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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裨与军州 节帅的两种成长模式及其消长（第1页）

三、偏裨与军州：节帅的两种成长模式及其消长

从当时唐燕双方力量的综合对比来看，唐廷所采用的实用主义平叛思路无可厚非。至德二载（757）年末至乾元元年（758）年初，史思明、高秀岩、能元皓等相继归唐，这一“中兴诸将收山东”的盛况让诗人杜甫油然生出“只残邺城不日得”①的殷切期盼，这是当时唐朝上下乐观情绪的真实反映。然而史思明旋即复叛，将朝廷安插在幽州的亲唐力量**涤殆尽。乾元二年（759）春，九节度兵败邺城，史思明遂得根除安氏残余，与薛嵩、张忠志等地方实权叛将达成和解。安史易代，后燕再起，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河北风云突变。史燕时期最为重要的变化，是河北地方军将权力的日益扩大和统辖区域的逐渐明晰。伴随着这种深层变动，河北藩镇格局已然初见形态。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绥靖安史降将实出于代宗本意，“是当时河北叛党势力尚强大下不得不采用的一种策略”②，且这种方针具有内在延续性，在处置思路上，“与757年史思明归唐时如出一辙”①。这些论述基本阐明了战后河北割据状态产生的原因。然而，割据只是河北藩镇所呈现出的整体形式，具体到政治特征而言，它包含两个重要特点，即父子相传的“河朔故事”②和节帅易代的频繁动乱。③而这两个特点的渊源因由，则需要从燕政权尤其是后燕时期的内部嬗变予以探寻。

玄宗朝后期，节度使大致有两种来源。一种是自节度衙前的偏裨将领拔擢得任。④史载开元二十六年（738），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余烬于潢水之北”⑤，可见早在开元末期，幽州节度使身边的裨将便对平卢军使这样的高级武将的权威构成严重挑战。天宝初年供职于河西节度使麾下的偏将哥舒翰、安思顺等后来也皆成节帅。另一种则是由军镇经略使或州刺史升迁而来。⑥史载天宝九载（750）“朔方节度使张齐丘给粮失宜，军士怒，殴其判官”，时任天德军使、朔方兵马使的郭子仪“以身捍齐丘，乃得免”，不禁使胡三省发出“当此之时，唐之军政果安在也”的感慨。⑦当然，这只是就武将迁转特点所做的粗略划分，两种经历兼而有之的节帅多有人在。然而如果将这两种迁转途径放置于燕政权的存续七年的封闭时间段里来观察，我们会发现其意义变得格外突出，并为理解河北藩镇格局的特点提供了重要思路。我们将燕政权中的这两种模式分别称为“节帅出偏裨”和“节帅出军州”。

偏裨出身的将领，集中出自天宝后期的范阳节度使帐下，系安禄山心腹将领，大多弓马娴熟、久经战阵，被委以衙前讨击使、先锋使等职。例如，薛嵩天宝年间“以勋著受署辕门”，“入（则）参戴鹞，出则追射雕”①，是典型的裨将出身；田承嗣早在“开元末为军使安禄山前锋兵马使”②，叛乱爆发时升任左清道府率、武卫将军，实质仍是裨将；张忠志“幼善骑射，节度使安禄山选为射生官”，并养为假子，“常给事帐中”③;而柳城胡人李怀仙也是在叛乱之初“以裨将从陷河洛”④。这些偏将中固然有薛嵩这种“少以门荫”⑤入仕的名将之后，但更多“出自世代担任边吏小将的家庭”，随着玄宗朝后期边军的扩充而“得以擢升高位”⑥。

至于军州出身的将领，在叛乱爆发前一般担任着州刺史或军镇经略使，与偏将相比，他们具有正式的官职和固定的职权范围。例如，史思明天宝末为北平太守、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⑦，安燕时期任范阳节度使，获封燕王；高秀岩本哥舒翰河陇旧将①，安禄山委之大同军使，安燕后期官至河东节度使②;张献诚于天宝后期被“幽州节度使表请为檀州刺史”③，兼辖威武军，“管兵万人，马三百匹”④，史燕时期官至汴州刺史、节度使⑤;程元皓天宝后期“授仪州辽城府别将，累迁易州武遂府”，史燕时期为定州刺史、北平军使⑥。就最初地位而言他们无疑优于偏裨，而安禄山起兵后在地方上一仍旧制的做法也使其得以继续掌握军州大权。

安燕与史燕有着不同的战略需求，这种差异导致了偏将内部的力量消长。安燕是一个外向性的政权，对于安禄山来说，首要目的在于军事征讨，因此崔乾祐、蔡希德等年资较长、职级较高的偏将或实际掌控中央军事，或指挥前线数量庞大的军队。他们对史思明的改朝易代构成最直接的制约，故首当其冲成为安史易代的牺牲品。相对于安燕而言，史燕是一个内向性的政权，这源于史思明军州出身的特点。与安庆绪、高尚集团的宫廷政变不同，史思明是依凭其在幽州的雄厚实力建立后燕，其政权本质上是一个军州势力的联合体。这点从史朝义篡位后“诸节度使皆禄山旧将，与思明等夷，朝义征召不至”⑦的尴尬局面便可看出。正因如此，在史燕政权中，叛乱之初的低级裨将群体成长为新的地方实权派，与先前的军州出身者分享地方实权。例如，张忠志由最初“扼井陉路，军于土门”的偏将跃至工部尚书、恒州刺史、恒赵节度使①，而田承嗣也因引史朝义再陷洛阳得由先锋使“伪授魏州刺史”②。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田）承嗣及李怀仙、张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帅河北”③的局面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叛将内部的权力斗争与兼并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军州出身者逐渐受到排挤，最终留下的田、李、张、薛四位低级偏将出身者则成为安史之乱的最大受益者。④显然，就出身与渊源而言，田、张诸人无疑具有较他人更为强烈的认同感，这也构成了战后河北对于军州势力的一种自然打压。关于这点，可从恒州与定州之间的斗争中窥得一二。定州下辖北平军，玄宗朝便已“管兵六千人”①，为幽、恒两州间的战略要地。终有燕一朝，长期盘踞定州者为程元皓，其人天宝末已为易州武遂府将领，史燕时期官至定州刺史兼北平军使。据《程元皓墓志》残件知其归唐后的完整职衔为“光禄卿使持节定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充本州团练守捉使、成德军节度副使”②，这远高于后来掌控成德的王武俊归唐时被授予的“御史中丞，充本军先锋兵马使”③之职，而与彼时名义上节制恒赵的降将张忠志（李宝臣）地位等夷。当时唐廷在恒州设置成德军的同时，也保留了定州的北平军，恒、定之间形成制衡。然而宝应元年（762）十一月程元皓归唐后，次月即离奇地“构疾”卒于任上，恐怕与李宝臣集团的排挤甚至暗杀不无关系。

经过燕政权长达七年的内部嬗变，以及受到唐廷最终平叛的政策影响，“节帅出偏裨”的模式在河北成为常态，而军州则长期掌控着地方军事力量，与节度使形成制衡。蒲立本认为：“河北在安史之乱后的半割据局面不只是某几位节帅的问题，否则不会持续太久。显然，它基于河北军队中一种有意识的强烈独立想法，这些军队对安史及燕政权的态度与其对唐朝的态度明显不同。”④蒲立本所指出的这种“河北军中的独立意识”，其实应做更深层次的剖析。唐后期河北藩镇父子相传及易于动乱的特点，固然与胡人养子习俗有关⑤，但就制度因由而言则实与“节帅出偏裨”的传统密不可分。父子因循只是表象，实际上节帅之子担任偏将的传统才是造就“河朔故事”的深层原因，而为后世所称道的田兴归唐其实也是偏将强势的另一种表现。至于为众多史家所观察到的河北易帅之际多有动乱，其实多源于偏将。与之相对的是军州力量的长期稳定。这形成了唐后期河北藩镇的一种二元分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