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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结构的全球特征（第1页）

二、社会结构的全球特征

由于全球普遍交往的深入发展，各个国家内部社会结构中的各个领域都程度不同地介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社会总体结构。而这种全球性社会结构形成之后，又会反过来深刻地影响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的整合与转型。因此，要探讨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构合理的社会结构，需要辨析和明确社会结构的全球性特征。

然而，这在全球化语境中并非易事。人们注意到，“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世界既是一个单一体系的世界，也是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全球化体现了一种张力，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和技术的相互依赖及社会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是文化的碎片化和政治分工”。[14]从全球尺度审视社会结构，全球社会结构既具有紧密的联系，又存在着高度的碎片化，既有集中，又有离散，这就为人们从总体上把握全球性社会结构带来了较大的困难。这种复杂图景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社会结构不存在全球总体性，恰恰相反，这是资本逻辑在全球布展过程中不断作用下的必然结果。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结构的全球总体性不能通过直观的方式加以把握，即简单地从“全球资本生产—全球市民社会—全球统一政府”这种线性方式来把握，因为这样推论出来的“总体性”与其说是一种现实，毋宁说是一种空想，因而是一种虚假的总体性。要真正把握社会结构的全球总体性，应当分别进入社会结构中的不同领域，揭示出不同领域的全球性特征，进而发现不同领域全球性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过程中，支配全球化进程的资本逻辑以一种辩证运动的方式将各个社会领域重新组合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社会结构的全球总体性由此得到凸显。

从总体上看，各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在全球化中逐渐被整合为全球性社会结构，主要体现在：在经济方面，出现了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全球性经济领域；在政治方面，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全球性政治领域；在社会方面，出现了以全球问题为导向的全球性社会领域。

（一）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体系

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性发展浪潮，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但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在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经济领域中，资本逻辑的全球布展使世界经济领域具有一定的结构性特征。所谓资本逻辑，“就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它以一种必然如此的方式贯穿于资本的发展过程之中，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环节及其相互作用而得以具体体现的”[15]。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作为观照当今时代的“普照的光”，资本逻辑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资本逻辑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经济领域的内在逻辑，是同现代社会大工业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勾勒了资本形态与生产方式相互关系的发展过程，并将这一过程看作“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中世纪后期商人阶层的出现，这标志着“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16]。商人阶层的出场，是商业资本对于等级资本的历史性超越。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等级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而非现代资本。商人阶层的崛起和商业资本的流动，则突破了这种狭隘封闭的地区格局，扩大了商业流通的交往空间。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由商人的出现而促成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17]

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的工场手工业的深入发展。如果说商人阶层的流动是商业资本驱动工业生产，那么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就意味着工业生产驱动了商品交换市场的扩大。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国外市场的开辟。但是，工场手工业的深入发展并不是世界市场的最终完成形态，因为“虽然资本的运动已大大加速了，但相对来说总还是缓慢的。世界市场分割成各个部分，其中每一部分都由单独一个国家来经营；各国之间的竞争的消除；生产本身的不灵活以及刚从最初阶段发展起来的货币制度——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妨碍了流通”。[18]要想真正地建立起世界市场，就必须要从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形态转向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形态。

第三个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阶段。不同于工场手工业，大工业的特征是“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19]。大工业的出现，“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20]，而建立起了一种基于生产和交往关系上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体现为四个层面：首先是需求关系的普遍性，“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1]。其次是货币关系的普遍性，“它还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22]，货币关系的普遍性也就意味着交换价值的抽象化的普遍性，这是交往关系的普遍性的前提条件。再次是交往关系的普遍性，即大工业“使竞争普遍化了”[23]。对于大工业发达的国家而言，“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24]；对于非工业性质的国家而言，“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是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25]。最后是阶级关系的普遍性，“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即实现了雇佣劳动关系的普遍化，其结果是“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26]。正是在上述多重普遍性的基础上，大工业才开创了世界历史：“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27]也就是说，大工业使得商业资本完全服从于工业资本，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工业资本才确立了统治地位，由此实现了交往关系的普遍化，亦即世界市场的出现。

从马克思从大工业角度把握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跃迁过程，同时也就是资本形态的转变过程，即从等级资本到商业资本再到工业资本的发展过程。资本形态的演变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正是随着资本形态的转变，历史才开始转变为世界历史。也只有到了机器大工业阶段，资本逻辑才得以最终确立，因为其生产力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其影响是人类交往关系的普遍化，即资本关系的全球布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28]

在全球化语境中，资本不断突破原有民族国家领土的地理界线，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并加以投资，从而将资本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全面铺展。这一过程同时也是资本关系的全球植入与统治，进而形成国际分工体系和资本增殖链条，再通过货币、能源等关系到经济命脉的重要物质资源的资本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资本霸权”。资本逻辑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时代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逻辑，是通过如下环节逐步得以实现的：

首先，资本逻辑通过资本对经济发展全过程的支配而获取主导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29]世界市场的形成，无疑为全球性的资本积累提供了重要条件，其原因在于：“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30]也就是说，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人们的消费已经不再是仅仅满足人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使资本获取更大的利润，消费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逻辑正是在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各种环节上全面主宰，由此形成了“资本权力”。

其次，资本逻辑通过从经济控制到社会全面控制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说，“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31]为何要形成这么多的“统一”？究其原因，乃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32]，这是资本逻辑作为一种经济性权力在政治领域的深度整合。与此同时，资本权力要想转化为资本霸权，就必须要在保有经济支配地位并操纵政治权力的同时进行文化控制。这突出地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全球布展，资本将有利于自己自由流动的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加以推销，从而为自己的畅行无阻提供理论上的保驾护航。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推行的同时也是新殖民主义的塑造过程，对于资本流出国而言，新自由主义是资本扩张的通行证；而对落后国家而言，新殖民主义则是外来资本在本土加以统治的“护照”。与传统的殖民主义不同，新殖民主义不是通过军事和政治压力得以完成，而是通过经济、文化输出而得以建构。这也是全球化时代资本霸权的突出表现。正是通过资本权力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全面布展，形成了资本逻辑的总体布局。

最后，资本逻辑通过从民族统治到世界统治而深入影响全球化。“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33]资本对世界的统治，最后导致的后果就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4]。随着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世界金融投机的加剧，资本对世界的控制日益增强，原有的资本积累方式逐渐被新的“剥夺式积累”所代替，以致形成了所谓“新帝国主义”[35]。

通过上述三个环节的作用，资本逻辑在全球经济领域内确立了自身的统治地位，同时也赋予了全球经济以一定的结构性特征，即同质性与对抗性同时并存的结构性特征。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资本逻辑具有双重维度：“由资本的规定和本性必然会产生出资本的双重逻辑：一种是借助于物的力量而产生的创造文明的逻辑；另一种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全球化就是在这两种逻辑的支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36]其中，资本创造文明的逻辑使得全球化的资本积累具有同质性扩张的特征，而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则赋予全球化资本积累以对抗性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抗性关系既是资本逻辑的内在需要，同时也揭示了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这种对抗性之所以是资本逻辑的内在需要，是因为资本的全球积累需要以这种不平衡的对抗性关系为其支撑。如果全球经济领域都已经高度同质化，亦即所谓“世界是平的”，那么资本的流动就会停止。所以，在马克思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结束之后，列宁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就把整个世界分成帝国主义核心区与殖民地两种对抗性空间，这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而当资本主义进入以弹性积累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之后，外在于资本逻辑的空间逐步被纳入资本全球体系之中，所以在资本全球体系中内部不断生产出对抗性关系。在此阶段，对抗性关系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更为隐匿、更富有弹性的方式被不断地再生产，并且嵌入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

（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全球政治秩序

从政治视角看，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各种非民族国家主体日益勃兴，成为全球化的活动主体，甚至深刻地影响着民族国家的地位和运行方式。在此情况下，如何把握全球政治领域的结构性特点呢？有的学者认为，“随着一个全球社会的出现，民族国家成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政治单位。不仅在商业和贸易中，而且人们之间的文化接触和思想交流活动都已变得更加便捷。……在一段时间内，民族国家会勉力支撑，苟延残喘。……将会出现一个超级政府，我们可以称之为‘区域国家’，但区域国家只是一个过渡，将会最终导向‘世界国家’。”[37]还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并不会使民族国家轻易地告别历史舞台，恰恰相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会进一步引起民族国家的强化，各地频频出现的民族主义就是明证。无论是民族国家消亡论，抑或民族国家强化论，这些意见看似对立，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现实，即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政治领域的基本单位。正如马克思所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38]就此意义来看，虽然全球交往关系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地理界线，但是民族国家仍然是把握全球政治领域的基本坐标。

民族国家之所以仍然是全球政治领域的基本单位，这是由资本逻辑的发展所决定的。在资本逻辑的不同发展阶段，民族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也在不断变化。在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国家一方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扮演了市场经济中的“守夜人”角色。这说明当时的国家主要具有两种职能，一是阶级统治的职能，二是社会管理的职能。随着资本逻辑的深入发展，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日益凸显，阶级统治的职能日益隐匿，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39]。到了20世纪，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开始以“总资本家”的身份出场。尤其是在罗斯福新政之后，国家开始放弃了所谓“守夜人”角色，积极介入经济活动，扩大社会供给，调节社会生产。如哈贝马斯所说，“与自由资本主义不同，（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机器不再只是一般的生产保障条件，……而是积极地介入在生产过程当中”[40]。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普遍联系的日益紧密，国家的角色和功能又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这就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经济全球化对国家权力结构与权力过程的影响，除了表现为一般意义上国家管制的放松以及‘民主赤字’的现象之外，还表现为政治权力结构层次在垂直方向上的向上和向下运动。权力结构层次的向上运动指的是原来在国家水平上行使的权力转移到国际组织和机构手里；而权力结构层次的向下运动则表现为原来在国家水平上行使的权力向下转移到地方政府以及国内其他非政府组织手里。”[41]不论国家权力是向上转移还是向下转移，全球化所改变的只是国家的职能和权限，但并没有取消国家本身。恰恰相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的作用更需要加强。正如德里克所指出的那样，“除了最天真幼稚的人外，再无人想指出民族国家已成为过去的事件，或者它再也无法在抵消全球化的影响方面起任何作用了。”[42]

从全球化的发展实践来看，仅仅指出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政治领域的基本单位是不够的，还应当看到，构成全球政治领域的国家形态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格局，即不同形态的民族国家同时并存，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敏锐地意识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政治秩序已经不再是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传统主权观念基础上的“国际社会”，而是日渐一体化的“世界秩序”。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指在承认每个民族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并且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主权界限非常清晰的情况下共同构建的国与国之间的国际体系。从表面上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似乎是一个国际性的体系，但是这种体系中的国家是主权高度自主而且边界清晰的单位，在这一体系中国家与国家仅仅存在着互相承认主权的外交关系，还尚未形成政治交往上的深层次互动。正如基辛格所说，“它以一个独立国家组成的体系为基础，各国不干涉彼此的内部事务，并通过大体上的均势遏制各自的野心”[43]。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种主权国家相互缔结的国际秩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由于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其地位和能力各有差异，所以民族国家的形态开始分化，出现了四种民族国家形态：第一种国家形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超国家形态”。这种形态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但其势力范围已经涵盖全世界，在全球社会中扮演着“超级警察”的角色，是一种具有帝国特质的民族国家形态。第二种国家形态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后国家形态”。欧洲大陆上的国家通过区域一体化而彼此让渡部分主权的方式，重新缔结为一个欧洲国家共同体，即欧盟。欧盟这种区域政治体系是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民族国家主权观念之后的政治共同体，因而被视为一种“后国家形态”。第三种国家形态是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强国家形态”。中国和俄罗斯在当今世界发展中仍然坚守民族国家的本位，并以强国为目标，力图通过国家能力的增强而立足于世界政治舞台。第四种国家形态是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反国家形态”。他们在观念上信奉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体制，因而敌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为现代民族国家正是在完成了政教分离之后才得以建立；在实践上，他们采取各种恐怖袭击行为，冲击民族国家的边界。所以，这种政治形态可以被视为“反国家形态”。这四种国家形态之间的彼此关系也就构成了当前全球政治领域的基本结构或基本格局。这四种国家形态的共存与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冲击着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从而使全球政治秩序呈现出新的结构性特征。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全球政治领域会出现这四种不同的国家形态呢？事实上，这些国家形态的出现，并非是随意设定的，而是由各个国家在全球化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的。美国作为全球体系的核心国家，其利益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地理边界，一旦离开了对全球秩序的掌控，所丧失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霸主地位，更是经济上的物质基础。因此，美国以超国家形态的形式采取帝国主义策略，通过制定并维护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秩序来维护其霸权地位。而欧洲之所以采取“后国家形态”，并不是出于他们对于世界大同的向往，而是因为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以欧洲价值观为基础的共同体才能在力量上实现整合，一方面可以抵抗美国霸权的过度干预，另一方面又可以继续坐享资本全球化的红利。而中俄之所以坚守“强国家形态”，这也不是因为中俄两国的“大国情结”，而是因为中俄两国既不能沦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又不能脱离全球化而孤立发展，只有在全球化过程中有所作为，才能实现自身国力的强大和民族的振兴。相比之下，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反国家形态”则是因为他们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已经沦为西方的石油能源殖民地，在国际舞台上日益被边缘化，所以采取了“反国家形态”的极端形式。由此可以看出，这四种国家形态与其说是国家形态上的差别，毋宁说是不同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结构性差异。

上述国家形态的差异和冲突，事实上就构成了当前全球政治领域的主要矛盾。因为这些国家形态不仅是国家观上的差异，更是世界秩序观上的差异，每一种国家形态都有对世界秩序的想象或安排。比如伊斯兰地区认为世界秩序观应当是“世界上只能有一个帝国，一种信仰，一个世界主权”[44]，位居世界秩序中心的权力只能是“一统天下、消除战乱的单一的神授政权”[45]；而美国人则认为，“一旦其他民族像美国人一样获得了自治权，和平与均势就会自然降临，昔日的宿敌也会捐弃前嫌。因此，外交政策的任务不是追求美国特有的利益，而是培育共同的原则”[46]。每一种国家形态都想将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上升并实现为一种普遍化的政治原则，这就是当前全球政治领域之所以矛盾频发的根源所在。这些国家形态及其政治秩序观的矛盾既揭露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也戳穿了伊斯兰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

这些国家形态及其世界秩序观实质上是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分化在政治领域的必然反映。它们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撕裂着全球化的密切联系，因而充分暴露了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国家形态及其政治秩序观的冲突，必须扬弃资本逻辑的全球布局。

（三）以全球问题为导向的全球公共领域

在全球社会结构中，不仅存在着全球经济体系和全球政治秩序，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公共领域。“全球公共领域”的兴起，无疑是20世纪晚期以来全球化实践中兴起的新生事物。对于新兴的“全球公共领域”，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界定。有的学者从活动主体的角度把握全球公共领域，认为“所谓全球公民社会是指公民们为了个人或集体的目的而在国家和市场活动范围之外进行跨国结社或活动的社会领域，它包括国家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联盟、全球公民网络、跨国社会运动、全球公共领域等”。[47]按照这种界定，全球公共领域是由各种跨国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组成的活动空间。有的学者从活动领域的角度把握全球公共领域，认为“全球市民社会是指存在于家庭、国家和市场之间，在超越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限制之外运作的思想、价值、制度、组织、网络和个人的领域”。[48]也有的学者从“全球意识”的观念角度把握全球公共领域，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具有全球身份认同感和全球意识的人们在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而又跨越国家边界的领域里从事追求公共目标的社会运动，结成越来越广泛的非政府组织，一个全球市民社会逐渐形成了”[49]。

对全球公共领域的理解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把握全球公共领域的方式不同：有的是从全球主义的立场出发，有的是从公共领域的全球化发展视角出发，还有的是从公共领域的相关论说出发。这些把握方式尽管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是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析框架来把握全球公共领域，民族国家不再是重要范畴。事实上，从全球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来看，全球公共领域是以全球问题为导向而形成的跨国活动领域，在这一活动领域中，民族国家并不是外在于全球公共领域的他者，而是参与全球问题共同治理的主体之一，只不过不再是唯一主体。如果一味地用全球公共领域排斥国家的参与，那么全球问题的公共治理则很难付诸实践。

从实际情况来看，推动全球公共领域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并不是所谓“全球意识”，也不是什么非政府组织、非政府联盟和全球公民网络等，而是全球问题的凸显及其治理的客观要求。正是因为全球性治理问题的不断凸显，才使得全球公共领域得以出场。在全球化过程中，真正具有全球性危机和风险的主要是生态危机、能源危机、金融危机、难民危机等。这些危机和风险或许是由某个国家或地区造成的，但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些危机和风险会迅速扩散，以致形成全球性的“蝴蝶效应”。在此意义上，衡量一种危机或风险是否是一个具有公共性的全球问题，主要是看这些危机和风险在效应上是否能够影响到全球。

既然全球问题具有跨国性和公共性，而各个国家的应对能力和全球问题的跨国效应之间又难免会产生一种非对称性，这就凸显了全球公共领域作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传统的主权国家之内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家与社会具有对应性，即是说，国家为公民社会提供保护，公民社会服从国家主权权威管辖；与之相对应，公民社会为国家提供合法性基础，国家必须遵从公民社会的契约法治。但是在全球层面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相对应性断裂了。国家面对新兴起的全球公民社会并没有管辖权，全球公民社会也不服从任何主权权威”[50]。全球公共领域之所以会与民族国家之间发生这样的断裂，在根源上还是因为单靠某一个民族国家的力量已经无法解决全球问题，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各个民族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这种参与治理的实践，便是全球公共领域的形成。

全球问题的公共性和全球公共领域的出现，“颠倒”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传统关系。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传统关系中，市民社会决定着政治国家的形成和具体建构，就如马克思所说，“‘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51]而在全球化语境中，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全球层面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颠倒的国内‘公—私’关系。在民族国家内，国家代表公域的范畴，而公民社会则属于私域；但在国际领域中，全球公民社会作为‘全球公共利益的代表’登场，它又是一种模拟的‘公域’，从而使得全球层面上的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公—私’关系被颠倒了过来。”[52]

以全球问题为导向的全球公共领域出现后，给全球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实践上，全球公共领域要求采取合作的方式。全球问题的公共性决定了全球治理的协调性。在日益严峻的全球挑战面前，人类有其一定的共同利益，各个国家只有相互协调、合作，才能治理全球问题，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合理发展。没有各个国家以及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全球化的和谐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全球公民社会要求人们必须面对共同的挑战，放弃对抗的方式，在寻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以对话和协调的方式实现双赢乃至共赢。与此同时，在观念上，全球公共领域强烈呼唤真正的全球意识。因为真正的全球意识并非是将各自的特殊利益上升为普遍利益的话语包装，而是采取一种全局的、整体的观点，在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上自觉树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根据各个国家自身的能力有所区分地承担起治理责任，共同致力于全球问题的合理解决。

从总体上看，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体系、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全球政治秩序和以全球问题为导向的全球公共领域共同构成了全球性社会结构的总体图景。在这种总体结构中，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体系无疑是其经济基础，资本逻辑的双重效应决定了全球社会结构必然存在着同质化与差异化、趋同化与对抗化、全球化与地域化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这些矛盾反映到政治领域，则形成了强国家形态、超国家形态、后国家形态和反国家形态四种国家形态相互交织的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加剧了全球化中的分化趋势。与此同时，全球问题和全球公共领域的凸显又为人类的重新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代全球化特别突出的一点是，社会交往的所有关键领域中的全球化趋势交汇在一起。因此，政治、军事、经济、人口迁移、文化以及生态等领域中的发展不仅出现了特有的交汇，而且相互间产生了复合的互动关系，这使当代全球化的独特形态和动力不断重现。”[53]因此，全球社会结构的三个组成部分既彼此联系，又相互制约，深刻地改变了当今时代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