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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第1页）

三、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

现代社会的发展既需要社会结构各个领域的分化，又需要社会结构各个领域的整合。一般说来，没有经过领域分化的社会是僵化、停滞的社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分化程度越高，社会结构就越合理。如果没有社会结构的整合，那么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将会陷入低效乃至无序的状态之中。如果说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体系、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全球政治秩序和以全球问题为导向的全球公共领域分别揭示了全球社会结构中三个不同领域的分化现象，那么对于各个国家而言，社会结构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重新整合则成为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由于在全球化条件下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都受到全球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因而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显得困难重重。不少国家和地区先后陷入社会整合的困境，造成社会结构的脱节与断裂，影响了社会发展。

为什么社会结构的整合在全球化条件下会日益困难呢？这是因为，全球化的普遍交往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都呈现出一定的离散化特征。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由于各国的社会发展相对孤立，所以各国的社会结构大体上是协调统一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会形成与之相应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全球社会结构各个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本国社会结构的离散化趋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全球秩序的形成，意味着每一国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领域都被嵌入全球化的资本生产体系、全球政治秩序以及全球公民社会之中，原先一国范围内的社会结构各领域分别体现出了全球性的新特征。不仅如此，由于社会结构各领域的全球化程度不一，一个国家原先相对协调统一的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了离散化的特点。尤其是当全球化因素不仅作为一国发展的外部背景，同时作为一国发展的内在要素之时，社会结构各领域的离散化更是对本国的社会整合提出了不容忽视的挑战。众所周知，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不仅需要社会领域的高度分化，更需要在社会分化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而在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各领域的离散化程度日益发展而无法得到有效整合，那么整个社会结构就会陷入自我分裂的碎片化状态，这就必然会阻碍社会发展的合理推进，同时会中断这个国家的全球化进程。所以，社会结构的全球性特征越是明显，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越是必要。

要在全球化条件下加强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关键是要有合理的整合方式。毋庸置疑，同样是社会结构的整合，相对于封闭的环境，在全球化的开放环境中加以整合，无疑会困难得多。因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结构整合，只需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从构建市场经济与统一国家开始，逐步理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不断完善上层建筑适应其经济发展，就能较为顺利地实现社会结构的整合。而在全球化条件下，社会结构不可能再按照封闭条件下的线性方式来加以整合了，必须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54]。既然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那就必须用适应全球化的整合方式来推进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

要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社会结构的有效整合，应当处理好如下关系：

第一，自发与自主的关系。不同的国家由于在全球化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其社会结构的整合方式也会不同。有些先发国家是资本全球化的策源地，往往占据着全球化中的有利地位，从而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其社会结构的整合往往具有自发性，即按照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顺序和常规加以整合即可。以英美等发达国家为例，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过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化，已经建构了高度统一的现代国家和相对发达的市民社会，这为他们的社会结构整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这些先发国家的社会结构只要根据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先是通过交往媒介的发展使得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联系不断顺畅，继而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使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加以规范化，最终再通过文化认同的构建，使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之间形成精神纽带，就可以实现社会结构的有效整合。与先发国家社会整合的自发性特征相比，许多后发国家由于是以被动的方式进入全球化进程的，所以他们的结构整合往往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主要体现在：在经济上，这些国家只能提供资源和劳动力等，而更多的经济方面则依附于西方经济体系；在政治上，这些国家虽然经过民族解放运动实现了民族独立，但有些国家并未获得完整的主权而屈从于一定的区域霸权，真正的独立性并未完全确立起来；在文化上，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与西方强势文化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地位，有的国家甚至已经丧失了文化自觉。总体来看，这些后发国家在每个社会领域都基本上受制于全球性的社会结构，因而很难顺利地、成功地整合本国的社会结构。在此情况下，后发国家要实现结构整合，必须首先解决自主性问题。这就是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要在关键领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善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有选择地利用全球化的成果和经验，提升结构重组的自主性程度。

第二，集中与离散的关系。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后发国家的社会结构从总体上呈现出离散性的趋势。美国学者德里克指出：

第二世界社会主义的衰落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的资本中心的形成最终搅乱了整洁匀称的地理空间化，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国家还能否再作为可行的经济、政治或文化分析单位。所谓的全球化实际是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上发生的各种现象的混合体，从全球到地区、国家、国内，直至地方。加上早先那些已经持续存在的空间划分，比如之前叙述过的殖民空间，以及土著空间等，这种空间划分将变得更为盘根错节。第三世界中存在着第一世界（如上海），第一世界中同样也存在着第三世界（如新奥尔良）。[55]

这种不同性质的空间同时并存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现象已经成为全球化中的“新常态”。这种现象表明，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不仅高度离散，而且高速流动，从而形成了不同空间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在社会结构的离散化趋势不断增强的情况下，社会结构的整合主体必须要高度集中，否则整合也就无从谈起。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面对社会结构的离散化趋势，首先应当将社会结构的整合主体集中于国家，使国家真正成为结构整合的主体。对此，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曾指出：“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条件。”[56]恩格斯也多次分析过统一国家对于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明确强调，“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57]，因而王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因素。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后发国家要想获得整合社会结构的自主权，必须要先形成统一国家，并以此作为整合主体。

第三，均衡与失衡的关系。社会结构之所以需要在全球化条件下重新整合，其目的是为了推动社会结构内部各个领域的协调发展，即达到相对均衡。后发国家在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的失衡现象。比如，有些国家在经济上已经嵌入全球生产分工的产业链之中，全球化程度明显增强，而在此过程中，如果不注意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公平，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迅速提升经济实力，但这样的发展将会扩大贫富差距，引发社会不满情绪。再加上社会建设的缺位，会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断裂。一旦经济上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波动，极易陷入动**。事实上，经济增长与社会建设的失衡已经成为好多国家的普遍现象。从根源上看，这种现象源于资本逻辑的全球布局，因为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在促进财富生产的同时也在制造着贫困，而且这种贫困往往转移给后发国家，形成了一种“经济收益集中在发达国家而社会风险集中在后发国家”、“资本收益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劳动力成本分摊在后发国家”、“福利待遇普施于发达国家而发展代价转移到后发国家”的全球不平衡状况。因此，后发国家要顺利推进发展，必须重视社会结构的内在协调与和谐。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结构的协调发展并不意味所有领域都要齐头并进，而是要恰当处理好社会结构均衡性与非均衡性的关系，既要发挥非均衡性的动力和活力作用，又要防止发展过程中的过度失衡，力求保持社会协调而稳定地发展。

第四，渐进与突变的关系。在全球化条件下，社会结构的整合不可能是在静止的状态中完成的，而是在与全球化的互动过程中进行的。尤其是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往往伴随着社会结构的现代转换。社会结构能否完成现代转换，是传统社会能否迈向现代社会的关键所在。从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的结构剖析中可以看出，亚细亚社会之所以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亚细亚社会的传统结构决定的，即村社制度、土地公有制和中央集权三位一体，这种社会结构对内高度专制而缺乏活力，对外长期封闭而缺乏适应性，所以这种社会结构只能使亚细亚社会不断地以同一形式生产出来，而始终无法进入现代社会。由于没有完成社会领域的分化，自然也就没有社会结构再度整合的必要。所以，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必然是在社会结构现代转型之后才出现的问题。也就是说，整合社会结构的前提是社会结构必须完成现代转换，即从传统的垂直结构转向扁平的网络结构，从封闭结构转向开放结构。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结构的现代转换往往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种是渐进方式，另一种则是突变方式。许多先发国家由于先行进入现代社会，所以其社会结构转换大多采取的是渐进方式。与此相反，后发国家社会结构的转换往往采取的是突变方式。如马克思高度重视外力对于传统社会的冲击作用，就是突变方式的一种表现。在对英国统治印度的分析中，马克思曾指出：“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58]这就说明，英国对印度的野蛮入侵固然是卑鄙的行为，但它在客观上通过外力的作用而实现了印度社会的“突变”，从而推进了现代转型。在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受到外力的影响，而这种外力作用下的突变机制往往是后发国家完成社会结构转换和整合的契机。当然，在转换社会结构的过程中，这种突变方式能否奏效，关键要看这种突变是否有效利用了全球化的有利形势。如果不能审时度势而盲目突变，那么社会结构的转换和整合不仅不能实现，反而会引发更大的危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采取了“休克疗法”这种突变方式，对外没有抓住全球化产业转移的机遇，对内没有符合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结果这种突变不仅徒劳无功，反而使社会发展陷入停滞状态。

第五，学习与模仿的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人们不仅可以在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层面上进行广泛的交往，而且还可以在观念领域中进行充分的交流。就社会结构的整合而言，不同国家的经验都可以吸取和借鉴。在借鉴其他国家社会结构整合经验的过程中，后发国家尤其应当妥善处理好学习和模仿的关系。有些后发国家在此过程中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一味地模仿先发国家的整合方式，结果陷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境地。在这方面，部分拉美国家亦步亦趋地模仿发达国家而最终导致失败的教训十分深刻。这些国家的教训表明，在借鉴他国经验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区分学习和模仿，而区分的关键在于增强自己的主体性。在坚持自身主体性的基础上借鉴他国经验，为我所用，这种态度就是学习的态度，它可以有效规避不必要的风险。与之相反，如果没有主体自觉，那么这样的借鉴就只能是简单的模仿，最终贻误发展的机遇。需要注意的是，学习和借鉴的内容也应当是全面的，即不光是经验，同时也包括教训。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后发国家往往比较重视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而忽视其他国家的失败教训。事实上，成功经验的借鉴固然是学习，而对于失败教训的汲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学习。后发国家应当高度重视那些整合失败的深刻教训，以此作为“镜鉴”，这对于实现社会结构有效整合大有裨益。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如果能够妥善处理以上这些关系，那么社会结构重组的进程就会顺利推进。一旦社会结构得以重组，后发国家的社会生活就能建立起新的内在联系，由此形成与全球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社会有机体。这样的机体不仅能够灵活地有效应对和利用全球化，而且能够有效处理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与问题，从而加快现代化进程。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1～5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杨耕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26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79～6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意]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1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5]丰子义：《走向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396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