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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学诚对戴震方志观的批评与再评价（第2页）

[24]参见《戴震与中国文化》，49～54页。

[2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3页。

[2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3页。

[2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3页。

[3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3页。

[3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3～354页。

[3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4页。

[3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5页。

[34][清]江藩：《汉学师承记》，见钱锺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汉学师承记》（外二种），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5][清]江藩：《汉学师承记》，见钱锺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汉学师承记》（外二种），10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6]《与某书》，见《戴震全书》第六册，495页。

[3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6～367页。

[38]《戴震全书》第六册，504页。

[39]《戴震全书》第六册，505页。

[40]《戴震全书》第六册，377页。

[41]《戴震全书》第六册，377页。

[42]《戴震全书》第六册，378页。

[4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8页。

[4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61页。

[45]周兆茂在《戴震哲学新探》一书称，早期戴震是程朱理学的干城，属唯心主义阵营，其理由之一是他早期著作《经考》《经考附录》两书对西汉扬雄、东汉郑玄以降的学者，除朱子、程子和江永皆称子以外，余皆径称名讳。另外，有些地方直接肯定程子、朱子对经典的注释与解释。这些说法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并不能完全表明戴震对程子、朱子的说法完全遵从，也不能证明戴震就没有批语程子、朱子之处。更不表明他在学术立场就完全同意程子、朱子的思想。早期的戴震在注经的思想方面有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一面，不容否认。但就未必说明戴震就是程朱学派的信奉者。作为经学家的戴震，他完全有理由接受程、朱思想中那些被认为是符合“六经”或“十三经”思想的内容。而即使在早期，戴震写给他人的几封书信里仍然在方法层面有批语宋儒“失其制数”的内容。更为公正地说，戴震与程朱思想之间的关系，有受其影响到不断摆脱其影响，到最后猛烈批判其思想的几个阶段。而这一思想变化发展的过程皆与他从青年时代就确立的为学方法有内在的关系，也与戴震长期生活在当时政治体制之外，对下层社会生活之艰苦有切肤之感有直接关系。

[46]章太炎论吴、皖二派之间的区别，见综述部分，此处从略。

[4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7页。

[48]《戴震全书》第七册，31页。

[49]《戴震全书》第七册，8页。

[50]《戴震全书》第七册，8页。

[51]参见吴根友、孙邦金：《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该书第一编中有对章太炎学生的述评。

[52]参见范云飞：《试析钱穆“扬惠抑戴”方法及其解释学的“前见”》，载《人文论丛》，2019（2）。

[53]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19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4]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197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5]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68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56]《戴震与中国文化》，232页。

[57]王茂、蒋国保、余秉颐等：《清代哲学》，775～776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58]王茂、蒋国保、余秉颐等：《清代哲学》，769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59][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2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60]在《易教》《书教》《诗教》《原道》（上、中、下）诸篇里，章学诚重新解释了儒家自周公到孔子的“道统”。与宋明理学的“道统”内容不尽相同，章氏的“道统”更偏重于先王政典和具体的统治政绩。

[61][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78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62]《戴震与中国文化》，223页。

[63]《文史通义新编新注》，6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