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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学计划及其意义（第4页）

昨天我又躺倒了……假如我有足够的钱——也就是说0——来养家，而我的书又已完成，那我是今天还是明天被投到剥皮场上，换句话说，倒毙，对我都无所谓了。但在上述情况下，这暂时还不行。说到这本“该死的”书，情况是这样：12月底已经完成。单是论述地租的倒数第二章，按现在的结构看，就几乎构成一本书。②我白天去博物馆，夜间写作。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要重要；另一方面，自我上次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以后，法国人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一切都必须下功夫仔细研究。两年以前，我结束了对地租所作的理论探讨。正好在这一期间，许多新东西出现了，并且完全证实了我的理论。

我正好于1月1日开始誊写和润色，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因为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于舐净这孩子。但是痈又出现了，以致直到现在工作也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而事实上只能对已经按计划完成的部分加以充实而已。

此外，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一当第一卷完成，就立即寄给迈斯纳。①

与出版商协定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了，马克思仍然在从事第一卷第一篇的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已经详细阐释了第一卷最终的形式，但他仍然没有按照1863年制订的计划完成《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一部分（当时马克思没有想到它会变成一本书）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细分为11章。②这种境况对马克思来说是致命的，他甚至

在确定第一卷的主题时都没有这么筋疲力尽。在把第一部分扩展为一本书的同时，马克思还在进行其他部分的研究，同样也要把它们编写成书。他发现自己始终承受着巨大压力：要么提交一份不成熟的手稿，要么承担与迈斯纳毁约的后果。因此，马克思不能进行后边的研究，虽然他已经在1863年计划中提出，并且在1863～1865年积累了几本材料笔记：

（1）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2）生产过程的结果

（3）剩余价值理论

（4）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①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马克思1866年的虚弱的身体状况和他整理材料的艰辛，甚至不用提他在国际社会中的积极活动，我们就能很清楚地明白他为什么没有完成他想写的东西。7月，他希望已经答应单独出版的“第一卷”能够尽快准备完毕。②

1866年10月，在第一卷问世的前一年，马克思仍然没有确定它的内容。换句话说，他仍然认为资本应该贯穿于第一卷和第二卷。一旦使自己听从于仅仅完成第一分册“基本原理”的建议，很明显，他将不再是按“经济学”六册计划进行研究。生活已经告诉他，不要再对物质条件的改善抱有任何幻想，因为他负责整个国际事务，并为此付出了一生。他知道，如果他能够真正地完成《资本论》，这将是他一生的作品。

库格曼是第一个得知他首先要出版的第一卷包括第一册和第二册的人：

我的情况（身体情况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老是把工作打断）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像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三卷。

这就是说，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理论史。

第一卷包括头两册。

后来马克思讲了一个细节，含蓄地确定了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写的1869年计划的正确性：“我认为在第一册中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必须把我在敦克尔那里出版的书概括为专论商品和货币的一章。我之所以认为需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理解得不完全正确。就是说，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必然有欠缺之处。”②

1866年11月中旬，马克思把书的第一部分寄给了出版商，希望按时收到校样。结果迈斯纳通知他，除非同时拿到两卷现成的书，否则不会印刷出版。③然而，马克思知道，他仅仅能够提供第一卷。因此，他决定亲自带着最近的手稿去德国，抓住迈斯纳，让他不要用等待第二卷的借口不出版第一卷。④他确实仅仅递交了第一卷的复本。最后，迈斯纳同意了把书分成三卷出版，并且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第三部分，希望它能吸引“普通的”读者大众。①迈斯纳坚持要求第二卷手稿在1867年秋递交，第三卷在1867年冬完成。②在以后几年，直到他去世，马克思一直在从事这两本书的研究，而且他想把这两本书的内容都编在第二卷中。第二卷全部都得重写，但他从来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形式。第一卷出版后财政方面的失败、疾病，以及他对国际事务越来越热情的参与，加上如果没有恩格斯的慷慨捐助，家庭生计就无法维持，所有这些都带给了马克思极大的精神压力。

8。最后的研究

马克思说，《资本论》的第一卷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换句话说，在理论上它完全有理由独立于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然而，几年以前，他还拒绝单独递交第一部分，正如恩格斯曾经建议他的那样。当时，他打算以“艺术性”的整体构成出版全部文本。但是从他的生活处境中，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屈服于现实而做出这种必然的选择。尽管如此，他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写出最后一部分，即这本书的结尾所包含的潜在的主要结论。这种解决方案本身就利用了基本的方法。

这种方法在论述“生产过程”的一章中的运用可以说非常有必要。当再次读1857年总导言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包括没有完成的和已经出版的文本在内，统领马克思整个“经济学”的主旨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秘密。它的各种表现形式都源于人类的劳动制度，源于他们的“生产关系”。这既是马克思研究的出发点，也是他得出的结论。在《序言》中，他对此已有明确阐述。同时，它也是第一卷的主要观点。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一种观点使第一卷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第一卷的这个结论也是整个“经济学”的结论，马克思并不打算隐藏其“主观倾向”①:劳动对资本的胜利。

还想自己准备第三版，然后全部都重写。

当第一卷要出版时，第二卷的所有内容仍然以手稿的形式存在，离完成还差得很远。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二卷还需要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修改。无疑，与第一卷类似的失败很难鼓励马克思继续进行研究。③但是理论上的困难，最重要的是文献资料的缺乏，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中在实践上有意义的东西和在理论上必要的东西，彼此相差很远，因此他必须搜集大量的必需的材料（1868年5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④他求助于国外的朋友帮他搜集有关土地所有权以及美国土地关系的“反资产阶级”的材料①，计划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使用（我们知道，他已打算单独出版这一卷）。同时，他也有了自己的发现：一天在一个小旧书店②，他偶然发现了关于1867年爱尔兰租佃权的报告和记述。这是宣传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重要的资料。这促使他给恩格斯写了封信：“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立，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③这正是马克思对“唯物主义”方法的准确描述。

他抓住每一个机会进行自我教育，为的是让自己能够注意到当时发生的最多的典型事件。因此，他询问恩格斯：“实践胜于一切理论，因此，请你把你们同银行家等等进行业务联系的办法完全准确地（举例）告诉我……由于第二卷的大部分理论性太强，因此，我要用论信贷的一章去揭露现代的投机活动和商业道德。”④

恩格斯是一位非凡的对话者，马克思很赞赏他摆脱纯理论的实践性的知识，他很希望从恩格斯这里学到一些东西。况且，恩格斯也是一位热心的读者，马克思同样得益于他的这个习惯。⑤

尽管实际上按照原来的计划和方法，马克思想在“资本”之后、“雇佣劳动”之前研究土地所有制，但是现在很明显，他想把这部分放在第三卷，并且开始研究农业以填充他这几年的研究。土地改革对于他来说是“未来的变革的核心”①。他之所以学习俄语，就是为了比较研究俄国和美国的农业情况②——最重要的是为了阅读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年）。这本书使他想到了恩格斯关于英国的书《工人阶级状况》。③他还准备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学著作，因为他怀疑俄国目前发生的思想运动源于社会底层深处发生的动**。④最后，他研究了官方出版的关于普鲁士的农业报告。法国委员会再次使他把注意力转向国家问题，即六册计划的第四部分，并迫使他承担额外的重大的责任。⑤他想“把稿子全部改写”⑥，但在这个过程中又被国际事务连累。现在，最大的困扰就是国际问题。

式”①（1877年11月3日写给西格蒙德·肖特的信），最后写第一卷。他给丹尼尔逊的最后一封信表达出他很满足于“得到一个能够继续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他找到了大量的文献来支持这个借口，尤其是有关俄国和美国1873～1878年持续危机时期的大量材料。他同时也发现很有必要研究英国的工业危机。这场危机的最初征兆就是农业危机。他在“理论上消费”他所记下的事实。另外，他又如何能在由俾斯麦政府统治社会民主党人的德国社会出版自己的书（1878年11月15日、1879年4月10日写给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②“在目前条件下，《资本论》的第二卷在德国不可能出版，这一点我很高兴，因为恰恰是在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③（1880年6月27日写给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信）一年半以后，迈斯纳建议他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三版，马克思回复说将来要换一种情况全部修改。④

虽然最后几年，马克思主要还是进行研究和做摘录，但是他仍然能够集中精力对亨利·乔治（HenryGee）、阿道夫·瓦格纳（AdolphWagner）、J。G。科林斯（J。G。s）的“社会主义万能药”（socialistpanaceas）所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国家崇拜”（stateidolatry）进行最后批判。他把俄国社会“重建”的希望寄托在农民公社上。⑤这两个主题将要在计划的第四册中进行研究，就是我们今天很容易忽视的那部分：国家。

9。恩格斯作为《资本论》的编辑者

马克思没有留下书面遗嘱。临终时，他给了小女儿爱琳娜口头指示，指定她和恩格斯作为他的“遗著处理人”。①我们已经知道恩格斯是如何竭尽全力地给予朋友智力上的鼓励与帮助的；而且，马克思也很感激他对自己著作文字上的批评和建议。恩格斯在阅读第一卷的校样时，举了很多历史上的例子来支持辩证的结论，同时也严肃地指出了结构上的不足，比如细分和再细分的几部分以及章节之间的不对称，等等。②因此，马克思有种种理由信任他。

恩格斯对马克思未校订完的手稿所提的每一个建议都迫使马克思改变他的想法，即他曾估计书稿将会很快完成，但这越来越不现实。当第一卷出版后，恩格斯认为后边的几卷可能仅仅剩下形式上的问题。因此，在阅读马克思即时的手稿、提纲、草稿，以及“两个多立方米”的美国和俄国的材料③时，他的惊讶程度可想而知。“你问，怎么会连我也不知道该书完成的程度?很简单，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④（1883年8月30日写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难道恩格斯真的认为马克思会达到这样的目标?他对朋友的性格当真如此不了解?当他给倍倍尔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确实不知道马克思对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内容究竟整理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正像他在信中和序言中所说的那样，马克思最终放弃了同时完成文体和形式，因为那显然很不可能。从一开始，他的态度就很不明确。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模糊。虽然由于自己的太过努力延误了出版，但马克思知道，恩格斯能够以他们共有的那种社会批判精神承担起这项任务。①恩格斯没有冒险站在他朋友的立场上，而是坦承自己做不到。相反，恩格斯想按照马克思本人的意思，尽最大努力对文体和表现形式进行一些改进，使马克思仍然保持这些遗著“唯一作者”的身份。在一周之内，恩格斯既没有为这些材料整理出一个结构，也没有从这些材料中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是对材料有了一个表面的印象。这一中间规则有一定的特殊的价值，并且展现了恩格斯对自己编辑的著作与作者本人作品不同之处的认真、谨慎的态度和关注的程度。它同样也有缺点，它使作者意识到，这些著作仅仅是一些手稿，有时甚至是没有前途的努力，不能被称为完美的“著作”。三卷，四“册”，一个“艺术性”的整体：这似乎就是马克思当年曾构想的关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誓约。尽管他的朋友曾给了他精神上和材料上的大力支持，马克思仍然没有履行这一誓言，完成这一计划。恩格斯大概意识到了这些。一看完这些未编辑的材料，恩格斯立刻觉察到第二卷仅仅是一大堆草稿，其中的一些还有好几种译本。清晰地抄写和翻译它们成为对恩格斯视力的一个严峻考验。②

问题。但是第三册的一些地方使我甚至怀疑，在德国，在实行非常法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把它们印出来。”①他的字里行间透露着几许失望，或许也可以说成是自我安慰。恩格斯很认真地告诉读者，他所出的书“应当是马克思的真正的著作”②。他尽力去做到这些，因为他是当时活着的人当中唯一能够“辨认出这些缩写的字以及整个缩写的句子”③的人。当他口授第二卷手稿时，他在第二篇中发现了“很多疏漏”，“当然这只是初稿”，但是他很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这就行了”④。为了保护他微弱的视力，恩格斯只在白天进行口授。⑤

恩格斯认为，人们对第三卷的失望将会少一点。它将带来“最后的并且是极其出色的研究成果”，“一定会使整个经济学发生彻底的变革，并将引起巨大的反响”。⑥第三卷又“如雷鸣闪电，因为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然而，他又很不情愿地承认，实际上第三卷的中间“最重要的几章写得很乱——指叙述形式”⑦。这个预先做出的带有修辞色彩的，或者说真正的预言真的可信吗?无论如何，整理这些文本的工作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仅仅用了“四个月”，而是用了九年。德国“学术界”对第二卷书目目瞪口呆，无法理解。官方的经济学书刊对它保持谨慎的沉默，他希望第三卷会“迫使”他们开口（1885年11月13日写给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⑧那时候，他已经意识到第三卷“手稿”最重要的部分仅仅还是一些初稿，“经验研究”的结果还没有被“抽象揭示”:我们说，这两个过程尽管形式上不同，但它们确实是马克思用的方法的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①因此，比如说，我们希望找到第三卷的一个中心论题——金融资本的利率和信贷问题——第四篇。然而恩格斯发现，这些材料既不是草稿也不是提纲，而仅仅是一些笔记和摘要的堆积。②尽管如此，恩格斯仍然想尽可能把这些材料表述成“马克思的著作”。为了回复一个严肃的批评家的责备，他给出了一个重要的解释。争论在于平均化的过程中不同的利率向平均利率的客观转化（但是“历史参与者”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