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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第1页）

四、“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

科琴通过对英国工党及英国社会主义群体中弥漫着的空想的反资本主义予以分析和批判后，明确指出这种空想的反资本主义并不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在19世纪的英国乃至世界上其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要想构建社会主义则应结合现实的实际情况，拟定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运动方案。科琴基于英国当时的现实情况，提出“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也许是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可行方案。

由于科琴的“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是建立在对空想的反资本主义的批判基础上的，因此阐述“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的含义则离不开对空想的反资本主义的批判。科琴延续了其实践哲学的研究方法，将对“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路线的阐述放在1974年英国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展开。

（一）科琴对“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的具体设想

1974年官方统计的英国失业人口有350万，而非官方则认为英国的失业人口数量极其庞大，尤其是将那些被迫回归家庭却未被登记为失业人口的女性工人计算在内的话，失业人口数量将更加庞大。此外，在失业人口中以年轻人为主，而这些失业的年轻人又以黑人或棕色人种居多。在大规模失业的同时，尽管英国的工业产出在1983年1月呈现出正增长的势头，但其仍处于自196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投资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保守党政府主张的货币主义野蛮地攻击了许多公共支出领域，特别是社会中贫困群体所依赖的那些领域（例如，公共住房、教育、福利服务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反对有组织的工人，其在意识形态上明确、尖刻且持续地抨击了工会的权力和权利。保守党的一些发言人近乎公开地声明他们愿意用大量失业的方式来削弱工会、激发工资谈判中的“现实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预料到政治冲突的两极分化，失业者以及工会工人在面对战后阶段最致命的和持续的右翼攻击时转而支持左派。然而，现实却不是按照这种可预见的情况发生的。现实恰恰相反，左派政党在选举中的受欢迎程度是与左派在其中的力量比重相反的，这几乎在每一个民意测试中都得到了证实。科琴认为，这将不仅导致本尼特左派在工党内受到进一步的排斥，在工党组织机构内增强本尼特倾向会变得更加困难，而且这有可能成为右派重塑工党作为一个安全的和“令人尊敬的”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政党形象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对于有着左派政治信仰的任何一个人而言，这都是一个悲观的情境，人们应该推动对左派政治思想重新作出一种基本评价。将这种潮流置于中心并远离所有形式的左派政治，人们可以从一些逆潮流的事件中获得些许安慰。这些逆潮流的事件中最显著的三个就是：关注由新一代“战略性”核武器所构成威胁的核裁军运动的复兴；在工党内和工会活动中女性运动在数量和影响上的增长；工党左派政治的群众基础增强。这三个运动共享一个相同的阶级基础和代际基础，它们都不同程度地从主要在公共部门和服务岗位工作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工人那里获得支持，其中几乎所有人的年龄都处于25岁左右到45岁左右，这些人都是1944年教育法和整个战后中高等教育推广的产物。由此可知，逆潮流的事件是存在的，这些事件的阶级和人口构成具有有趣且重要的特征，其显示出在未来相当大的扩张能力。但是也不应忽视在具有普遍特权的议会民主制中，广义上的左派主要因人数少而吃亏。尽管左派偶尔能在伦敦街头组织一大群人示威，但左派并没有足够的支持力量，也没有足够的地域集中支持来影响选举的形势。

但是在英国激进政治的代际构成和特殊阶级已经弱化了其关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呼吁。这一点在英国工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工党的普通积极分子和激进分子以及“普通的”工党选民的数量从未增加。工党的选民认为工党是由那些同自己有社会和意识差别的人控制的，因此在民意调查和补选中他们都不再支持工党了。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了工会，工会的管理者、积极分子和普通大众之间同样出现巨大的差距，工会的管理者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对工会成员中的左翼分子是很友好的。即使普通大众具有“斗争性”，那么他们的“斗争性”也完全被限制在工资和待遇问题上。这种差异至少解释了近期公众民意调查的结果，即使是工会成员也认同关于“过于强大的工会正在损害国家利益”这一命题。

但重要的是意识到所有这些趋势是多么复杂。因为如果这些在英国工人阶级的职业和性别构成上的缓慢但基本的结构变化为一种激进的政治扩张提供了新的阶级基础的话，那么这种结构变化实际上也虚弱了工党对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传统观念的忠诚度。例如，工党或工会的一个积极分支的意识形态观点和职业构成总是同广大选民的意识形态观点和职业构成存在差别。但是工人阶级结构一系列变化实际上已经削弱了工党追随者对其领导阶层的信任度和忠诚度。科琴列举了具体的例子，教育水平的提高，更高的职业复杂性，工人阶级内部的流动性，传统重工业内老的阶级基础群体的弱化，传统上在家庭中女性选举权严重受到男性的父权制的削弱。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可以被列举出来，它们中的一些被认为是对民主生活有积极影响的令人满意的长期趋势，即使它们在短期内是对左派不利的。科琴表示，尽管他可以列举出这些因素，但一方面他不能完全不遗漏地全部列出，另一方面他也不了解所有这些因素的多重组合，而这些组合将会使英国的选举在其选举行为上变得更加“反复无常”。因此，必须去弄清楚这些变化及其长期意义，以及其在地域上的差异。如果左派政治认识能够超越基本固定的阶级划分，那么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仍将是具有吸引力的。

科琴强调了影响工党政治对英国工人阶级控制削弱的因素之一，大众媒体的作用，左派自己也经常提到这一因素。英国的左派之所以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处于劣势，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拒绝使用大众传播的有效手段，而中间派和右派则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强有力且多样的渠道来宣传自己的观点，推动他们的观点在社会每一阶层中的传播。尽管大众传媒对于观念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有重要的作用，但科琴也意识到大众传媒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弊端，那就是大众传媒的软弱性。自19世纪晚期开始，英国出现了大众民主政治，右派一直掌握着大众传播的手段，而左派则不得不一直努力让自己的观点得以传播，大众传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倘若大众传媒并没有这么大的作用，那么马克思就不可能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写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关键在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之所以是占统治地位的是因为被统治者信任统治者的思想。因此，控制大众传播的手段就是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一个手段。然而这里是存在争议的，大众传播技术的变化和电子媒体取代纸质媒体成为政治思想传播的主要途径，已经使得“思想竞争”更完全地偏向那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思想，而报纸生产和分配的垄断趋势已经有了同纸质媒体一样的结果。这种争议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现代大众媒体特别适合高度集中的控制。自19世纪晚期或20世纪早期开始的定量变化可能已经成为了定性变化。例如，抛开现有媒体中公然的政治偏见和操纵，左派由于自身成本束缚而有效地被排除在控制大众媒体之外。

尽管如此，从历史上看，人们是不可能离开信仰的，即当左派思想适应公众需求或激发公众的不满情绪时，左派的思想也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传播。例如，在大罢工中，在战争期间的军队中，在1984至1985年矿工罢工中，在核裁军运动组织的斗争中，左派的思想确实适应了公众的需求，激发了公众的不满情绪并发起抗争。因此科琴指出，尽管大众传媒存在软弱性的问题，但从一个更深的意识形态层面看，大众一直处在一种失真或幻觉中是危害极大的，左派在近期社会政治中的衰败不能仅仅归因于没有掌握大众传媒，最重要的原因是英国左派和工人阶级被困在一个矛盾中，工人阶级完全没有感知到这个矛盾，而左派却对此非常了解。由于这个矛盾是自生的，因此其总是引发那些原本支持左派的选民怀疑左派。而这个矛盾是什么，科琴指出则需要从英国经济和英国工人阶级的视角出发在英国现实中去寻找。

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对英国经济予以观察的许多观察者都赞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经济的利润率或多或少是持续下降的，特别是在工业部门。对这种普遍认同的现象的解释是千差万别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上涨”，其他一些观点认为这是由于劳动力短缺、工会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和国际竞争导致的。科琴认为，这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会运动整体的普遍后撤和混乱，以及撒切尔主义构建的一个重复和破坏的模式，该模式大致如下：工人使用包括罢工活动在内的方法来表达迫切要求改善薪酬和条件的需求，左派通常对工人的这种举动予以强烈支持。然而并不确定是由于不恰当的投资，还是国际竞争，还是不称职的管理，工人工资的增长是以减少利润为代价的。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时期，利润的这种影响可能被通货膨胀的价格增长所抵消掉。而在当时，价格的增长影响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左派也趋向于反对需求价格和股息控制等。然而，在世界会议期间，停滞或萎缩的市场带来极严重的国际竞争，利润的“膨胀”保护不再是开放的。任何试图使用利润的“膨胀”保护的尝试都会造成个体公司没有竞争力并产生亏损、倒闭、失业等现象。在这种情形下，留给雇主保护利润的方式就只有“阶级”的方式了。例如，他们必须减少工资花销，增加产量。换言之，他们必须提高每个工人的生产率，他们通过解雇工人来使得每个产品的工资花费减少，通过倒闭和遣散在中短期内减少了需求而抑制了利润。但是不管怎样，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而言，在短期内冒着利润率持续降低的风险来恢复利润率长期增长的基本情况是理智的。

抛开与货币供应相关的神秘修辞和公共部门借贷需求的通货膨胀率不谈，这就是货币主义的真正的本质。显而易见，撒切尔夫人一遍又一遍强调的是货币主义原则的一个方面，即有关生产力和工资的一个“铁律”，以及拒绝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来增加工资。因此，科琴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左派面临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背景下，撒切尔夫人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的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下的一个附庸阶级，例如只要全部或大部分工人渴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那么如果他们的生产力至少和德国、日本、美国工人阶级的生产力一样高，那么工人只能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需求。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与生产力的增长不匹配的是薪金的增长将会变成通货膨胀并且会出现现实的生活水平并不会持续增长的现象。显然在这种背景下，英国的工人阶级也许是西欧最有力的工会工人阶级，但他们的工资是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平均工资中第二低的。并非只有英国工人阶级需要为其相对低的人均生产力水平负责，英国资本影响了工人相对较低的人均生产力水平。然而无论如何，在竞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只要工人阶级的现实生产力仍是相对低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就会一直处于缓慢增长中。

当时英国的部分工人阶级（如煤矿工人、钢铁工人和汽车行业的工人）向管理层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然而如果生产力上没有相应的增长，那么这种工资的增长只可能是通货膨胀造成的。随着成本和价格的增长，这些行业的产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将变得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而且随着萧条时期危机的到来，其损失也会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形下，工人要求进一步增加工资则会使工人和管理者处于一个完全对立的情境中。管理者可能会说他们没能力支付更高的工资，因为企业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储备是无法运营下去的。当一部分工人必须一方面接受资本主义的理性的让步，另一方面为了经济体系的整体变化而将经济要求转变为政治要求时，问题的关键出现了。一般而言，无论是工人阶级整体还是工人阶级中的部分群体，他们都不希望用这种方式改变“游戏规则”，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做出让步。一旦他们做出让步，媒体就会大肆宣扬这是一种“责任”和“情理”的表现，这会让那些参与到经济斗争浪潮最前沿的左翼激进分子和工会成员像被搁浅的鲸鱼一样陷入困境。

因此，在当时严重的经济衰退情形下，工人开始相信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可以满足严酷现实中竞争的需求以及工业准则，但是这些政治和经济政策用“人性”和福利主义调和了货币主义的束缚。当时的英国左派则要求“抵制所有冗余”并要求实行本尼特规则，该规则声称可以通过保护主义的联合来解决问题，然而增强国家调控和工人的控制对于那些时常强烈意识到自身所在行业存在人手过多、投资不足和没有竞争力这些问题的工人而言，这似乎并不是一个答案。当面对货币主义强硬且不容置疑的逻辑核心时，左派的解决方式似乎就显得不切实际和混乱了。因此，左派的解决方式是受到质疑的，此外工党左派的激进分子以及其他人不仅鼓励工人去相信为使工资上涨而进行持续的斗争是无代价的，而且让他们相信雇主谈及生产力和竞争时只是一种宣传，左派的这种行为更加重了外界对左派的质疑。因此，一旦资本主义将工人纳入救济行列时，资本主义危机就习惯性地把英国左派的意识形态不加修饰地揭示出来。

因此，对英国的左派而言，存在一种无止境的重复模式：斗争，发展，对抗，让步，怀疑，然后再斗争，发展……。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就是得到一个在所有可能中最糟糕的世界。英国工人阶级的悲剧在于其在希望改变资本主义体系这件事上既不够激进也不够自信，然而他们在让这个体系“正常”运转方面又太有条理和经济上太激进了。此外，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经济情况已经表明，如果一个人只在艰难局面时接受了资本主义理性，即人们只有在陷入萧条、亏损和破产时才接受资本主义理性，那么社会和个人的苦难实际上是增多的。例如，尽管英国钢铁工业的收缩与重建是之前就已计划好并逐步施行的，但钢铁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以及群体并不能少遭受些苦难。

科琴对英国左派的策略的另一个反思是，不同于简单地希望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内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善，对这些改变给予必要的限制将一定程度上表明工人是被迫采取激进的政治立场的，人们可能会自觉地同资本主义进行全心全意的合作，但是作为回报这种合作意识的宗旨是有意识地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然而，为了这样做，工会必须要具有一种对行业和部门的研究和策划的能力，他们的这种能力即使不能领先于雇佣者也至少要同其保持一致。此处科琴用一个假设的例子来解释上述观点：钢铁贸易联盟中拥有众多素质优良人员的经济和趋势研究所已经提醒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英国的钢铁行业老板，“我们的研究者表明在这些国家中拥有一个迅速扩大的生产带钢的能力；考虑到各处的人员配备和工资水平以及我们生产带钢能力上某种程度的技术落后，已经可以预见这将在国内外呈现出竞争力下降的趋势。因而，我们建议接下来分阶段的在这些新的某企业中通过增强专业性并对其进行破坏和改组。然而，我们做出了如下要求：（1）在以下类别中支付某的裁员费；（2）保持以下类型的计划，在接下来的阶段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保持不少于以下类别平均收入的补助金；（3）某级别的住房和迁移津贴；（4）给某总量的X，Y，Z团体来自BSC的资本拨款；（5）以下代表在董事会上可以完整的获取利益、投资和销售信息。这些代表对工会的执行和定期改选负责。（6）解雇并代替A，B，C（被认为不称职的管理人员）;（7）当资本利润超过百分之某时，利润分享计划如下”①。同时雇主要和工会协商裁员。科琴指出，在上述提出的情况和现实发生的情况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就在于上述协议是先发制人的，它被设想为在企业出现危机情况前就已经发生了，其实际上被设计为避免或减轻危机影响的一个手段。这种先发制人的工会活动几乎立即会引发管理特权的问题。实际上，人们所提倡的是创造一种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双重权力，在这种权力中，工会提出管理倡议，以此来保护并增进工会成员的利益。科琴认为这样一种模式不仅可以运行于大多数工业和商业中，其也可以在公共服务、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教育和健康服务中推行。

科琴指出，这一模式的实际宗旨是诱发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管理人员并不是参与管理的唯一力量，工会的倡议会以一种公开的合作和合理的形式制定出来，这种情形下管理层的抵抗很容易就被打上不合理、独裁、专横的烙印。这样一种策略有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策略将在资本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者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上获得一个永久的现实意识形态优势地位。当然，这样一种处于萌芽状态并持续增强的双重力量，其在本质上是矛盾和不稳定的。通过定义这种工会介入管理特权，工会做出的真正让步将最终提出关于本应该在斗争中解决的权力和控制的关键问题。但是这个策略的整体目标是既要查明此前该体系中争取民主进步的数量，也要让工人们感受到权利和责任，让他们在此基础上建立知识和自信，让他们走得更远，即使这种走得更远意味着严重的冲突。

此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一个策略也是不稳定和存在隐患的。因为这个策略假定，装备精良、人员素质优良的工会研究和计划部门能够了解国家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趋势，并能制订符合趋势的计划，此举比当前的管理人员所做的更加有效。纵观20世纪70—80年代的英国，其管理人员在钢铁企业、汽车、摩托车、制鞋和纺织行业中表现糟糕，因而这些行业的工会介入管理过程的行为不会比管理人员更糟糕。但是最终工会也将面临同资本家一样的问题，即主要依赖于市场宏观产出机制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可预测且不稳定的特性。然而，从社会主义角度来看，对这一矛盾进行探索并从中吸取政治教训，以便在国内或国际经济规划方面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这本身可能就具有很高的生产力。

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一种策略能够通过管理引起工会竞争合作，将工会训练成管理部门，并通过在决策中发挥极小的作用来吸收工人大量不满情绪，但是最终却在保护工人利益上并没有实际权力呢?这会仅仅导致“黄色”工会或“房屋”工会的产生吗?这是管理者的玩物吗，其必须被来自下层的团结式的群众运动或者非官方的“不可靠的”工会活动所取代吗?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竞争合作是一个真正的危险，其主要依赖于工会领导能力的质量，更确切地说，其依赖于一般群众对谈判代表、管理者代表和研究和计划者的掌控程度。在某种意义上，为了以组织的形式推动社会主义进步而不是同资本主义合作，这些工会需要这种策略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一个经验丰富、见多识广和纪律严明的成员资格，坚决致力于在越来越多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中发挥作用。然而，科琴已经论证了在英国乃至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这样的工人阶级，这里就存在一个矛盾了。尽管如此，科琴继续强调这个矛盾只有在实际行动中而非抽象的辩论中才能被解决。在创造这种工会之初，在向工会成员解释他们将做什么和他们如何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在将普通百姓纳入工会活动中时，工会的研究和计划部门作为信息的搜集者和提供者，应该在实践中缓慢且有组织地创造条件来解决这个矛盾。

由于科琴指出关于问题的讨论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纯理论或假设层面的探讨，因此科琴提出了对“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策略的现实尝试，即设想在1969年至1972年间建立卢卡斯航空工人代表联合委员会，并设想在1976年1月建立关于卢卡斯航空工厂的替代性“整体计划”的成果。科琴指出，联合是一个长期、复杂且极具意义的历史。科琴基于对“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策略的概述，列出了他所设想的这段历史的特征：

（1）一群薪酬丰富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熟练的工人发起并维持了这个计划。

（2）这种联合的形成以及替代性的企业计划是建立在联合委员会发起的一个研究计划的基础上，但是借鉴的是卢卡斯航空工厂工人详细的知识和经验。这就允许包含的信息能够被用来检查卢卡斯管理部门提供的东西并在对抗裁员的斗争中给予帮助。这也是用来获得卢卡斯替代计划中最重要的“替代产物”部分的观点的方法。

（3）卢卡斯计划已经导致形成了两个工会研究和信息组织（联合委员会和替代工业体系以及技术体系中心——CAITC的联合论坛），这两个组织在上面假设所列的场合很好地运行。

（4）工人代表联合委员会从组织一个反对裁员的运动转向更有野心的“替代计划”。工人代表委员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只要卢卡斯的管理能够表明航空航天产品订单数量减少，一个纯粹的抵抗活动就不会给管理的“逻辑”论证带来任何有效的政治还击，管理的逻辑论证认为裁员是令人遗憾但又不可避免的。整体计划的目的是先发制人，通过产生一系列产品创意和原型来论证，这可能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并同卢卡斯的现有计划和设备一起产生，且在商业上是可信的。当被简单的视作抵抗裁员的一个策略时，这个策略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将卢卡斯的管理放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令人为难的“处于守势”的位置上。事实上，这个整体计划的替代产品以及计划本身，被证明要比同管理层谈判中获得绩效的政治收获更重要且更有影响力。

（5）卢卡斯管理层对替代计划的反应，特别是联合委员会向管理层提出计划的初期会议的数量，在准确展示传统的管理特权是如何威胁这样举措的过程中是非常吸引人的。个体管理者的回答是不可能轻易接受在计划以外承诺考虑它并在下次会面的时候带来一个详细的回复。个别技术管理人员表现出了对产品建议的真正兴趣。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越来越明显的是有权力的管理人脑海中所想的却是产品建议以外的事。对他们而言决定因素是产品建议应该来自哪儿。比尔·威廉姆斯——卢卡斯航空在伯明翰的一个技术经理——总结了真正利害攸关的问题：“我”个人非常确信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工程角度的产品可行性问题；真正利害攸关的问题是谁管理卢卡斯航空。几个月之前，在此期间主要的计划已经呈递给了经理布拉辛顿先生，他是伯明翰地方的个人经理，他同意一系列关于工会联合委员会代表的多样性地方会议。在1976年2月，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会议召开了。鲍勃·多德（一个联合委员会的成员）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布拉辛顿先生一定已经认为这将一事无成，我们的想法将成为空想，我们将不会得到专业技术的支持。但是一旦我们解释了我们的建议，两个技术经理就明白了我们的意思。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似乎对此很感兴趣。布拉辛顿先生一定很焦急，因为他进行干涉，并不看好全部事情。他在之后再也没有召开任何这样的会议。”比尔·威廉姆斯是上文提到的两个技术经理之一，他认为产品建议认真但不精密：“乔治·奥尔洛夫（另一个技术经理）作为工程师已经讨论过这个产品。我不认为这是需要的。我的预期是如果他们不能用他们想要的方式来推动会议，那么他们就不会得到其他。这就是说此次会议后应该还有另一次会议。我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6）形成联合的经历和之后设计替代的整体计划，似乎已经用前文假设过的方式建立起了知识和自信。显而易见，联合委员会只获得设计计划和挑战管理层对管理的独占权的自信，以及改变卢卡斯公司退休金计划的整体结构的自信。卢卡斯航空工人计划的历史是那群开始持怀疑态度的公会成员的历史，这些人只是通过保护他们成员的工作而反对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而在初期推动联合形成。但是，当他们看到这种方法行之有效，而且为他们所代表的工人带来具体利益时，他们就更加坚定地承诺要将其与各种可能性结合起来。然而，这是一个使它太过简单的方法。因为实际上联合的工作和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是工会成员增长的知识和自信所带来的结果。事实上，“工作”只不过是他们的集体活动，这活动造成了他们态度的转化。正如特里·莫兰（他是机械和锻造工人联合会的一个工会成员以及联合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提到的：“我定然是同六年前截然不同的人。我过去常常认为一切都是伯恩利的。整体计划已经难以置信地拓宽了我的视野。”一个具体的例子非常准确的反映了这样一种变化如何发生。作为起草替代方案的前提条件，联合委员会向所有相关的工厂委员会发放了一份问卷调查，要求他们提供一份关于自己工厂的厂房和设备的详细清单。如果替代产品将在卢卡斯现存的工厂中被生产的话，那么这就是有必要的。来自伯恩利的麦克·库尼描绘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他们想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机器工具。着实令人惊奇的是没有一个地方知道自己拥有什么。现在计划生产是运行一个业务的基本部分。但是管理者并不计划。工人计划生产。这的确令工会成员感兴趣。”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