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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赫胥黎的教育思想（第1页）

第三节赫胥黎的教育思想

英国生物学家、教育家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1895），不仅是进化论的勇敢捍卫者和宣传者，而且是科学教育的积极提倡者和组织者，对近代英国以及其他欧美国家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生平活动和著作

1825年5月4日，赫胥黎生于英国米德塞克斯郡的一个乡村小镇伊林。他父亲是私立的伊林学校的一位算术教师。由于父亲担任教师的缘故，赫胥黎8岁时就进了伊林学校读书。但是，他的正规学校教育时间是极为短暂的，两年以后，也就是1835年，随着父亲因学校遇到财政问题而被解聘，他也就结束了在伊林学校的学习生活。

赫胥黎从小就进行了广泛的阅读。15岁时，赫胥黎开始跟一位从医的姐夫学医，后来在伦敦当了一名助理医生。

17岁那年，赫胥黎获得了奖学金，使他能够与哥哥詹姆士（James）一起在查林·克劳斯医院正式学习医学。这是他第二次得到正规学校教育的机会。在教生理学课程的琼斯（W。Jones）教授的建议下，年仅20岁的赫胥黎于1845年在《医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1846年春天，赫胥黎完成了必修的医学课程，并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医学学士考试。

1846年12月，赫胥黎作为一名助理外科医生参加了远航南海之行。由此，他开始了自己的科学生涯。在远航中，赫胥黎认真读书和记笔记，并用简陋的仪器研究航行中所能得到的各种活的奇异标本。1849年，英国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发表了赫胥黎寄回国的研究论文：《论水母族的解剖和类缘》。1851年，年仅25岁的赫胥黎在远航归来的第二年就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不久他又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奖章。此时，赫胥黎已进入英国一流科学家之列，成为英国的一个最有希望的年轻科学家。

为了继续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赫胥黎于1854年7月应聘担任了皇家矿业学院的讲师，讲授与古生物学有关的生物学原理课程。这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赫胥黎的讲课很生动，没有经院式的味道，赢得了学生的一致好评。他说：“我很高兴，现在我不是在牛津大学。伦敦的空气还没有受到老学究们……以及那些老朽的清规戒律的沾染。”[45]与此同时，赫胥黎积极地投入促进科学普及与应用的战斗，决心成为一个将科学大众化的工作者。

在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于1859年问世后，赫胥黎阅读了达尔文赠送的这本书，并成为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的主要支持者。他还用进化论来研究人类的起源，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人和猿“由同一祖先分支而来”，从而彻底否定了“上帝造人说”。进化论和人猿同祖说的提出使得神学界一片惊慌，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科学与神学的激烈论战中，赫胥黎以丰富的论据理直气壮地宣传进化论，并批驳了牛津大主教一伙的愚蠢无知，使进化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863年，赫胥黎将自己研究得来的证据编辑成书出版，题为《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Maure）。它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的补充。

1864年，赫胥黎发起成立了“X俱乐部”，其成员有植物学家胡克（J。D。Hooker）、物理学家廷德尔（J。Tyndall）、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卢伯克（J。W。Lubbock）以及斯宾塞等。这是英国19世纪后半期最有影响的科学家团体。

从1862年到1885年，赫胥黎至少在10个皇家科学或教育委员会中任职。其间，1871—1880年任英国皇家学会干事，1883—1885年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

对于教育问题赫胥黎是极感兴趣的。在1854年后的近四十年时间里，他在经常谈论教育（从初等学校的教学内容到大学和医学院的课程设置）的同时，也亲自参加了教育实践活动，担任过主考人、教授、院长或校长等职务。其中，特别是在担任第一届伦敦教育委员会委员（1870—1872）期间，赫胥黎积极参与了英国国民教育制度的创立，为推动英国民众初等教育的发展做了很大的努力。“在其任职的短暂时间内，他为国家初等教育的基础所立下的功绩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显著”。[46]赫胥黎还与积极提倡科学教育的科学与工艺局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大声呼吁科学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他又积极主张公学的改革，支持把科学教育引进公学的建议，并参与了大学体制的改革，对英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1877年起，赫胥黎又是技术教育的一个热情的有力的提倡者。正如英国教育史学家柯蒂斯所指出的：“赫胥黎所担任的各种职务使他与活跃在教育的许多领域中的颇有影响的人士保持了联系。”[47]因此，在19世纪后半期，“赫胥黎对英国教育改革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48]

赫胥黎还编写过许多教科书，在英国的学校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例如，《生理学概论》（ElementaryInstruPhysiolo-gy，1866）再版重印了30次。《实用基础生物学讲义》（ACourseofPrastruentaryBiology，1875）再版重印了17次等。

由于繁重的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公务和社会活动，从1885年起，赫胥黎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1895年6月29日，赫胥黎因病在苏塞克斯郡的伊斯特本逝世。

二、批判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

针对英国学校教育中所存在的弊病和缺点，赫胥黎在科学教育与古典主义教育的论战中，对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尖锐地指出：英国“中小学教育体制阻碍科学教育的严重性是不能低估的。学生养成只会通过书本学习知识的习惯；这种习惯不仅使他们不懂得何谓观察，而且导致学生厌恶对事实的观察。迷信书本的学生宁可相信他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而不愿相信他自己亲眼看见的东西”。[49]学生们几乎把8年或10年的时间花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语法的那些规则上，或许会用英文写一些诗歌，但实际上是一些令人讨厌的打油诗。赫胥黎还指出，英国的大学不仅不鼓励有创新精神的人，“不给他们提供机会以便尽最大的职责去做他们最有能力做的各种事情；而且，大学教育总是脱离受教育的那些人的心智，总是脱离他们愿做世界上任何特别适合他们去做的事情的愿望”。[50]他特别强调说：“对于那些打算把科学作为他的重要职业，或者想要从事医学职业，或者必须早一些参加生活事务的人来说，古典教育是一个错误。”[51]

在赫胥黎看来，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是“华而不实的”，它极少考虑一个人的实际生活需要，也不能使一个人为参加实际生活做好准备。赫胥黎把它比作“教一个木匠懂得锯和刨的原理，然而从未让他在木头上去实践”。[52]尽管社会生活需要受学校教育的人具有从事商业贸易、经营工厂和购买专利、制定法律和管理国家、处理事务和安排闲暇等方面的能力，尽管学生最需要知道与毕业后所参加的实际生活事务直接有关的一切事情，但是，这一切在古典主义教育的学校里却学不到，因而使学生白白地浪费了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在那里，学生被迫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书本上，钻研那些没完没了的拉丁文和希腊文语法形式和规则，并相信书本比自然界更真实，所有的知识都能够从书本上得到。因此，赫胥黎愤慨地说：在英国，“大部分学校和所有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仅仅是一种狭窄的、片面的和实质上无教养的教育——在它最糟糕的时候，实在是近于完全没有教育”。[53]

在对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进行批判的同时，赫胥黎大力呼吁对当时英国的学校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他强调指出：英国“教育之树的根在空中，而它的叶子和花在地上；我承认，我很希望把它上下颠倒过来……”[54]他认为，有必要改进和改善英国的初等教育制度，使它成为学生参加实际生活的一种适当的准备。它应该注重实物教学，抛弃拼命啃书本和反复死记硬背的做法，让儿童从最普通的实物着手，并使他们能够理解由此而引出的那些更高的真理。中等教育应该使学生掌握一种真实的、明确的、完整的和实际的基础知识，而不是大量空泛而又不精确的皮毛知识。至于高等教育，只有改变那些古老大学“半是神学院半是赛马场”的情况，才能发挥其作用，成为真正的学者社团。

三、论新的自由教育观

在西文教育发展史上，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有“自由教育”这一概念，那是指自由民特别是奴隶主阶级才能受到的文雅教育。19世纪中期，在英国社会和教育界就“自由教育”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以纽曼为代表人物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派人士主张“自由教育”，但他们所说的“自由教育”是理智的陶冶，不仅与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育是同义的，而且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教育是同义的。在他们看来，“自由教育”等同于古典人文主义教育。

赫胥黎在他的讲演和论文中也反复论述并强调自由教育，但是其含义与那些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人士所说的“自由教育”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而赋予其一种新意，即一种新的自由教育观。在《在哪里能找到一种自由教育》一文中，他阐述了这种新的自由教育观，明确指出：自由教育“就是在自然规律方面的智力训练，这种训练不仅包括了各种事物以及它们的力量，而且也包括了人类以及他们的各个方面，还包括了把感情和意志转化成与那些规律协调一致的真诚热爱的愿望”。[55]在赫胥黎看来，“首先，从广度来说，这种教育不受限制，它涉及所有领域中必须认识的事物，锻炼人的全部官能，而且对人类全部活动的两大方面——艺术和科学给予同样的重视。其次，这种教育适宜于全体自由公民，他们可以选择任何一种职业，国家要求他们能够胜任各种职务。……甚至连人类全部官能的发展也将受到这种教育的影响。……同时，这种教育还为某些有天资的人可能具有的特殊才能的充分发展开辟了道路”。[56]应该指出，赫胥黎所强调的一种新的自由教育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了智力训练，而且还包括了身体、道德和审美方面的训练。

赫胥黎之所以强调一种新的自由教育，主要是因为他认识到，社会竞争会变得越来越激烈，而且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唯一可能是要使人民既有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又具有热情、活力和诚实的品质，以及健康人的强壮身体和很好的行动的真诚愿望。这就需要通过包含多方面内容的新的自由教育来实现。赫胥黎认为，只要通过这种新的自由教育，一个有才华的人“就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家或演说家，成为政治家、律师、科学家、画家、雕塑家、建筑师或音乐家”。[57]而且，这种新的自由教育既能帮助学生利用他们的天生智力的宝库，不断增长知识，又能使他们养成热爱真理和憎恨谬误的习惯，还能使他们精神振奋，充满活力，对自己将从事的职业具有一种尊严感。还有，这种新的自由教育能使学生有准备地去接受自然的教育，既不会无能，又不会无知，也不会故意亵渎，并在整个生活道路上获得所需要的一切智力财富。因此，赫胥黎明确指出：这种新的自由教育的职责“首先是为青年提供观察事物的方法，并养成他们观察事物的习惯，其次是分别以科学或艺术的形式，或者以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形式给青年提供学科知识”。[58]

因此，赫胥黎强调说，凡是一个人“已经与自然界完全和谐一致”，就表明他已受到了一种新的自由教育。具体地讲，这种新的自由教育是：

他从小受到这样的训练，以便使他的身体服从自己的意志，如同一台机器一样毫不费力地和愉快地从事他所能做的一切工作；他的心智是一台无污垢的、周密设计的和结构合理的发动机，每个部件都发挥着各自的力量，工作程序有条不紊；又如同一台蒸汽机一样准备担负任何工作，既能纺纱又能锻造精神之锚；他的头脑里储存着有关各种重要而又基本的自然界真理的知识以及有关自然界活动规律的知识；他不是发育迟缓的禁欲主义者，而是充满着活力和**，但他的情感已被训练得完全服从强有力的意志，并成为良知的仆人；他已经学会去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艺术的），也已经学会去憎恨一切邪恶，并像尊重他自己一样地去尊重别人。……他将会充分地利用自然界，自然界也将会充分利用他。他们将极好地一同携手并进；自然界永远是他的慈母；他是自然界的喉舌，自然界的有意识的化身，自然界的代理人和解释者。[59]

在新的自由教育的学习内容上，赫胥黎认为，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体育锻炼和操练，使学生具有强壮的体格。二是家政教育，使学生具有家政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养成勤俭和合理安排生活的习惯。三是智力训练，使学生学会运用知识的方法（阅读、书写和计算），激起要求理解事物的愿望，获得一定数量的真实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受到一定的工艺训练（包括绘画），而且使学生懂得拉丁文和希腊文，以获得任何科学范围的全面知识。四是伦理学和神学教育，使学生熟悉基本的行为准则，培养他们的道德感情，适应社会生活和忍受住它的压力，并对他们进行以《圣经》本身内容为限的宗教教育。其中，赫胥黎更强调智力训练的重要性。他曾这样说过：“假如我能够完全消除一切并重新开始的话，我首先应当保证青年在阅读和书写方面的训练，并培养他们注意和观察所得知的与所看到的事物的习惯。”[60]因此，十分清楚，赫胥黎所主张的一种新的自由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和谐的、全面发展的教育。

在新的自由教育的学习方法上，赫胥黎根据这种新的自由教育观强调指出，应该要求学生不要从文字中而要从事实中去探求真理；对事物的彻底了解比粗略了解更为重要；不要斥责和阻止儿童提出一些所谓“愚蠢的”问题，使他们慢慢地而又稳固地积累知识，并采用提问的方式来发展思考能力；家长和教师不要压制儿童的求知欲望；要求学生不仅能掌握知识，而且也能付诸行动；要经常重视学生的奋发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动手能力的培养；等等。赫胥黎认为，一些学生的愚笨“十之八九是‘灌输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61]在一篇论文中，他也幽默而又深刻地写道：“在教育中，奶瓶实在太多了；年轻人应当用好的智力食物来补给，然后就自己动手。”[62]

为了给学生提供一种新的自由教育，赫胥黎主张，在英国，每一个地方教育委员会都应当尽力使得在它管辖之下的每一个儿童都能受到教育，不仅教他阅读和书写，而且把打开知识宝库的大钥匙放在他的手上。在担任第一届伦敦教育委员会委员时，他也曾多次强调说：“我们的职责是应当准备一把梯子，架在贫民区和大学之间，使……每一个儿童都有机会沿着它向上爬，直到适合他去的地方为止。”[63]

四、论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

针对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和教育界对于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仍是不予重视的情况，赫胥黎与其他科学家合作，在一些杂志上开辟了科学评论专栏，并亲自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讲，大声疾呼科学知识的重要性。1869年，在一次题为《科学教育》的演讲中，赫胥黎明确指出：“自然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生活工具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64]在他看来，首先，科学知识与社会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现代文明依赖于自然科学。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工商业部门不是或多或少地直接依赖于某些自然科学知识，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活动都是直接而又紧密地与科学知识联系起来的。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知识和研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对于各种实用职业起着使人震惊和意想不到的作用。其次，科学知识与人的心智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人类心智的充分训练来说，自然科学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不仅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它的影响，千百万人的成功依赖于它；而且，我们的整个人生观早已不知不觉地普遍受到了这种宇宙观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自然科学而强加于我们的”。[65]正因为科学知识是如此的重要，所以，赫胥黎坚定地相信，自然科学知识将会得到传播，并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遍及整个英国社会。

为了使学生真正学到和掌握科学知识，赫胥黎积极提倡科学教育。因为对于民众的幸福来说，科学教育比许多社会改革更重要；对于工业进步来说，科学教育则是它的必要条件。赫胥黎明确指出：科学教育“并不是指应当把一切科学知识都教给每一个学生。那样去设想是非常荒唐的，那种企图是非常有害的。我指的是，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离开学校之前，都应当牢固地掌握科学的一般特点，并且在所有的科学方法上多少受到一点训练”。[66]在他看来，“科学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使心智直接与事实联系，并且以最完善的归纳方法来训练心智；也就是说，从对自然界的直接观察而获知的一些个别事实中得出结论。由于科学教育具有这样重要的特点，其他任何教育是无法代替它的”。[67]总之，通过科学教育，可以使学生十分熟悉构成操作工艺基础的那些主要原理，以便使他们自己为参加日常生活和适应新的环境做好准备。

赫胥黎认为，科学教育要取得最好的效果，就必须是实际的。例如，在对一个儿童解释常见的自然现象时，教师在课堂上必须尽可能地利用实物，使教学活动真实；教师要告诉学生，在他们根据自然界的绝对权威而不相信书本上写的东西之前，提出疑问是他们的责任；教师要使学生在对自然界的一些主要现象进行初步观察之后，并在推理能力得到发展和熟悉掌握知识的工具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自然科学等。在生物教学上，赫胥黎首创了把课堂讲授与实验室活动结合起来的独特的教学方法。赫胥黎还认为，为了更好地进行科学教育，在科学教育时应当注意，“第一是恰当地选择论题；第二是注重实际的教学；第三是训练一些有实际经验的教师；第四是安排充裕的时间”。[68]在他看来，如果科学教育不是作为一种智力训练，不是建立在对于事实的直接的感性认识，以及实际运用对于事物的观察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基础上，那么，这种科学教育不仅是没有效果的，而且是毫无价值的。因此，赫胥黎尖锐地指出：“假如科学教育被安排为仅仅是啃书本的话，那最好不要去尝试它，而去继续学习以啃书本自居的拉丁文法。”[69]在他看来，假如旧的古典主义教育方式的幽灵进入新的科学教育方式的肌体内，“我宁可让它们把科学教育的伪装完全去掉”。[70]

赫胥黎大声呼吁把科学教育引进一切学校里。他强调说：“没有什么会比能引进初等学校里的初等科学和工艺教育更重要。”[71]在赫胥黎看来，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应当成为初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甚至认为，科学教育应当开始于智力的发端，因为当一个儿童开始说话的时候他就试图获得自然科学知识。赫胥黎充分肯定了在科学与工艺局领导下设置的科学课程，并把它看作在科学教育方面已经采取的一个伟大步骤。他还认为，在每所大学里应该建立单独的科学学院，培养学生成为专业的科学家。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提倡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的同时，赫胥黎提出了文理沟通的观点，明确阐述了科学与文学、艺术、美学的关系，强调科学教育与文学教育具有同等的地位。早在1858年，赫胥黎就说：“时代在迅速地发展，因此，不熟悉科学事务的人将不会被看成受过教育的人。”但他马上又补充说：“科学必须避免的最大危险是那些从事科学的人的片面发展。”[72]后来，赫胥黎在一次演说中又明确指出：“科学和文学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73]在他看来，除自然科学外，还有其他的文化形式。在给友人金斯利（gsley）的一封信中，赫胥黎也写道：“科学不单指自然科学，还包括一切把缜密的思想方法运用于任何材料所得出的结果。”[74]因此，应当把一种完整的和全面的科学文化引入学校中，绝不能为了科学而扼杀或削弱文学和美学。为了防止培养一些片面发展的人，为了使学生获得真正的文化，赫胥黎主张既要进行科学教育，又要进行文学教育。因为“单纯的科学教育确实与单纯的文学教育一样，将会造成理智的扭曲”。[75]学校教育课程应该是所有必要的组成部分（既包括科学又包括文学和艺术）的一种适当比例的结合。很清楚，赫胥黎提出的文理沟通的观点是与片面强调自然科学而压抑和削弱人文科学的观点截然不同的。

五、论理想的大学

在1874年担任英国阿伯丁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赫胥黎就明确指出：“在我所设想的理想的大学中，一个人应该能得到各种知识的教育，并在运用所有的获得知识的方法上得到训练。在这样的一所大学中，活生生的榜样力量将鼓舞学生树立崇高的志向，在学问上努力赶超前辈的学者，并沿着开辟知识新领域的探索者的足迹前进。他们所呼吸的空气将充满着对真理的热爱和对诚实的**，因为这是比学问更珍贵的财产，比获得知识的能力更高尚的素质。”[76]他根据自己长期在大学里从事教学工作的实践经验还指出：“世界的未来掌握在那些对于自然的解释能够比他们的前辈更进一步的人手里。大学最重要的职责，就在于发现这些人，爱护这些人，并培养他们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自己事业的能力。”[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