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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胡人家族势力与安禄山的崛起（第1页）

四、胡人家族势力与安禄山的崛起

安禄山对其胡人身份的重视，除了个人身世的因素外，更与胡人家族的势力密不可分。胡人对安禄山早年政治生涯的影响体现在两个层面，即安氏家族势力的助力，以及玄宗朝后期蕃将群体崛起的政治趋势。对于这一历史现象，以往将其解释为李林甫为固相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以“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为借口，自此边将“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①尽管这一解释过于强调李林甫的个人因素，却表明玄宗朝后期蕃将的崛起是普遍趋势。

安道买与安波注家族在唐朝北方边镇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他们的崛起都可以追溯至武周中后期。万岁通天年间，宋祯任平狄军大使兼朔州刺史，安道买与张仁楚同任副使。②当年正月“突厥默啜寇胜州，平狄军副使安道买败之”③，其后五月在唐军征讨契丹的军事行动中，“总管沙叱忠义、王伯礼、安道买等，兵临易水，使接桑河”④。安波注的父亲史失其名，致仕官为左玉钤卫郎将⑤，这是武周时期特有的官职，位列正五品上，其人往往充任边州长史、军镇子总管一类的副职。⑥与安道买类似，安波注之父安某应在武周时期的边军中任中级武职。

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前，两个安氏家族似乎都相对坚定地站在唐朝立场上，并世代充任军职。安道买次子安贞节于开元初年担任岚州别驾，岚州城北一百里有岢岚军，在武周时期隶属平狄军（大武军），景云年间张仁愿移镇朔方后，该栅只保留一千人，以守捉的形式隶属于大武军。①岚州别驾很可能同时兼任岢岚军使或副使之职，这恐怕与其父安道买在平狄军内的影响不无关系。安道买家族在此后的史料中不见记载，然尚可觅得若干间接信息。《大唐故公士安君墓志铭并序》的志主安令节与道买两子之名意义相从且末字相同，令节幼子安武臣后来追随安禄山叛乱，禄山死后他站在安庆绪一方，并曾于至德二载（757）七月率军攻陷陕郡。②由于安令节之父名生，官上柱国，与安道买非同一人，那么如果令节与贞节兄弟间存在某种亲属关系的话，则可能是从父兄或更远的同宗兄弟关系。③不过安道买家族似乎在天宝朝已经没落，因为当叛乱爆发后，“思顺及弟太仆卿元贞皆坐死，家属徙岭外”④，而安武臣同样随禄山反叛，却并未见唐廷提及对安令节或安贞节一家的处置。

与安贞节相似，安波注大约在开元初年也已担任一军之使。开元二年（714）七月的武阶驿之战中，唐朝曾令薛讷“率杜宾客、郭知运、王睃、安思顺以御之”①，然安思顺此时年方总角②，颇疑为安波注之讹。③及至天宝初年，安波注已官至左羽林大将军、河西节度都知兵马使，曾指挥了唐军在鱼海对吐蕃的作战④，后以右羽林大将军之职致仕，并在安史之乱爆发后获赐太子太师。⑤天宝元年（742）鱼海之战时，安波注两子思顺与元贞当分任节度先锋使及副使。①天宝五载（746）王忠嗣下狱后，安思顺自朔方调任河西节度使②，此后节制边镇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史家多言安禄山拔擢之速，其实安思顺的升迁更为迅速。

尽管安禄山与安道买及安波注家族间的渊源曲折复杂，不过这两个安氏家族对于安禄山政治生涯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却是有限的，更多表现为名望和声势上的庇佑。安波注在玄宗朝卓著的战绩、其在河西军政及胡人中的权势威望，成为安禄山得以倚赖的重要政治资本。天宝十载（751）朝廷欲以高仙芝代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思顺讽群胡割耳势面请留己”③，可见其家族在河西胡人中影响甚巨，《雪安表》“收在门阑”及向达“至中国后，受安波主之卵翼”④的说法诚为不虚。这种庇佑并不是直接的提拔，我们目前尚未有安禄山在河陇从军的任何证据。但他在天宝年间与安思顺的不次拔擢，可以看出安波注家族在政治上对他产生的巨大助力。

这种间接影响的另一个体现，在于安道买家族在河东的马政势力为安禄山日后担任楼烦监、获取河东马政实权打下了基础。尽管唐代建立了蔚为壮观的国马牧养体系，但有唐一代始终存在的监牧却只有楼烦监。

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宪州下，旧楼烦监牧也。先隶陇右节度使，至德后，属内飞龙使。旧楼烦监牧，岚州刺史兼领。贞元十五年，杨钵为监牧使，遂专领监司，不系州司。龙纪元年，特置宪州于楼烦监，仍置楼烦县。郡城，开元四年王毛仲筑。州新置，未记户口帐籍。”①楼烦监“先隶陇右节度使”的说法不确，在唐前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楼烦监牧都隶属于岚州。据中日学者拼接复原的《仪凤三年度支奏抄》，我们知道直至高宗朝末年，陇右群牧使一职尚未出现，陇右牧统领全国马政的局面也未形成。当时全国牧监分为陇右诸监、秦州诸监、原州诸监、盐州诸监、岚州诸监五个相对独立的系统②，“诸牧监杀兽狼赏”、“诸牧监所有尉长户奴婢等春冬衣”等马政开支基本遵循所属州及随近军州当州支给的原则，其中“岚州诸监于州给”③。显然，就仪凤三年（678）户部的财政预算分配来看，各地牧监仍受到其所在州或都督府的明确管辖。④武周革命以后，约697年前后，此前分属陇右、秦州、原州的数十个牧监被重新划分为西、南、北、东四使⑤，监牧使由中央直接指派，从所在之州的行政管辖中脱离出来，加强了独立性和直属性。而地处盐、夏一带的河曲诸监则在永隆年间（681）由功勋老臣、粟特人安元寿作为夏州群牧使短暂兼领，但这主要针对当时突厥的叛乱而设⑥，“旨在清点、管理以六胡州为中心的关内道诸牧监，亦即原、盐、夏及六胡州诸牧监”⑦，并未成为定制。直至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东封泰山时，张说撰写《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以记盛事，由于盐州刺史兼盐州群牧使张景遵为时任陇右群牧副使的张景顺的兄弟，出于人事的原因，张说将盐州使也纳入，称为“五使齐集”①，事实上盐州使并未划入陇右群牧使辖下，这从《元和郡县图志》中“监牧”条的记述便可知道②。与盐州使类似，唐前期的所谓岚州使同样不属于陇右群牧使直接管辖，而是由所在的岚州刺史兼领，这正是上引《旧唐书·地理志》所记载的制度。

安贞节所任的岚州别驾一职隐含着关键信息。楼烦诸监包括楼烦、玄池、天池三个牧监，至迟在高宗朝后期就已存在。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宪州下，旧楼烦监牧也。先隶陇右节度使，至德后，属内飞龙使。旧楼烦监牧，岚州刺史兼领。”③按：唐朝并无陇右节度使辖楼烦诸监的规定，这里应是对于安禄山在叛乱前以陇右群牧使兼领楼烦监之事的讹误。《仪凤三年度支奏抄》规定“秦、夏、原、盐、岚等州诸监官庸物，每年并于当州给”，同时诸牧监杀兽狼的赏金拨发，也是“岚州诸监于州给”④，这种财政的仰给同时也意味着行政上的管辖。武周以降，诸牧监州的别驾多有兼任牧监使之例，如武周末期独孤思行“试尚乘奉御兼陇右西使，又迁洮、叠、原三州上佐，再任奉御，兼知北使”⑤，开元前期东宫群牧副使韦衡“转原州别驾，又换陇州，入为右骁卫中郎将兼检校西使”⑥，开元初年独孤挺以金城郡别驾兼任西使左十九监、陇右群牧都使判官①，皆是此例。据此来看，开元初年岚州使一职可能正是由岚州别驾兼任，后来安禄山以陇右群牧使之职兼领楼烦监，并攘夺张文俨私人马牧地②，恐怕与安道买家族在河东的势力渊源，尤其是对楼烦诸监马政的长期经营不无关系。

岚州辖区以山区为主，地形复杂，北端有岢岚军扼守关隘，监牧位于南部山间，突厥军队很难深入这里。同时楼烦诸监东南毗邻北都太原，距京师路途也不算远，军事、政治上的意义不言而喻。开元四年（716），第二突厥汗国发生内乱，默啜被杀，漠北九姓呈现出集体归唐的趋势，王毛仲于当年筑楼烦城，无疑与这一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当时九姓归附的一个重要区域就是河东，如回纥、仆固等内附部落被唐朝安置于大武军北。③在楼烦监筑城，表明当地监牧发展已达到一定规模，而作为总领全国马政的群牧使，王毛仲自然希望借胡人内附河东的契机进一步发展岚州诸监。开元四年（716）楼烦城的修筑，是8世纪上半叶北方民族内迁唐朝趋势转变的一个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