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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自信的丧失和现代化理想的确立（第1页）

二、文化自信的丧失和现代化理想的确立

自“鸦片战争”始，几千年以天下中央自居的中国遭受了空前的屈辱。欧洲各国迅速富强起来以后，对地大物博的中国一直垂涎三尺，一直想掠夺中国的黄金白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都曾在中国东南沿海猖獗一时。但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击，这些国家的侵略者最后都不得不偃旗息鼓，这表明那时欧洲列强与中国较量仍没有绝对优势。在欧洲各国中，英国后来居上，从1770年到1815年，是英国垄断鸦片贸易和纺织业“独霸世界的时期”。可是，由于中国人勤劳且拥有丰富物产，故英国单纯依靠其纺织品的低廉价格，改变不了它对华贸易的入超局面，满足不了它蓄意劫掠金银财富的野心。于是，英国对中国大规模地扩大鸦片贸易，即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并以悍济贪，用武力作为推销鸦片的后盾。鸦片战争就是这样被英国侵略者一手制造出来的[7]。

鸦片战争打响以后，中国人进行过英勇的抗击，并曾取得过小胜，但最终因为武器先进程度的悬殊和清政府的极度腐败而以失败告终。鸦片战争失败的直接后果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缔结。这些条约是1842年8月的中英《南京条约》，1843年10月的中英《虎门条约》，1844年7月的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的中法《黄埔条约》等，它们像重重枷锁系在中国人的脖子上[8]。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仅是中国军事、政治和经济贸易方面的失败，还导致了多数中国人文化自信心的丧失。中国人文化自信心的丧失较为集中地体现为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知识精英对传统文化的否弃和对西方文化的崇仰。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陈独秀认为，中西民族特性有三大根本差异：第一，西方民族崇尚斗争，而中华民族崇尚妥协。“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中国民众“退缩苟安，铸为民性，腾笑万国。”“全国人民，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生死予夺，惟一人意志是从。人格丧亡，异议杜绝。”第二，西方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中华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方民族“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中国则始终保持着宗法社会的特点，它“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第三，西方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中华民族以伦理为本位。西方国家从社会到家庭、夫妇、父子之间的一切政治、经济的生活与交往，无不以法律为准绳。中国相反，一切都用伦理的假面具掩盖起来，表面道貌岸然，实际男盗女娼，“虚文炫世，其害滋多”。陈独秀痛斥民族“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社会“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断定“足使吾人生活状态变迁而日趋觉悟之途者”，唯“欧化之输入”。[9]

陈独秀把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概括为拥戴“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他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0]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声望不亚于陈独秀。胡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观念就是“安分、安贫、安命、乐天、认吃亏”，中国的落后、贫穷，其思想根源正是这种消极、保守的观念。几千年来，这种观念不但未受到任何批判，反而被奉为中国人的智慧，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形成了具有强大惰性力量的传统。所以，胡适说：“现在中国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峰观火的态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他们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小孙子——恶政治——太坏了，忍不住先打击他。但我们决不可忘记这二千年思想文艺造成的恶果。打倒今日之恶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倒恶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艺里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中国的传统观念是“我们的真仇敌”，而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恶政治”“太坏了”。胡适认为，最能表现中国传统特色的是中国“独有的宝贝”包括“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这些东西“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都是活生生的罪恶。胡适说：“缠脚岂但是残贼肢体而已！把半个民族的分子不当做人看待，让她们做了牛马，还要砍折她们的两腿，这种精神上的疯狂惨酷，是千百年不容易洗刷干净的。又如八股，岂但是一种文章格式而已！把全国的最优秀分子的聪明才力都用在文字戏法上，这种精神上的病态养成的习惯也是千百年不容易改变的——这些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孽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本病。”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宝贝”。在这个罪恶社会控制之下，中华民族“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因此他不无悲观地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上不如人，知识上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1]作为一代知识精英的代表，胡适的表述既代表着那个年代国人的谦卑心态，也代表着国人文化自信心的丧失。

1949年之后，鲁迅在大陆的声誉远在陈独秀和胡适之上，故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及其后所表达的反传统思想在中国大陆得到了更为持久的传播。鲁迅认为，中华文明贫弱衰败的根源在其民族劣根性，一部中国文明史不过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鲁迅所描述的民族劣根性恐怕难以用一个定义加以概括，但《阿Q正传》中所列出的人物都折射着这种劣根性，阿Q尤其具有代表性，他愚昧、懦弱、欺软怕硬、自欺欺人……正因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如此卑劣，则一部中国历史就不是文明进步的历史，而只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即弱肉强食的历史。鲁迅借《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仔细看，就能“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可见传统文化极端虚伪，表面上以道德为本，实质上弱肉强食。既然如此，则出路只能是向西方学习。

陈独秀、胡适、鲁迅都是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痛斥和摒弃，对西方文化的崇仰，足以代表那个时代知识精英的思想倾向和精神状态。一言以蔽之，当19世纪中国人遭遇西方强敌凌辱时，中华民族不仅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失败了，在精神文化上也遭受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挫败。从此之后，虽不断有人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但主张以西方文化改造甚至代替中国传统文化的“西化派”渐成大势且稳居主流。

其实，力主西化者并非新文化运动时才出现。在这之前的黄遵宪就以日本欧化而迅速强盛为例说：“（日本）近世以来，结交欧美，公使之馆，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泰西。”从日本欧化的成效与中国历史进程比较来看，也足见欧化之魅力。“虽今日之比例，日本优于中国，焉知他日之比例，中国不优于日本？无他，欧化之速率每成一比例，国势之速率即随以日增。于是而中国立矣。”[12]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留学**，如此造就了一大批具备西方思想理论素养的知识精英，一时引领社会潮流，正所谓“游学海外，窥破世界进化之公例，著书立说，以唤醒同胞”。当时知识界的普遍认识是，“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惟一之方针”。[13]这种观念在21世纪的中国仍具有巨大影响。

19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似乎证明了源自欧洲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成功。世界经济虽然有周期性的波动，但增长是基本趋势。在今日世界，很少出现古代世界各地都不时地出现的饿殍遍野的惨景了，事实上，城市居民都食不厌精了。今日平民能享受古代帝王也无法享受的待遇——如享受夏日里空调下的清凉，出行坐小轿车，等等。今日的农民也不再“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了，也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了。这一切都拜源自欧洲的现代化所赐。但人类文明永远挥之不去的难题——文明之可持续性问题——却空前地凸显了出来。

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华民族备受凌辱。志士仁人奋起寻求救亡图存或富国强兵之道。19世纪以来，面对强大的西方列强和19世纪已迅速崛起的日本，中国人奋斗的总目标可以概括为三个字：现代化。直至21世纪的今天，国人仍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