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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幽州文士集团的覆亡（第1页）

二、幽州文士集团的覆亡

在对燕政权前后两个阶段的差异做出探讨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其与战后河北格局的关系进行论述。彼得森指出，保留安史降将是唐朝的既定政策④，而蒲立本则观察到宝应元年（762）诸将归唐与至德二

载（757）史思明伪降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和处置思路的延续性⑤。最近，仇鹿鸣从这种延续性中发现了两次平叛的重要差异，即光复两京后唐朝力求严惩“贰臣”，而最终平叛时却“采取怀柔绥服的政策”。①上述研究抓住了唐朝平叛的本质，与传统史家专意苛求一人一事相比较，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不过这种论述还有很大的辨析空间，尤其是当我们从燕朝内部出发，注意到史燕革命所产生的分水岭作用时，会发现安史易代之际其内部士人群体遭受重创，而真正的武将问题其实是由史思明带来的。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燕政权的文士和武将分别予以探讨，以便更为深入地观察河北藩镇格局在最初孕育时的种种蛛丝马迹。

作为一次蓄谋已久的政治行动，安禄山发动的叛乱从一开始就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武力征战是其僭伪后的主要行动；另一方面，重要决策却出自身边幕僚。正是安燕前期特殊的政治目的，以及安禄山一人独尊的权威，造成了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也正因此，无论对于力求早日平叛的唐朝抑或是心怀不轨的史思明来说，安燕的高层文官群体都是其打击的重要对象。表面上胡人跋扈的安燕时期，其命门却恰在安氏父子身边的这群士人身上，我们可将这个群体称为“幽州文士集团”。他们是安禄山在叛乱前所建立的以寒族文人为主的幕僚集团，大致形成于天宝后期，多以文学知名或晋身。按照《旧唐书》的说法，禄山“引张通儒、李庭坚、平冽、李史鱼、独孤问俗在幕下，高尚掌书记，刘骆谷留居西京为耳目”②，这为我们列出了幽州文士集团中最为核心的人员名单。上述诸人中，张通儒，天宝十载（751）由大理寺外调至河东任节度留后判官③，加入了安禄山与吉温的政治联盟；十三载（754）兼任群牧都使判官，协助新任群牧都使的安禄山交接并清点群牧①。平冽，天宝六载（747）十二月尚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参与办理杨慎矜案②，说明他是此后才进入幽州文士集团的。李史鱼，开元二十一年（733）应制科举之多才科及第③，天宝十载（751）曾与宋昱同撰《唐张君神碑》，后者当年以中书舍人知铨选④，说明李史鱼当时仍在京师为官。⑤而到了天宝十二载（753），他已经代表安禄山巡视德州了。⑥据此来看，李史鱼可能是在天宝十一载（752）前后进入幽州幕僚系统的。至于高尚，尽管未由科举入仕，但少时即“甚得文章之名”，并因此于天宝六载（747）经安禄山奏为平卢掌书记，“出入（禄山）卧内”。⑦同样在天宝十二载（753）巡视德州的阎宽，天宝六载（747）尚以醴泉尉的身份撰写《温汤御球赋》①，推测也是随后进入幽州幕僚系统并得授监察御史。由此可见，安禄山的幕僚群体是一个在特定时间段形成的拥有类似背景的文人政治集团。

之所以集中形成于天宝后期，客观上与玄宗朝中期以来选人泛滥、文士被迫北走河朔的社会现实有关。在《李史鱼墓志》的撰写者梁肃看来，开元二十一年（733）李史鱼以多才科及第时，尚是“海内和平，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②的社会风尚。随着文学派的失势和中央财政危机的突显，玄宗亟须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及至天宝年间，士人大量壅滞。蒲立本据此提出了“中央化”（tralization）的著名观点，认为文士（lite-rati）在李林甫专权时期日益弱势，而唐廷为追求行政效率和中央集权，牺牲了官员迁转的公正性。③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使士人流向节帅幕府成为可能，从而为安禄山主观上拉拢培植士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特别是天宝年间节度使身兼采访等使的特点，更使其得以“每兼一使，则增加一个僚佐班子”④，便于延揽士人。除李史鱼等人外，当时的一些名士如梁令直被“仆射安公奏充节度支度陆运营田四蕃两府等判官”⑤，柏造“以从事在禄山府”⑥，甚至如颜杲卿也是因“安禄山闻其名，表为营田判官，假常山太守”①，在天宝末年得以不次拔擢②。在代宗朝宰相崔祐甫为其从父兄夷甫所撰写的墓志中，他坦言，“于时安禄山为河北采访使，虽内苞凶慝，而外奖廉平，精择能吏，唯日不足”，承认了安禄山对于河北文官的普遍拔擢。③正如彼得森所说，安禄山为了积聚力量，在叛乱前不光拔擢武人，对于文士幕僚也持“大力任命，至少极力举荐”④的态度。

幽州文士集团是安燕政权的实际决策层，这是理解唐朝第一次平叛以及安史易代的关键。这些文士早在叛乱前夕便已成为安禄山政治决策和统治意志实施的重要助推因素，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在《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中提及天宝十三载（754）冬“殿中侍御史平公冽、监察御史阎公宽、李公史鱼、右金吾胄曹宋公謇，咸以河北采访使东平王判官巡按狎至”⑤之事，足见安禄山对其幕僚之信任。安燕政权建立后，在中央基本沿袭了天宝年间的三省制度，陈希烈、达奚珣等投敌高官仅备其虚位，实际权力由位居右相的安禄山心腹张通儒掌握。中书侍郎高尚负责草诏①，严庄、李史鱼分居御史大夫、刑部侍郎之要职②。此外张休、独孤问俗等人也颇得安禄山信任。唐廷正是抓住这个特点，从叛乱伊始便极力争取幽州文士集团。例如，李史鱼天宝十三载（754）岁末为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叛乱爆发后被委以刑部侍郎，而唐廷授以从七品上的侍御史，并“充封常清幽州行军司马”。其观望态度明显，甚至“与张休、独孤问俗密结壮侠，志图博浪之举”，策划暗杀安禄山，并在潼关陷落的前夜“间遣表章，请固河潼之守”③，向唐朝及时透露了燕军的战略意图。外部的诱导，加上这批文士自身的骑墙态度，使得这一集团内部分裂严重，内斗不断。及至唐军光复两京时，严庄、李史鱼、独孤问俗、张休、张万顷等选择了归唐，张通儒、高尚、李庭望、平冽则追随安庆绪至邺城④，大致反映出幽州文士集团的党派分歧。

仇鹿鸣敏锐地观察到至德二载（757）复两京后唐廷对投敌官员和安史降将两类人群处置政策的差异，即严惩“贰臣”以申忠义，宽恕降将以招余党⑤，为我们认识唐朝当时的政治意识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事实上，唐廷在平叛中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尤其是对幽州文士集团的“宽恕”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和条件性，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促成安燕政权的瓦解。所谓从宽处理的诸人，其实都是对唐朝平叛产生重要作用者。其中严庄于唐军入洛前夜归降，遂得授司农卿。⑥李史鱼是唐廷长期策反之人，双方暗通已久，因此经“相国张平原镐以状闻，复授侍御史、摄御史中丞、充河南节度参谋、河北招谕使”①，成功劝降能元皓。其实以宪衔而论，李史鱼与叛乱爆发时一样，仍为侍御史，不过以此摄御史中丞之事去招谕河北。至于独孤问俗，本与李史鱼关系甚笃，连其强娶道姑马凌虚致死也由李出面写墓志为其圆场②，因此归唐后得授侍御史、扬州司马③。这些归唐的幽州文士，其所得宪衔、官职与叛乱前基本相同，唐廷精致的实用主义于此可见。安燕主要文官的职级变化与结局。

综上来看，至德二载（757）复两京后的官员处置，实质上是一次全面的政治清洗，也是唐朝平叛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此变故，安燕时期盛极一时的文士集团或降或诛，基本趋于瓦解。合河口政变中，高尚作为安氏父子的心腹被杀，张通儒虽投靠史思明，但此后作为范阳留守基本退出了史燕的中央决策层。尽管史思明称帝后身边仍有周贽等文士，但其对后燕的政治已无决定性影响。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作为政治集团的幽州文士群体在乾元二年（759）以后的河北已然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