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一忠王党与朔方集团（第1页）

一、“忠王党”与朔方集团

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将安史之乱作为唐朝前后两期的转折点，然而正如我们此前所指出的那样，以安史之乱作为唐史分期的做法，掺杂了太多历史学以外的因素。因此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前，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基本事实，即玄宗的统治并未因安史之乱的爆发而立刻终结，天宝年间的深层政治斗争直至天宝十五载（756）六月，亦即潼关失守、马嵬兵变后方才宣告结束。这个连续性已为前辈学者所注意，例如，陈寅恪基于其一以贯之的文化史观以及相应的唐前期“关中本位主义”观点，将安史之乱作为唐朝内外实力对比的转折点，指出唐前期中央革命无论流血冲突与否，皆“全国莫之能抗，则以‘关中本位政策’施行以来，内重外轻之势所致也。然自玄宗末年安史叛乱之后，内外轻重之形势既与以前不同”，政治革命遂“大抵不决之于公开战争，而在宫廷之内以争取皇位继承之形式出之”。①这种观点被荣新江称为“天宝变革论”②。

至今为止，尚未见学界将唐朝中央的党争与胡化明确联系起来论述，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如上所述，发生在安史之乱及其前后时期的中央斗争是持续一贯的，其影响借由安史之乱而纵贯玄、肃、代三朝。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正是天宝年间激烈的党争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显得尤为必要。关于天宝党争中的集团划分，学界长期以来围绕吏治与文学之争展开讨论。蒲立本即认为李林甫专权的形成“并非只是玩弄心机的结果，而是两个势不两立的利益集团间长期斗争的结果”③。任士英则将天宝党争分为初年和末年两个阶段，分别对应李林甫、杨国忠当政时期。他认为在天宝初年“唐朝中枢政局内的矛盾斗争与相互较量，已经投影到唐朝边防军事势力之中”，也可视为边将势力卷入了中央斗争中，而如“王忠嗣屡奏安禄山有谋反之心”、“安禄山入朝不拜太子”等事“都反映出这种政治态势”。而关于末年的斗争，则主要体现在潼关战局上，它“是这一时期唐朝中枢政局内不同势力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表象”。④总体来看，以往学界的讨论无论是吏治文学之争，还是李杨权力更替，都没有对玄宗和太子李亨在天宝党争中的作用予以专门分析。例如，蒲立本认为玄宗并未介入任何一方，而只是“怠于提不同意见的官员”，而选择了“被温言顺从的李林甫所蒙蔽”。①黄永年虽然将对肃宗朝政治的研究上溯至玄宗朝，却认为“肃宗在成为皇太子以后仍缺真正的奥援，没有能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②。任士英指出，正是由于忠王当时“在内廷外朝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依赖”，才得以代寿王而被立为太子。③然而如果从唐中期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趋势来看，玄宗与太子在天宝党争中的作用才是问题根本之所在。也正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源头上指出当时党争的实质，即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和玄宗对旧僚猜忌的持续加重。在这一过程中，太子李亨及相应官员由于人事关系、政治斗争等因素而逐渐聚集起来，在事实上形成了与玄宗及宰相相对立的利益集团。

在玄宗朝后期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趋势下，太子李亨与以王忠嗣为代表的一批朔方河陇军将逐渐趋于接近，形成了一个相对松散但持续时间较长的政治集团，我们将其称为“忠王党”。忠王党的形成有很大的被动因素，是玄宗朝中后期日益激烈的储位斗争和皇权猜忌的产物。这一集团在天宝年间与以李林甫为首的宰相集团之间的矛盾，成为蕃将势力崛起的直接原因。《旧唐书·王忠嗣传》载：“忠嗣初名训，年九岁，以父死王事，起复拜朝散大夫、尚辇奉御，赐名忠嗣，养于禁中累年。肃宗在忠邸，与之游处。”④正史仅简述忠嗣少养宫中的经历，对其与肃宗的游处详情及深层关系语焉不详，而传世的《王忠嗣碑》则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史实，对理解忠王党的形成有重要作用。《王忠嗣碑》由元载撰文，王缙书丹。元载是王忠嗣之婿，王缙则生于700年，较王忠嗣尚长六岁，与其为同一代人，安史之乱爆发后“选为太原少尹，与李光弼同守太原”①。这两人撰写的碑文，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两《唐书》王忠嗣本传所载事迹不出碑文范围，但多有遗漏省略。②因此，《王忠嗣碑》是探讨其经历的关键途径。现择要录文于下：

衣之以朱线，锡名曰忠嗣。部曲主家，后宫收视，每随诸王问安否，独与肃宗同卧起。至尊以子育，储后以兄事。公亦唯专唯直，不倾不堕，未尝迕目，孰云有过。……上既知公有日碑之纯固，加李广之材气，义形于主，确然秉志，少而侍中，虑不省事。乃试守代州别驾、大同军戎副。干法大豪，闭门自敛；卖功老将，俯伏听令。凉秋八月，禾干草腓，方佯白登外，驰突长城下。单戈指虏，轻骑犯胡，有向必摧，能当辄破。往往射雕者，居公掌握中。匈奴惮边，不敢捱。肃宗上泣曰：“王忠嗣材敢战，必恐亡之。”即日征还，守未央卫尉。入侍之岁，时方就冠，元献皇太后降家人之慈，盛择配之礼，命之主馈，恩情甚厚。公以仇耻未雪，激愤逾深，每对案忘餐，或独居掩涕。玄宗虽欲大其伸而全其屈，终亦观其志而感其衷。俾以中郎将官从徐公萧嵩出塞，但使通知四夷事，饱习军阵容，不得先启行，无令当一队，且有后命，虞其夭瘀。枕戈假寐，如诏三年。③

史载王海宾战殁后玄宗曾有“因抚而谓曰：‘此去病之孤，吾当壮而将之，万户侯不足得也!’”的言语，烈士遗孤的身份是忠嗣得以少养宫中的前提，而这恰恰密切了他与忠王的关系。王忠嗣生于706年，肃宗生于711年①，忠嗣长其5岁。开元二年（714）王忠嗣入宫时8岁，肃宗年仅3岁。所谓“每随诸王问安否，独与肃宗同卧起。至尊以子育，储后以兄事”，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收养关系及王忠嗣自幼便拥有的特殊待遇。但如果细究碑文，会发现玄宗与忠王对其的态度有很大不同。玄宗对王忠嗣的态度，始终是有所怀疑和保留的，这与王忠嗣少年时即表现出的偏执好勇不无关系。与此形成对比，忠王与之则交谊笃深，而且这背后其实有忠王生母杨氏的支持。王忠嗣初次外任为试守代州别驾、大同军副使，这一职位级别相当之高，对于尚未弱冠的王忠嗣，不可能凭正常迁转获取，只能以试职膺任。外任的原因，在于玄宗担心其“少而侍中，虑不省事”。从碑文所谓大豪敛迹、老将听令以及王忠嗣单骑频繁出边来看，这位不更世事的少年别驾在代北可能多有意气用事之处，与边将相处恐未必融洽，这也是肃宗泣诉请传回宫中的原因。王忠嗣再次入宫后受任卫尉卿，“入侍之岁，时方就冠”，即当年他才到了行冠礼的年龄。唐中期男子冠礼最晚为20岁②，则王忠嗣再次入侍宫中的时间约当开元十二年至开元十三年（724—725）。

这一事件背后其实有更为深层的政治因素。我们已知王忠嗣再次入侍后由杨氏为之举行冠礼并婚配。杨氏为肃宗生母，据史载：

太平公主用事，尤忌东宫。……后时方娠，太子密谓张说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祸及此妇人，其如之何?”密令说怀去胎药而入。太子……梦神人覆鼎……异之，告说。说曰：“天命也，无宜他虑。”既而太平诛，后果生肃宗。太子妃王氏无子，后班在下，后不敢母肃宗。王妃抚鞠，慈甚所生。开元中，肃宗为忠王，后为妃，又生宁亲公主。张说以旧恩特承宠异，说亦奇忠王仪表，心知运历所钟，故宁亲公主降说子珀。开元十七年后薨……玄宗命说为志文……二十四年，忠王立为皇太子。①

据此知杨氏于景云元年（710）选入东宫事奉太子李隆基，在尚无名分的情形下怀孕。杨氏墓志见张说撰《节愍太子妃杨氏墓志铭》②。肃宗出生后，长期被太子妃亦即后来的皇后王氏当作己子抚养③，杨氏本人甚至“不敢母肃宗”，遑论为宫中养子王忠嗣做主婚配。由于无子且事涉厌胜，王皇后于开元十二年（724）七月被废为庶人④，开元十五年（727）肃宗由陕王徙封忠王⑤，杨氏方才晋升为妃，因此杨氏为忠嗣举行冠礼并主婚只能发生在开元十二年（724）七月以后。开元十三年（725）十月，玄宗举行了规模浩大的东封，舆驾东行约三个月，这期间不太可能处理召回王忠嗣这样的宫廷琐事。综合上述因素，可以推知王忠嗣再次入宫为开元十三年（725），具体时间在当年十月以前。忠嗣时年二十，在杨氏主导下行冠礼并婚配。而他所担任的“未央卫尉”，很可能正是针对当年冬的东封而授予的近卫之职。

尚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忠王党与文学派之间的渊源流转，但其与文学派领袖张说之间的人事关系则不容否认，并且后者与吏治派的关系，间接影响到其在天宝年间对以李林甫为首的宰相集团所持的反对立场。《资治通鉴考异》引柳理《常侍言旨》记载了至德二载（757）复两京后，肃宗与玄宗之间关于张说父子和东宫旧事的一段对话，可以看作对于这一关系的忠实记载：

肃宗下殿，叩头再拜曰：“臣比在东宫，彼人诬谮，三度合死，皆张说保护，得全首领以至今日。说两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争，傥死者有知，臣将何面目见张说于地下!”呜咽俯伏。①

《资治通鉴考异》虽指出此记事之谬，但认为其意指张说二子“以说遗言尽心于肃宗”。这段出自肃宗本人的自白毫不隐晦地道出了张说父子与李亨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一语道破了忠王党日后得以形成的原因，即皇位的继承权问题，这也正是忠王党与李林甫、杨国忠等宰相集团均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忠王党的出现，从根源上讲仍在于玄宗念兹在兹的储位问题。玄宗本人早年的特殊经历，使其对太子及相关可能对皇位构成威胁的势力极为敏感②，这种具有鲜明倾向性的政治认识，使得太子问题进而影响到天宝年间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一人把持朝政的局面”③。随着忠王党与李林甫针锋相对的斗争，北方边镇的蕃将势力悄然崛起，由此导致了天宝前期接连的几起大案。学界对此已有较多论述，认为是李林甫对太子集团所发动的攻击④，但其背后的深层政治关系似尚待揭示，其中的关键因素，则在于忠王党和朔方集团的日益结合。朔方节度使初设于开元十年（722），随后的开元十五年（727）正月，陕王“封忠王，改名浚。五月，领朔方大使、单于大都护”①，忠王自此遥领朔方军，其大使一职至安史乱前未见取代。按：及至安史之乱前夕，历任朔方节度使依次为张说、王睃、杨执一、忠王浚（即太子亨）、萧嵩、信安王祎、牛仙客、韦光乘、王忠嗣、张齐丘、李林甫以及安思顺。②其中忠王浚为节度大使，牛仙客、李林甫则以宰相兼任，三人均属遥领，真正与忠王党形成有密切关系的是王忠嗣，他是节制朔方时间最长者[自开元二十九年（741）至

天宝五载（747），凡六年]，在其任内朔方军事力量与太子李亨相结合，成为忠王党的坚强后盾。《资治通鉴》记载：“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异日为己祸，常有动摇东宫之志；而坚，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尝为忠王友，时破吐蕃，入献捷，见林甫专权，意颇不平。时因见上，乘间微劝上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杨慎矜密伺其所为。”③这段文字表明韦坚案背后是太子与李林甫两派的冲突，所谓皇甫惟明“见林甫专权”而“意颇不平”，仅为托词，其实是太子勾结皇甫惟明的河陇军事力量向李林甫施压。该案以李林甫取胜结束，死者包括李适之、韦坚、裴敦复、皇甫惟明等大员。此后，王忠嗣兼任河西、陇右两节度。史载：“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禄山潜蓄异志，托以御寇，筑雄武城，大贮兵器，请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见禄山而还，数上言禄山必反；林甫益恶之。夏，四月，忠嗣固辞兼河东、朔方节度，许之。”④王忠嗣借机言安禄山反，矛头直指李林甫，其实是上年皇甫惟明之发难的继续。而忠嗣之固辞河东、朔方两节度，非仅出于其个人原因，其实是迫于李林甫及玄宗的压力。史称“忠嗣杖四节，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①。这样一种局面自然不为玄宗所容。

太子李亨与王忠嗣、皇甫惟明之间的政治结盟更为深远的影响，则在于由王忠嗣一手提拔、掌控河陇朔方军队实权的一批将领与李林甫间接形成对立，成为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例如，契丹将领李光弼之父李楷洛武周时率部归唐，开元初年为朔方节度副使，光弼“天宝初，累迁左清道率兼安北都护府、朔方都虞候。五载，河西节度王忠嗣补为兵马使，充赤水军使。忠嗣遇之甚厚，常云：‘光弼必居我位。’”②光弼以门荫入仕兼以军功迁转，是朔方军中根基雄厚者。天宝五载（746）他随王忠嗣调任河西，以河西节度兵马使充赤水军使，足见信任之深。又如，哥舒翰

天宝元年（742）为河西节度衙前讨击副使③，王忠嗣节制河西后“补为衙将”，“以为大斗军副使”，及至天宝六载（747），已得“擢授右武卫员外将军，充陇右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④。翰以军功仕进，初与朔方军本无关系，但其在政治上的关键性拔擢正出于朔方核心人物王忠嗣之手。王侄开元二十九年（741）到天宝二年（743）任河西节度使⑤，王忠嗣兼任河西时哥舒翰最多在当地五年，其后方迁左卫郎将，可见先时地位卑微。忠嗣以之为卫将并任大斗军副使，成为其政治生涯中极关键的一步。再如，王思礼少随其父在朔方军中，“随节度使王忠嗣至河西，与哥舒翰对为押衙”⑥。

上述三位将领均由朔方节度使王忠嗣拔擢，李光弼、王思礼并代居朔方，以军将为世职，而此三人又因共同的政治经历而关系密切，互为援引，成为忠王党事实上的支持者。从天宝党争的表象来看，忠王党一派屡受打压，似乎处于劣势，实际恰恰表明其势力涉及范围之广。尽管这种势力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政治掌控，且其内部亦难统一，但它在一次次斗争中不断撼动着以李林甫为首的宰相集团，并间接催生了北方蕃将势力的崛起。玄宗此时之所以屡袒林甫并一意提拔幽州胡将如安禄山者，非因年老怠政，而是此期太子一党势力实在林甫之上，且采取攻势。

王忠嗣在当年十月即去职下狱，史书认为是因在攻取石堡城一事上与玄宗态度不同①，复受李林甫诬告。其实石堡城事仅系表面，诬告一事方为根本原因。据《旧唐书·王忠嗣传》:

玄宗方事石堡城，诏问以攻取之略，忠嗣奏云：“……请休兵秣马，观翼而取之……”玄宗因不快。李林甫尤忌忠嗣，日求其过。六载，会董延光献策请下石堡城，诏忠嗣分兵应接之。忠嗣偶俛而从，延光不悦。河西兵马使李光弼危之，遽而入告。……及延光过期不克，诉忠嗣缓师，故师出无功。李林甫又令济阳别驾魏林告忠嗣，称往任朔州刺史，忠嗣为河东节度，云“早与忠王同养宫中，我欲尊奉太子”。玄宗大怒，因征入朝，令三司推讯之，几陷极刑。会哥舒翰代忠嗣为陇右节度，特承恩顾，因奏忠嗣之枉，词甚恳切，请以已官爵赎罪。玄宗怒稍解。……明年，暴卒，年四十五。②

如前所述，王忠嗣与太子交往笃深，魏林所奏未必全诬，而这正是玄宗最为忌讳之事。天宝六载（747），当王忠嗣下狱之际，哥舒翰刚刚升任陇右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玄宗召其至华清宫，“与语悦之，遂以为鸿胪卿，兼西平郡太守，摄御史中丞，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仍极言救忠嗣，上起入禁中，翰叩头随之而前，言词慷慨，声泪俱下，帝感而宽之，贬忠嗣为汉阳太守，朝廷义而壮之”①。正是由于哥舒翰的极力保全，忠嗣才得以保全性命。所谓翰时“特承恩顾”，并非因为玄宗单纯赏识他，而是忠王党势力已经形成，不可能进行全面清洗。玄宗并未在忠嗣下狱后选择职位较高的李光弼，而是直接拔擢起用资历较光弼为浅的哥舒翰。颜真卿称翰“自郎将授将军，便登节制，后生可畏”②，可见拔擢之速。翰时掌陇右兵权，玄宗方倚重之，故“怒稍解”。而忠嗣竟于次年“暴卒”，终可见玄宗之痛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