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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玄宗对边镇新势力的培植（第1页）

二、玄宗对边镇新势力的培植

在对天宝政局做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对《旧唐书》提出的李林甫“用寒族、蕃人”使之“专任大将”而“竟为乱阶”③的观点进行商榷。陈寅恪基于“太宗所任之蕃将为部落酋长，而玄宗所任之蕃将乃寒族胡人”这一事实，认为正是由于太宗对于蕃部羁縻保全并任用其首领继续管辖，因此“此酋长及其部落亦造成一种特殊势力”，其极端表现便是“东突厥败亡后而又复兴”。殷鉴在前，“职此之故，玄宗之重用安禄山，其主因实以其为杂种贱胡”，是看重“此蕃将及其统领之诸种不同之部落也”。④这一观点尚有商榷余地，孟彦弘认为这一现象实有深层的政治原因。⑤借由对天宝党争的分析，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更为深入的看法。

为了限制忠王党势力，玄宗在天宝后期开始着意培植新的边镇力量。王忠嗣卸任后玄宗之所以起用张齐丘和安思顺，主要在于他们和朔方集团素无渊源，甚至与朔方军中的忠王党有所不和。安思顺上任后有意拉拢朔方资深旧将李光弼，“奏为副使、知留后事”，并“欲妻之”，而光弼则“称疾辞官”。时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闻而奏之”，在其帮助下光弼乃“得还京师”。①至于哥舒翰则更与安思顺势不两立，在禄山起兵后“使人诈为禄山遗思顺书”，并上书历数其罪，一手制造了安思顺及其弟元贞被诛之案，以至于“杨国忠不能救”。②上述两事，史家多以个人恩怨解释，殊不知其后自有集团利益关系，这从郭子仪后来为安思顺平反的积极态度也可见一斑。③

关于张齐丘的生平行状，史料记载不多，但唯其如此更显关键。张齐丘为吴郡望族④，开元年间应已在朔方军中任职⑤，天宝五载（746）继王忠嗣为朔方节度使⑥。张齐丘任内最大的影响，在于他一手培植了横塞（天德）军势力。天宝四载（745）冬唐廷曾在单于、安北两都护府境内各置一县①，据此来看，王忠嗣在其节制朔方后期，即已着手充实单于、安北两都护力量②。但直至天宝八载（749）三月“朔方节度使张齐丘于中受降城北筑横塞城”③，才标志着这一新兴军事力量的崛起。当年九月，朝廷下诏遍祭河岳诸神，其中“太仆少卿兼单于、安北副太[大]都护张齐丘祭北海”④。按：《旧唐书·郭子仪传》称“天宝八载，于木剌山置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命子仪领其使”⑤，从郭子仪当时的资历及本传所谓“累历诸军使”的记载综合判断，其应为横塞军首任经略使，实际经营这一军事力量，节度使张齐丘仅以副大都护身份虚领。从上引与张嘉贞混淆之逸事，以及天宝八载（749）秋代表玄宗祭祀北海⑥综合来看，张齐丘在朔方任内一度炙手可热。天宝九载（750）“灵州都督兼御史中丞张齐丘上言，请于新筑（安）北大都护府建圣德碑颂许之”⑦，颂圣德只是幌子，实际在于标榜其兴建横塞军的政绩。

在张齐丘的拔擢之下，安史之乱期间年纪最长、大器晚成的将领郭子仪（生于697年）从中层军镇走上历史舞台。天宝八载（749）唐朝“于木剌山置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以郭子仪为左卫大将军、横塞军使，天宝

十三载（754）移置永清栅北，易名天德军，“子仪为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①横塞军、天德军、九原郡及安北都护府均位于今河套地区，唐曾先后于此筑三受降城。②郭子仪自天宝八载（749）以后，长期经营此地，并于天宝十三载（754）兼九原太守。郭子仪与仆固怀恩等蕃将不同，后者以其部落家族为基础，往往为羁縻府州首领，并因其善战而多在节度使衙前任职，控制着朔方军的嫡系力量。子仪则武举出身，“累历诸军使”，属体制内武将迁转之类。在天宝八载（749）任横塞军使前，他未必都在朔方节度使管内任职。郭子仪长驻三受降城，控制着天德军，其拔擢经由张齐丘、安思顺二人之手，与朔方集团的忠王党势力固无瓜葛。郭子仪以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其职位均较辞官回京的李光弼为低。安禄山起兵后，玄宗“以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诏子仪以本军东讨”③，充分显示出对其之信任。安禄山起兵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郭子仪之任朔方节度紧随其后。所谓“以本军东讨”，即子仪未回朔方驻节地灵武，而是在受任节度后直接带领麾下天德军经代北东进。这一则是出于战略钳制的考虑，二则恰从侧面证明子仪实际控制的力量为天德军。

安史之乱爆发后至潼关陷落前，杨国忠与哥舒翰之间的斗争，可以看作忠王党势力的最后一次大的举动。东京失守后，身为前线元帅的荣王琬突然死亡，太子趁机取得东征元帅之位，并以哥舒翰为先锋元帅，掌控了潼关军队。《旧唐书·杨国忠传》载：

及哥舒翰守潼关，诸将以函关距京师三百里，利在守险，不利出攻。国忠以翰持兵未决，虑反图己，欲其速战，自中督促之。翰不获已出关，及接战桃林，王师奔败，哥舒受擒，败国丧师，皆国忠之误惑也。①

此旧史惯常说法，以国忠中沮为潼关失守原因。但若与他传参看，则知其谬。《旧唐书·哥舒翰传》载：

翰至潼关，或劝翰曰：“……公若留兵三万守关，悉以精锐回诛国忠，此汉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翰心许之，未发。有客泄其谋于国忠，国忠大惧，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关兵众虽盛，而无后殿，万一不利，京师得无恐乎!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人训练于苑中。”诏从之，遂遣剑南军将李福、刘光庭分统焉。又奏召募一万人，屯于灞上，令其腹心杜乾运将之。②

《资治通鉴考异》所引《玄宗实录》与此同。所谓“诛国忠”以为“汉挫七国之计”，实是发动军事政变，矛头直指玄宗。上引本传所谓“或劝翰”之“或”者，正为朔方军中的忠王党人物王思礼。③哥舒翰与国忠本非一派，但因阿布思之故而在邢辞案中站在国忠一边。李林甫倒台后，“杨国忠欲厚结翰共排安禄山，奏以翰兼河西节度使”④。但玄宗对哥舒翰实存顾忌，所谓翰以风病废居京师，不排除是朝廷对其进行人身控制。安禄山起兵后，局势倒向太子一党，玄宗不得已重用剑南势力。而天宝十四载（755）年底，太子节制关东，哥舒翰为先锋兵马元帅，双方矛盾加剧。以剑南节制朔方忠王党势力，恐未必出于国忠私心，而当是玄宗本意，之前即已如此。既选剑南兵及监牧小儿，翰复斩其将，矛盾遂至不可调和。于是玄宗及国忠频施压力，翰出击而败。

以上我们对忠王党在天宝党争中的动向及其对北方边镇蕃将势力普遍崛起的作用进行了梳理。正如我们所强调的那样，忠王党是一个在中央集权下被动形成的松散群体，它反映出唐中期中央权力不断强化的整体趋势。与其说忠王党终结于潼关陷落前夕的政治斗争，毋宁说其随着肃宗灵武即位而圆满完成使命。作于乾元三年（760）正月的《河阳陕东破贼贺表》记载：“胜州已北百姓数千人，忽见兵马极众，唤百姓索食。其中有人云：‘我是张韩公及王忠嗣，领此兵马为国家讨贼，不日当太平。’百姓陈祭讫，须臾不见。”与此事同时记载的还有河阳出现毗沙门天王，因此该奏表称“圣德所感，人神合符”。①这说明在安史之乱期间，唐朝人仍将张仁愿和王忠嗣作为与毗沙门天王相类的战神看待，所谓“人神合符”即为此意。及至建中三年（782）陪享武庙时，唐朝共有十人入侍，左侧为尉迟敬德、苏定方、张仁愿、王睃、王孝杰，右侧为李孝恭、裴行俭、郭元振、张齐丘、郭子仪。其中玄宗朝以来入选者凡六人，即每侧后三人。②唐德宗在为先辈旧事定论时，借助于武庙排序巧妙地将朔方集团的先祖和忠王党核心人物王忠嗣摈斥在外，代之以政治态度更为中允、没有污点的张齐丘和郭子仪。他不会不知道祖父与王忠嗣等人间的深厚关系，这一举动证明没有一成不变的党派，只有唯我独尊的皇权。

安禄山在短期内得以不次拔擢，从根本上说源于玄宗朝后期边镇军队的扩充。况且，安禄山并非玄宗朝后期升迁最快的边镇将领。我们可以选取哥舒翰作为比较。史载翰“年四十，遭父丧，三年客居京师”，此后“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初事节度使王侄”。③按：王侄开元二十九年（741）到天宝二年（743）任河西节度使④，作于天宝元年（742）的《河西破蕃贼露布》中哥舒翰之职为节度衙前讨击副使①，这是一种节度使身边亲信性质的差使，并非正式官职，这与本传所谓“初事节度使王侄”的说法是符合的。哥舒翰投身河西的原因，除了本传所谓“发愤折节”外，恐怕还有更深层的人事因由。王体在史书中记载不多，目前所知的，是他

在开元九年（721）前后任新丰尉，经由时任京畿按察使的韦抗荐举任其判官②，开元二十九年（741）得授河西节度使③，天宝九载（750）曾与王铁、张均等人寻石经宝瑞并进献④。翰父哥舒道元传称“安西副都护”，事实上《新唐书》“安西都护将军、赤水军使”⑤的记载可能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即道元在安西仅为一普通都护，他应当在后来调任赤水军使，这一职任相对应的级别已经相当高。哥舒翰“年四十，遭父丧，三年客居京师”，开元二十九年（741）从军河西，以此推算，哥舒道元卒于开元二十七年（739），翰则生于700年。天宝元年（742）十二月河西节度使王任督军远征吐蕃渔海军时，哥舒翰时年43岁，其职仅为河西节度衙前讨击副使（仅为副职）⑥，至天宝六载（747）冬则已“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⑦。因陇右节度大使一般由皇子遥领，因此其实际职务即为陇右节度使，如此腾达仅用五年。与之相似，安禄山在开元二十一年（733）任幽州节度衙前讨击使（已为正职），至天宝元年（742）方得棰、金城尉王冰、华原尉王焘为判官及支使，其后异卿等皆名位通显，时人以抗有知人之鉴。”[（后晋）刘晌等撰：《旧唐书》卷九二《韦安石附从父兄子抗传》，2963页。]韦抗开元八年（720）后不久任京畿按察使，开元十一年（723）调任，知王于开元九年（721）前后任新丰尉。按照所需的年资推测，王任约生于690年。

“持节充平卢军摄御史大夫，管内采访处置等使”①，其间用时八年，而且平卢节度的实际地位较陇右明显要低②。有学者认为直至天宝十一载（752）安禄山才与玄宗建立了进一步的信任关系③，与哥舒翰的迅速升迁相比，安禄山不能算是被过度宠信，我们应该更关注其背后所反映的政治斗争。

从地域上来讲，这批边镇力量主要分布在朔方节度使辖下的三受降城与安北都护府一线、范阳节度使辖下的幽营地区，以及由杨国忠遥控的剑南两川地区。从人员上来说，张齐丘、安思顺、郭子仪、安禄山、史思明、章仇兼琼等一众新起节帅都在此范围之内。史学界习惯以“寒族蕃将”来予以概括，事实上“寒族”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在于培植新兴边镇势力；而“蕃将”也与事实不尽相符，只是在杂胡广布的幽营一带较为显著而已。一个明显的反例是，李光弼是典型的蕃将，但他并非玄宗着意提拔者。陈寅恪认为“玄宗时默啜帝国崩溃后，诸不同胡族之小部落纷杂散居于中国边境，或渐入内地”，而“唐平安史之乱，其主力为朔方军，而朔方军实一以胡人部落蕃将为其主要成分者”。④“蕃将”的崛起只是玄宗朝中央政治大变动催生出的一种表象，无论是幽营诸州还是朔方军辖内，胡人势力的兴盛都是政治斗争支配下的诸种结果之一。如果将这种现象作为安史之乱爆发的起因，则恐有舍本逐末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