平、训练、一个“一目了然”的政策这样准确的要求。在国家层面的谈判之前，每一个公共的和私营的部门工会都应加强研究和规划能力，以便更好的研究这些要求。这个问题的本质是非常简单的。如果英国的工人阶级将自身卖给资本主义，那么其必须以一种计划好的、仔细考虑过的、昂贵的形式卖掉自己；如果条件得到满足，就要探索资本主义在不改变其本质的前提下可以做出的让步的限度。这个策略最后一部分的核心是使工人阶级出售其合作使得英国的资本主义更具竞争力和效率，其不仅得到物质利益作为回报，而且得到以增加控制和决策权利作为回报。简言之，要以这种方式提出要求，就必须由社会主义者来提出，并得到整个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多的自觉的社会主义者的支持。然而，这个策略的目的是当探索到其创造的矛盾时，帮助创造越来越多的自觉的社会主义者。

这个政策唯一困难的部分在于它是先发制人的。因此，科琴关于钢铁案例的假设中，工人在面临严苛需要之前（例如面临大量亏损的紧缩时期）就已经被要求放弃他们的工作。这是所有要求中最困难的事情。工人最典型的和可以理解的要求是他们的工会将保护工作，直到如果政治和经济体系没有出现一个彻底的改变，这样的工作就再也“不能”被保护时。在这种情境下，工会真正的民主本性毫无疑问地将工人同这种短期的基本理性联系到了一起。无论重新设计的计划有多么的乐观，拥有一个工作要远胜过潜在可能拥有一个工作。同样地，许多资本家和国家雇主不愿意尝试实行裁员来反对工会的抵抗，直到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例如，直到“市场”迫使他们这样做。

英国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相信“管理者必须管理”。如果出现裁员，那么这是由老板做出的决定。总之，“取决于老板”将工资的增长同生产力和解雇的人联系到了一起来保持这种关系。事实上，只有通过对其合法性的一个总体上且全心全意的理解，工会才可能宣称他们被限制但独占的领域同管理层的专属领域是并行的——保护并改善工会成员的工资和生活状况。

这种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的大规模推行确实会威胁到社会变革，其手段是威胁到了跨越管理工会和执行工会的人之间的界限，并承担其后果（无论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卢卡斯管理层相当准确地预测到了对这一特殊尝试的负面影响。然而，事实是这样的尝试的确产生了这样的反应，特别是当他们表现出“合理”且“敏感”，“为了公司企业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好处”时。这条线会立即被强烈地保护起来，因为它是一条权力线条，因而值得跨越并保护。科琴建议英国的社会主义策略的直接目的应该是渗透到尽可能多的地方跨越这条线——从工厂到熔炉，从地方政府到百货公司，从出版社到保险公司，从建筑师办公室到海陆空三军，从一个持续“阵地战”开始到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社会依然依赖的诸如所有议会民主制的精英的尝试和活动。

基于此，传统的工会原则——相互认可和保留领土——就是一个彻底的反社会主义原则。从英国事例的现实层面看，这只是一个错误的原则。英国钢铁、英国利兰汽车、英国摩托车和电子工业的管理层的管理是不被信任的。他们显然没有有效或成功地行使其管理职能，这是极其失败的，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中，他们的失败被关键的测试捕捉到了。这里的寓意就非常明显了，如果你“相信管理层来管理”，那么当你感到一团糟的时候你就不能抱怨。

“相信管理层来管理”，就像“相信政治家来统治”这一同类型的政治原则一样，这都是缺少自信的一个标志。如果工人不相信他们自己就可以管理，如果他们能够自由地限制自己的活动以要求更多，那么工人永远也不能成为统治阶级，因为阶级统治被瓦解为多数人的统治，其规模之大以致永远也不会出现一种自我强加的社会规则。

总之，英国资本主义为了生存可能并不需要一个“负责任的”自律的工人阶级。最终，独裁的解决方案总是可能的。但是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为了生存下来则非常有可能需要这样一个阶级。因此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即英国的工人阶级有机会从资本主义制度中提取重大的且确实正在发生转变的变化，以此来换取资本主义制度的合作。然而只有当工人阶级有信心认识到并认为这是可以得到的，而且他们能够自律地行使自我控制和履行自己的义务时，工人阶级才能抓住这个机会。因此，在现有的机会和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随时准备抓住的机会之间存在一个冲突。构建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应该既是一种开始转变的方法，也是一种创造自信的方法。其能否履行这一双重作用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在于广大工会成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先发制人的计划和策略的制定及执行中。这就引出了关于组织和制度建设这样的难题了。人们自然也会想到屈身进入每一个工厂、建筑、仓库和办公室来研究并计划、组织，同时组织成员还要参与到提供和收集信息的活动中，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新的领域。此外，如果先发制人的策略得到应用和认可的话，那么其中一个设想就是成员参与管理再培训计划、配备顾问机构、就遣散费的使用提供意见、监督安置计划、担任董事代表、成立工人委员会、负责工厂一级至部门一级的新投资一级管理利润分享计划。人们还将设想所有这些职位的工人会定期轮换，以便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决策和研究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但是具体应该如何操作，以及确切需要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则关键取决于每个公会和行业的具体情况。卢卡斯的联合经验表明，至少要对公会结构进行一些改组，并在各部门内建立更多的工会间的联系。事实上，由于“卢卡斯计划”已经明确地展示出，细节可以由工人和工会积极分子的活动所填充，利用他们从特定行业、工厂、地方当局、服务站或百货公司的情况和问题中得到的生活经验的知识。

科琴指出，工会权力的性质和使用只是英国当时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之一，此外还有消费者权利和消费者权利的行使，在政府管理中公共控制和审查，大众有权使用当前被错误命名的大众媒体，来自运动和足球俱乐部的支持者和竞争者的控制，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地位等。科琴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只是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形式的呈现方式。他之所以选择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策略，是因为这种策略特别生动地揭示了英国左派自身陷入的僵局，并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前进道路。科琴采取一种非常传统的社会主义立场，他认为经济实力、关于生产和消费的决策、由谁以及如何生产和消费的问题，这些对资本主义都是尤为重要的。因此，这些问题必须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概念中找到一个重要但并非独有的位置。

科琴强调他所说的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并不是指一个纯粹由工人控制的社会主义民主机构的主要形式。他认为，对大多数企业而言最合适的组织形式可能是一种三分制的管理结构，其由劳动力代表、消费者代表以及产品和服务的组织经营者代表构成。这种三分制的管理结构对于工厂、农场、地方政府、保险公司、零售商店和饭店都是试用的。科琴在这里继续贯彻了其实践哲学的思想，他明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相信‘终极状态’，我只相信在一个持续历史进程中的阶段状态”①。因此，他并不认为这样一种三分制管理结构是完美可持续的，因为一旦这个三分制管理结构形成了，那么就必然会持续地出现三方（生产者、消费者、销售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团体冲突。他认为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冲突也是有见识且自律的公民获得知识和自律的学习过程的一部分。

（二）总结

科琴提出“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策略是建立在对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治形势的密切关注基础上的，他试图为当时的英国提供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策略或者实践路线。由于科琴在认识论层面反对真理的符合论，不赞同将马克思主义强行类比作自然科学以换取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承认，他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坚定的践行他的实践哲学，因此尽管他提出了“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策略，但他并不认为凭借这一策略就可以直接建成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他将这一策略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念比作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关系，他认为只有这样渐进式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才不致沦为一个具有启蒙意义但却不具备实现希望的社会批判理论，不会变成建立在空中的楼阁，仅能给人们以美好的愿景和心理上的安慰。

总共检查了6951所房子——当然只是在曼彻斯特本城，索尔福及其他郊区都不在内：其中2565所极需在内部加以粉刷，960所没有及时地做过必要的修理（wereoutofrepair），939所没有足够的污水沟，1435所是潮湿的，452所通风不良，2221所没有厕所。在经过调查的687条街道中，248条没有铺砌，53条只是部分地铺砌过，112条通风不良，352条街道上都有死水洼、成堆的脏东西、废弃物。

……

往往是整家的爱尔兰人挤在一张**睡觉；往往是一堆肮脏的麦稽和一条用旧麻袋做成的被单就当做全家共用的被褥。这种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由于贫穷、迟钝和**而堕落下去。调查人员常常在一幢只有两间屋子的房子里发现两家人；一间是大家睡觉的，另一间用做公共的饭厅和厨房；常常甚至是几家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空气里挤着12—16个人。除了诸如此类的传染病来源，还要加上在屋子里养猪以及其他脏得令人作呕的事情。

……据盖斯克尔统计，仅仅曼彻斯特本城就有两万人住在地下室里。而“每周快讯”杂志“根据官方的报告”提出的数字，是全体工人的12%。①

死亡数字之所以这样高，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幼儿的死亡率很高。小孩子的娇嫩的身体最不能抵抗恶劣的生活条件的不利的影响。如果父母都工作，或者其中死了一个，孩子就常常没有人照顾，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造成恶果；因此，像曼彻斯特这个地方，根据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报告，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五岁就死掉，可是，上等阶级的孩子在五岁之前死亡的却只有20%，而农业区各阶级所有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32%。

……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一般说来比农业区高2倍；城市中患神经系统疾病的比农村中多4倍，而患胃病的则必农村多1倍多，同时，城市中因肺部疾病而死的人数和农村中比较起来是2。5:1。在城市里，因天花、麻疹、百日咳和猩红热而死的小孩子比农村中多3倍，因脑水肿而死的多2倍，因**而死的多9倍。②

我们应当在第二天清早3点上工。所以我就留在这里过夜。我家离这里有5英里路。我睡在地板上，铺一条皮围裙，盖一件短外衣。以后的两天我早晨6点来上工。唉!这个地方真热!来这儿以前，我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也是在高炉上做工。那是在乡下的一家非常大的工厂，在那里，星期六也是清早3点上工，不过好歹还能回家睡觉，因为离家不远。在别的日子里，我早晨6点上工，到晚上6点或者7点下工。”

……威廉·特纳，12岁，他说：“我不是住在英国。我想，是有这么一个国家，但以前根本不知道。”约翰·莫里斯，14岁，他说：“听说上帝造了世界，又听说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只有一个人活着；听说，这个人是一只小鸟。”威廉·斯密斯，15岁，他说：“上帝造了男人，男人造了女人。”爱德华·泰勒，15岁，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伦敦。”亨利·马修曼，17岁，他说：“我有时到教堂去……他们讲道时提到一个名字，叫耶稣基督，其他的名字我都说不上来了，就连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来。他不是被杀死的，而是像平常人那样死去的。他和别人有些不同，因为他有些信教，别人不信。”"魔鬼是好人。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基督是坏蛋。”这个女孩（10岁）将God（上帝）念成Dog（狗），而且不知道女王的名字。①

科琴指出，我们有必要时常翻阅这些资料并坐下来反思其背后的含义是什么，而我们反思这些虽然很明显但常常被忽视的长期变化的意义并不是我们思考现在英国的工人阶级同之前的工人阶级相比是多么“幸福”，以及现在的工人阶级应该多么“感激”。这样做的意义也不是为了参与左派关于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的激烈辩论。科琴声明，他不关心这些变化究竟是工人阶级中的激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做出的让步，还是统治阶级旨在削弱革命热情和维持实现剩余价值所必需的需求的卑鄙行径，因为这一问题是存在争议的，在任何情况下，这个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

此外，对过去的反思也使得我们意识到，尽管20世纪晚期英国的工人阶级中仍存在部分群体相对贫穷或绝对贫穷的状况，但是工人阶级已经获得了物质和社会身份，工资也比100年前甚至50年前的工人阶级得到的工资要多。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不应被现在所取得的利益蒙蔽双眼，沉浸在资本主义那种充满争议但又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政治和经济民主中，而应该做好为实现最终理想而长期努力的准备。基于此，科琴向工人阶级乃至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座右铭：“希望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建立在这种希望基础上的行为保留了希望的理由。”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