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情人节这种西方传来的豪华型活动,一般都适合在闹市里的,为什么要远远地跑到清冷的地方去?
越想越不放心,决定:悄悄跟着她。
次日下午,他来到蟠龙体育中心喝茶。5点半,丛处长的车来了,接到南向东后出了中心。龙先生打的士跟随,来到了歌乐山半腰的红坊酒楼。
龙先生决定同南向东保持联系。打她的手机,响了好一阵才接话。她说:“不是没听见。这地方好像只能打进,不能打出。我是走到阳台上跟你说话的。”
他没告诉她自己就在旁边,只是说少喝点儿酒,说话掌握分寸。
她调皮地说我明白,“既不能绝情也不能煽情,嘻嘻嘻!”
他从酒楼的大玻璃窗看进去,感到里面挺大的,而且由于今天是星期六,客人也不少。
于是他悄悄踅进去,选了一处坐下,让丛处长和南向东看不见自己,自己却很容易看见他们。
大约8点钟时,南向东的呼机响了。她拿起手机,同丛处长打了个招呼,就去阳台回话。
这时候龙先生清清楚楚看见:丛处长掏出个小瓶子,向南向东的葡萄酒里倒进了一点儿什么。
他吃了一惊。但多年在美国的生活使他能够从容应付这一类事。他立刻拨打丛处长手机。
丛处长手机响了。他也只有走到另一处阳台去接话。他也被“只能打进不能打出”调开了。
龙先生飞快上前,将两人的杯子调换了。他当然不知道丛处长下的是什么,只是心里说:你自己放的你自己喝吧!
龙先生对安明和三空说:“我熟悉法律,所以敢于这样做。那瓶里即使是毒药,我让他自己喝了,我也无罪——我这个叫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
丛处长因为其实无人通话,所以还较南向东早一点回到座位,但他不知道杯子已换。
两人都喝光了酒,并无异样,龙先生也就放心了。
两天以后,听到丛处长死去的消息,龙先生完全想不到跟那杯葡萄酒有什么关系。
如果龙先生所诉属实,就应该找出丛处长与毒蕈的关系:毒蕈是不是他自己带来的?
一切暂时陷入僵局:既不能证明系他人投毒,也不能证明系丛处长自食其果。
在这种情况下龙先生求助于《法制与生活》报,请警方允许南向东解除拘留,改由他自己接受拘留。因为他是“换酒导致中毒”者,南向东一无所知。
安明向苏科长转达这个请求。
没想到苏科长考虑之后,作了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决定:一个也不拘留,全部(包括管局长)监视居住。
从公安局出来,安明同三空在滨江路上走一走。天气晴好,红红的太阳圆润润地浮在半空,嘉陵江给它映出一条粗粗的金链。几只小小渔船在江中游走,灵动得很,因为已经装上了柴油机。划动双桨的诗意时代已经结束。
曾有读者投诉:渔政无力,致使渔民用不合法手段滥捕,江中鱼苗锐减。安明特意采访有关部门及渔民,才明白,渔民将鱼卖给几座水上大酒楼,而水上大酒楼恰恰是分管职能部门的亲友们办的。遂一笑了之。
此时,想起了南向东说的中国的官员权力太大了,得不到约束。“丛处长家里,办公室,还有其他几处可能放置东西的地方都已经仔细搜查过,没有发现与毒蕈有关的任何东西。毒蕈是从哪里来的呢?”三空说,一边将刚买的一瓶啤酒和一袋瓜子递给安明,“你先拿着,我去上厕所。”
安明便独自慢慢走下路基,来到江边。
三空赶来时,安明将啤酒往他怀里一递,说这是你的,自个儿拿去。
三空吓了一跳,差点儿让瓶子滑落在地。安明说怎么啦?
三空笑起来,说:“我在恍惚之间觉得这是一瓶毒药!笑死人!”
“咦——”安明不由得愣住,好一阵不开腔。半晌,她说:“丛处长应该是有帮手的。”
三空想了一想,说:“对了。我们假定他要下毒,那他必须让南向东离开。一般说来,男人不好支使女人去替自己做什么,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另外的人到了时候打电话给她,她只能到阳台上去通话,这样就等于给调开了。”
安明说对,我马上问问南向东。她立刻拨通了南向东的手机。
“请问,2月13日晚上8点左右,你正同丛处长吃饭时,有人呼你,是什么事呀?”
“呃,是问我蟠龙运动中心的业务项目,还有收费情况、优惠条款这些事。我给予了详细的答复。”
“对方是谁?”
“《经济参考报》的记者。我当时想,去年不是举办过新闻界的高尔夫球比赛吗?可能已留下了印象,所以今年他们单位也想举行活动。”
安明对三空说出自己的推测:
丛处长随便拨通一家报社的值班室,请值班记者代问蟠龙运动中心的业务项目及收费细则;值班记者空闲无聊,一般说来乐于代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