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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曾子子游对孟荀的不同影响（第1页）

（四）曾子、子游对孟、荀的不同影响

曾子、子游、子张、子夏等人代表孔门后学的分化，这一分化原因虽然很多，但从思想上来看，则可能同孔子提出仁、礼关系问题密切相关。本来，礼的实践既包含了内在性一面，又包含了外在性一面，仁也从属于礼，是与礼仪、礼节相对应的情感、意志等。但自从孔子对仁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赋予其道德实践的能力后，人的道德活动是侧重内在的仁，还是注重外在的礼，便成为孔门后学争论的焦点，正是在这一点上导致了他们的分化。其中曾子、子游属于孔门的内在派，子张、子夏属于孔门的外在派，还有商瞿、子弓，他们成为孔门后学较有代表性的三派。从以后的影响来看，由于子思、孟子也主要侧重内在性的一面，所以与曾子、子游关系显然更为密切，属于同一思想发展系列。荀子说思孟后学曾推重子游，孟子也经常提及曾子，对其十分重视，说明他们之间确实存在联系，曾子、子游构成了思孟学派形成、发展的一个环节。

当然，儒学内部的分化经历了一个过程，虽然在七十二子那里已出现内在、外在的不同倾向，但这二者往往又纠缠在一起，一开始并非那么绝对。从《礼记》等文献来看，孔子以后礼的实践依然是儒学内部的重要问题，孔门弟子对于礼仪，尤其是丧葬之礼进行了重新认识、整理。在这一点上，他们态度是一致的，其分歧主要体现在如何实践礼、看待礼的问题上。所以曾子、子游虽然主要属于内在派，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注外在的一面，不关注礼。《论语·泰伯》载：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都是就礼上言，认为作到这三点，就可以调谐关系，少招怨尤，与有若“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意思是一致的。不过曾子所说又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礼容，因为所以“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的恰恰在内在精神，所以这里强调的依然主要是内在精神的培养，这便和子张一派有所不同，但在重视外在礼容上又表现出某种一致性。同时，曾子重视、突出孝，而行孝自然离不开躬行践履，离不开具体的礼仪礼节。可能是这个原因，曾子往往对于礼也很重视，在《礼记》中有他大量关于礼的论述。以往学者在评价曾子时，往往执其一端，因而多少显得不够全面。如牟宗三先生认为：“孟子尝言曾子‘守约’。大抵‘守约’可以代表曾子之精神。”[45]这是以孟子的观点看待曾子思想，因而未必准确。与此相反，钱基博《古籍举要》称：“子思称《诗》、《书》而道性情，肇启孟子，传道统；曾子善言礼而隆威仪，毗于荀卿，为儒宗。其工夫一虚一实，其文章一华一朴，故不同也。”[46]把曾子又归于重视礼的荀子一派，同样有失偏颇。在曾子的问题上，反倒是朱熹的观点显得较为公允，据《朱子语类》：“或问曾子能守约，故孔子以一以贯之语之。曰：非也，曾子又何曾守约来！且莫看他别事，只如《礼记·曾子问》一篇，他甚底事不曾理会，却道他守约。只缘孟子论二子养勇，将曾子比北宫黝与孟施舍，则曾子为守约者尔。后世不悟，却道曾子之学专一守约，别不理会他事，如此则成甚学也。”[47]朱熹认为曾子的思想不仅仅是“守约”，同时还向外观察认取，“甚底事不曾理会”。而之所以这样，可能是因为“曾子迟钝，直是辛苦而后得之。故闻一贯之说，忽然猛省，谓这个物事元来只是恁地。如人寻一个物事不见，终岁勤动，一旦忽然撞着，遂至惊骇”[48]。按照朱熹的说法，曾子实际是经历了一个从“格物致知”到“豁然贯通”的过程。抛开其中主观发挥的成分不论，就朱熹认为曾子思想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则无疑是合理的。从这一点看，曾子思想也可以说具有二元的特点——其实这也是早期儒学的普遍特点——只不过较之子张、子夏等人，更倾向内在性一面而已。

与此相应，曾子等人的影响也可能是多方面的。孟子与曾子思想上存在联系，常常借曾子之口表达自己观点，这点学者多已指出。而荀子同样对曾子十分重视，《荀子》一书共引用曾子言论七处，这在诸子著作中是较多的：

曾子曰：“是（视）其庭（莛）可以搏鼠，恶能与我歌矣！”（《荀子·解蔽》）

曾子曰：“孝子言为可闻，行为可见。言为可闻，所以说远也；行为可见，所以说近也。近者说则亲，远者说则附。亲近而附远，孝子之道也。”（《荀子·大略》）

曾子食鱼，有余，曰：“泔之。”门人曰：“泔之伤人，不若奥之。”曾子泣涕曰：“有异心乎哉！”伤其闻之晚也。（同上）

曾子曰：“无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无身不善而怨人，无刑已至而呼天。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远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诗曰：‘涓涓源水，不雍不塞。毂已破碎，乃大其辐。事已败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荀子·法行》）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语汝。夫鱼鳖鼋鼍犹以渊为浅而堀其中，鹰鸢犹以山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饵。故君子苟能无以利害义，则耻辱亦无由至矣。”（同上）

曾子曰：“同游而不见爱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识。失之己而反诸人，岂不亦迂哉！”（同上）

此外，《荀子》还多引《大戴礼记》中“曾子”十篇的言论，共有八处之多，分属于《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疾病》数篇。《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曾子》十八篇”，《大戴礼记》的“曾子”十篇即来源于此，荀子多引其中言论，说明他与曾子一派也存在联系。不过，孟子所引的曾子言论，如“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往往更为深刻，更具有理论深度。而荀子所引多是一般性的内容，所以与荀子相比，孟子与曾子的联系可能更为密切。

同样，子游一派重视礼乐，与荀子自然存在着联系，荀子许多论礼的言论与《礼记·礼运》篇相近，《礼运》为子游一派的作品，说明荀子确实受到其影响。不过，子游论礼乃立足于情，《礼运》篇有“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情虽然需要“治”，但并不是恶，与礼不是对立关系，而是要求出于情达于义，达到内外的和谐统一。《礼运》的这一看法与竹简《性自命出》有相同之处，《性自命出》可能就出于子游一派，而与荀子有所不同，所以荀子批评“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这些都说明儒学内部的分化并非单线的，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1]王树人：《〈论语〉中仁的不同含义辨析》，载《孔子研究》，1991（1）。

[2]（清）阮元：《〈论语〉论仁论》，见《揅经室集》上册，1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3]参见屈万里：《仁字涵义之史的观察》，载《民主评论》（香港），第5卷23期，1954。Teruo，Takeuchi（竹内照男），“AStudyoftheMeaningofJên（仁）AdvocatedbyfuActaAsiatica，BulletieofEasterheTōhōGakkai，Tokyo，pp。57-77，1965。Lin，Yü-sheng（林毓生），“TheEvolutionofthepre-eaningofJen（仁）andtheoralAutonomy，”IaSerialofOrientalStudies（华裔学志），Vol。xxxi，pp。172-204，1974-1975。

[4]（宋）朱熹：《诗经集传》，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宋）蔡沈：《书经集传》，123页，北京，中国书店，1994。

[6]见前引Takeuchi（竹内照男）文。据宗教人类学研究，古人常常用相貌端正、与祖考有某种关系（一般是孝孙）的人作尸主，用来迎神。这也说明，相貌端正是侍奉神灵的一个必要条件。

[7]如赞叹叔虎“美而有勇力”（《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子大叔美秀而文”（《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以及“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左传·昭公元年》）等。

[9]（清）段玉裁：《广雅疏证·序》，北京，中华书局，2004。

[10]参见白奚：《“仁”与“相人偶”——对“仁”字的构形及其原初意义的再考察》，载《哲学研究》，2003（7）。刘文英认为，“相人偶”是一种古老的礼仪，“两个人见面，首先观顾对方，然后互相作揖，表示敬意和问候”，并认为“仁”字的构形就是“相人偶”的象形，“‘仁’的观念是由‘相人偶’礼仪产生的，这种礼仪就是‘仁’的观念的客观原形”。见所著《“仁”之观念的历史探源》，载《天府新论》，1990（6）。

[11]（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匪风》，北京，中华书局，1989。

[12]白奚：《“仁”字古文考辨》，载《中国哲学史》，2000（3）。

[13]廖名春：《“仁”字探源》，见《中国学术》第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4]（清）阮元：《〈论语〉论仁论》，见《揅经室集》上册，176页。

[15]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4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6]徐复观：《释〈论语〉的“仁”——孔学新论》，载《民主评论》（香港），第6卷6期，1955；又见所著《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237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7]（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册，125、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