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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往机制 社会运行的推进方式（第1页）

一、交往机制：社会运行的推进方式

社会运行机制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现代社会的这种有机体性质：“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现代社会之所以是一种不断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就是由于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分化出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和系统，比如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等，而这些领域和系统又相互依存，即“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2]正是在现代社会的“有机体”特征中，社会运行机制的重要性得到凸显：首先，社会运行机制直接关系到各个社会系统是否运转顺畅，提高各个社会系统的运行效率，有效控制各个社会系统内部的风险；其次，社会运行机制直接关系到各个社会系统之间是否协调并存，避免各个社会领域之间因为失调而发生“内耗”；最后，社会运行机制直接关系到这种由各个社会系统组成的有机体能否与外部环境形成互动，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适，避免陷入拒斥变化的僵化状态或无序变化而导致的失控状态。所以，社会发展的有机性是否得到充分实现，关键是看社会运行机制是否合理有效。

由于社会运行机制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因而如何把握社会运行机制便成为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对社会运行机制的把握方式上，有两种视角：一种是纵向的历时性视角，另一种是横向的共时性视角。之所以要从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把握社会运行机制，这是由现代社会的有机体特征所决定的。从马克思对社会有机体的规定中可以看出，社会有机体之所以是有机的，是由两方面决定的：一方面是看社会有机体的内部，即社会各个领域和系统之间是否有机协调，如果没有这种协调性和整体性，那么有机体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是看社会有机体的外部，即社会有机体能否与外部世界形成有机互动，如果没有这种有机互动，那么现代社会必然会成为“坚实的结晶体”而丧失发展活力。正是根据社会有机体的内在规定性，社会有机体内部的有机性，主要是在社会运行机制的历时性发展中得到体现；而社会有机体内部与外部世界不断相适应的有机性，则主要是通过社会运行机制的共时性维度加以把握。

从纵向的维度看，社会运行的推进方式主要是从原先的权力支配机制转向利益激励机制，这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有着原则性区别的两种社会运行推进方式。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运行机制上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传统社会中权力支配机制占主导地位，现代社会中利益激励机制占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运行机制之所以从权力支配转向利益激励，是由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差异所决定的。传统社会由于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未能实现分化而浑然一体，所以权力支配机制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导机制；而现代社会正是完成了政治国家与非政治国家之间的分离，进而实现了各个社会领域的相对独立，继而相对独立的各个社会领域之间依靠着从商品经济中发展出来的物质联系而相互关联，所以利益激励机制应运而生。在此意义上，社会运行机制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转向利益激励机制的过程，正是社会有机体内部各个系统不断分化和重组的过程。

从横向的维度看，社会运行的推进方式越来越依赖交往机制，从相对封闭条件下的孤立运行转向普遍联系中的协同运行。事实上，利益激励机制之所以能够取代权力支配机制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性运行机制，是因为在交往机制的作用下，现代社会实现了商品交换关系的普遍化和市民社会的扁平化。具体而言，交往机制首先表现为物质交换关系成为人们普遍联系的基础，突出地体现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此基础上，社会交往中的个体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成为社会运行中的利益主体，由此形成了利益激励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在交往机制的作用下，社会发展的有机性不再局限于社会内部各领域之间的有机互动，同时也表现为社会机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有机互动。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社会运行往往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即从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关系出发，在私人利益的自发作用下形成一定的利益关系和格局，由此构建起了具有内在联系的各个社会领域，而且依靠利益动力机制协调各个社会领域的关系。然而，在全球化条件下，各个国家从原来相对孤立的状态走向了全面开放状态，此时的社会运行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一国内部的自发运行，而是一个社会有机体与其他有机体在共存互动下的协同运行。

在全球化时代，交往机制日益成为社会运行中的主要机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入揭示了交往的发展对于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大影响。首先，马克思指出，交往机制与社会运行方式的关系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传统社会中，交往关系始终停留在自然联系的层面，“各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部落或者甚至是土地本身，等等——结合在一起”[3]，所以“交换主要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4]。在这种自然联系的交往条件下，社会运行方式具有超稳定的特征，总是能够以同一形式不断再生产。而在现代社会中，交往关系摆脱了地域的局限获得了新的解放，“各个人互不依赖，仅仅通过交换集合在一起”[5]，交往关系由此推动了社会运行的加速发展。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交往机制对于社会运行方式的直接影响是通过分工的发展而实现的。从城乡之间的分工，到城市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分工，形成了“生产和交往的分离”[6]，即产生了商人阶级。随着商人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即“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7]。生产与交往之间的分离和互动过程同时也就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过程，也就是社会运行的具体展开过程。

生产与交往的相互作用直接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大工业，世界历史得以呈现。马克思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8]。大工业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也就是交往机制推动社会运行的过程，其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首先，以大工业为基础的世界历史开辟了社会运行的外部环境，即世界市场，正如马克思所说，“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9]。其次，以大工业为基础的世界历史确立了社会运行的主要推动因素，即资本，“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10]。最后，以大工业为基础的世界历史强化了社会运行的基本方式，即普遍竞争，“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11]。所以，世界市场的开辟、资本逻辑的确立、普遍竞争的展开，成为全球化时代社会运行机制的现实基础，交往机制也正是在此过程中成为社会运行的主要推进方式。

具体而言，在全球化条件下，交往机制对于社会运行方式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全球化条件下，交往机制的内涵发生了重大转变，交往的形式决定了社会运行的推进方式。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普遍关注交往与物质生产实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认识到交往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交往的凸显是与市民社会乃至公共领域的发展相联系的。但是，这些对于交往的研究仅仅将交往界定为一种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没有深入挖掘交往机制的时代内涵。事实上，交往固然是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交往具有不同的内涵，因而交往机制也就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进而社会运行方式也必然发生改变。

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三种形态的划分中可以看出，现代交往的突出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个体之间的交往。在传统社会中，交往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赖性，所以这种交往关系始终停留在自然联系的基础上，而这样的交往关系决定了社会运行方式只能采取权力支配的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让位给了物与物之间的依赖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物的依赖关系主要表现为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货币关系、资本主导的社会关系以及市场经济的普遍联系等。在现代社会中，人是通过物的依赖关系而彼此发生联系的，这就意味着：一方面，物的联系是现代交往的中介，每个人的需求不再通过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方式得以满足，而是必须要进入普遍交换关系之中。在此过程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相互分离，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分离。而在这一系列的分离中，真正成为联系中介的是商品、货币和资本。所以，物的联系从原先的中介地位跃升为现代交往的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个人在物质的普遍联系中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成为能够自主参与社会交往的主体。为了能够参与市场竞争，人必须成为利益主体；而为了能够参与商品交换，人必须成为某种商品的所有者。所以，人的独立性诉求必然随着物质交换关系的普遍化而不断凸显。当然，普遍的物质联系催生了个体的主体性需求，但这种主体性仍然是形式上的，因为这种主体性的基础是个体对于物质交换体系的依赖性，所以个体仍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

正是由于现代交往是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之上，所以交往机制具有间接性，即必须通过物的中介才能进行交往，而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这就使现代社会的运行方式发生了改变：从社会运行的载体和媒介看，由原先直接的权力手段转向了市场机制；从社会运行的环境条件看，由原先的等级制转向了不断趋向平等的民主化；从社会运行的政治逻辑看，从原先的统治逻辑转向了治理逻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交往机制的现代形式决定了社会运行的当代推进方式。

第二，在全球化条件下，交往机制的普遍化趋势在客观上要求社会运行方式必须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要求相适应，推动社会运行方式不断趋向合理化。随着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交往机制对于社会运行方式中的协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看社会运行方式是否合理协调，主要是看社会内部的各个系统之间是否有机互动，是否有摩擦损耗；而在全球化语境中，衡量社会运行协调性的指标，则主要是看社会运行机制是否与全球交往体系相协调，是否能根据全球化的发展而不断调适。

交往机制的普遍化在客观上给社会运行方式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双重效应。从正面效应上看，交往机制的普遍化保证了社会运行的连续性，正如马克思所说，

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独进行……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2]

不仅生产力的连续发展依赖交往的普遍化，同样，社会运行的连续性也依赖交往的普遍化。另外，交往机制的普遍化也推动了社会运行方式的合理改进。在交往普遍发展的条件下，一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的比较和学习的方式得到一定的提升。在此过程中，某个国家的社会运行方式既可以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可以通过汲取其他国家的教训而趋向合理。经验的借鉴固然是一种学习，教训的汲取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通过汲取他国的诸如“中等收入陷阱”等教训，可以使本国的社会运行更加有效、社会风险更加可控、发展代价更加减小。

交往机制普遍化在发挥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对于一些后发国家而言，社会运行方式不再具有完全内生的自发性特征，而是日益呈现出外生的被动性特征。如果后发国家的社会运行机制完全不与全球交往体系相对接，那么注定会被全球化浪潮所淘汰。但是，如果后发国家的社会运行机制与全球交往体系协调不好，后发国家的社会运行机制也会面临断裂的风险，甚至出现社会失控、发展失序。比如，从东欧北非等地区频频爆发的“颜色革命”来看，其中固然有着西方国家在幕后的推动和操控，但也与这些国家的社会运行方式与全球化之间的不协调有着密切关系。以埃及为例，原本埃及凭借着尼罗河流域的丰富资源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加入全球化体系之后，他们的粮食安全过分依赖外国，从而产生了畸形的经济产业结构，一旦受到市场波动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导致大量青年人口失业。在此情况下，埃及的政治制度又采取刚性的威权主义模式，最终使得经济危机与政治制度之间不相协调，造成了社会运行的断裂，从而爆发动乱。再如，拉美等国家长期发展停滞的案例也表明，过度依赖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十分脆弱，而它们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又造成了社会运行方式的断裂，最终陷入发展困境。所以，鉴于交往机制的普遍化给社会运行方式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效应，社会运行机制必须要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地趋利避害，提高社会运行的协调性和适应性。

第三，在全球化条件下，交往机制要求社会运行的推进方式从原先单一的线性方式向弹性多元的方式转变。对于每个国家来说，社会运行不再通过简单的线性方式加以推进，而是通过更加复杂的方式进行运作，比如网络分布式、矩阵组合式、耗散结构式等推进方式。

以往的社会运行推进方式之所以采取线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的社会是在垂直结构中运行的。社会的垂直结构是以纵向隶属关系组成的结构，它等级森严、自我孤立、横向联系少、信息传播慢、效率低下。这种结构以科层制最为明显。在这样的结构中，国家和官僚体系成为社会运行的主轴，其他社会主体则沦为被支配的客体。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种垂直结构日益转变为更加扁平化的网状结构，更加强调社会不同系统和主体之间的横向联系，因此网络分布式的推进方式成为全球化时代社会运行的主要方式之一。网络分布式的推进方式重在强调各种社会要素之间的纵横联系，以形成横向与纵向联系交织而成的网状结构，便于沟通社会各种渠道与联系。而网状结构的形成又会反过来推动社会各个领域的进一步分布和配置，促进社会的组织与构成更为合理化。既有集中又有分散的网络分布式推进方式无疑会使社会运行的效率得到明显提高。

在全球化时代，各种社会要素和资源不仅相对分散，而且还高速流动。如果说网络分布式的推进方式是为了适应社会要素分散的现实需要，那么矩阵组合式的推进方式则是为了满足各种要素高速流动的客观要求。由于各种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因而社会要素必须要以新的方式加以重组，这种重组的方式就是矩阵组合。矩阵组合式的推进方式不再要求社会运行中的所有要素一次性配置到位，而是追求各种要素的弹性结合。比如，在经济领域中，矩阵组合式的推进方式要求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流水线的合理分割、生产要素的快速配置、生产模式的灵活调整，等等。同样，在社会领域中，矩阵组合式的推进方式要求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的资源灵活组合、合理配置，从而产生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结构。矩阵组合式的推进方式无疑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如果社会运行失去了这样的灵活性和弹性，其结果必然是僵化的、缓慢的。

耗散结构式的推进方式也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必然要求。在社会运行中，保持结构上的稳定性和平衡性是必要的，但这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保持结构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与追求稳定的平衡结构，不是一回事。“稳定的平衡结构是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同时也不改变内部运动格局的静止平衡态，因而是一种没有生机的‘死’结构。”[13]与之相比，耗散结构是“远离平衡态、通过与外界不断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而自组地形成的有序结构，这是一种充满生机的‘活’结构”。[14]对于社会运行而言，耗散结构式的推进方式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在均衡态与非均衡态之间形成了一种合理的张力，即通过非均衡态打破原有的均衡态，再发展到更高层级的均衡态。没有均衡态，社会运行就无法稳定，而没有非均衡态，社会运行也就失去了动力和活力。

这些推进方式都突破了原来的线性方式，使得社会运行呈现出多元化、弹性化的特征，因而更能够适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这些多元的推进方式之所以能够出现，在根本上还是离不开交往机制的深入发展。因此，交往机制确实深刻地改变了当今时代社会运行的推进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