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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逻辑与社会时空的内在关联（第1页）

二、资本逻辑与社会时空的内在关联

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时空重构现象，应当如何在理论上加以把握和透视呢？对此，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只有从资本逻辑出发，才能合理把握当今时代的时空现象。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3]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在其所处的时代中，资本主义在其扩张过程中确立了资本逻辑的主导地位，资本逻辑不仅是现代社会之所以为“现代”的现代性原则，同时也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全球性原则。现代社会在全球范围内依据资本逻辑进行空间布展的同时，资本逻辑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从而整个人类的社会时空成为资本逻辑充分呈现的广阔舞台。所以，当马克思指认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时候，这个被资本逻辑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在最为直观的意义上，无非是指人类社会时空关系的翻新与重组。也就是说，如果不深入资本逻辑的维度中去考察时空现象，那么现代社会的种种时空现象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时空秩序就无法得到合理的阐释。

马克思本人也是从资本逻辑出发审视社会时空的，这在马克思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理论分析中可见一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增殖过程，他进一步区分了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24]这里所谓的“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是指工人的劳动时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维持工人自身生活和存在的必要劳动时间，另一个则是为资本家付出的剩余价值劳动时间，即“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25]马克思为什么要区分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呢？因为马克思深刻意识到：“靠提高剩余价值率或延长工作日来补偿工人人数或可变资本量的减少，是有不能超越的界限的。”[26]这个界限就是工人的自然生理界限，无论如何延长工作日，总不能突破工人劳动的生理极限，所以，“对于由必要劳动转化为剩余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来说，资本占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说现存形态的劳动过程，并且只延长它的持续时间，就绝对不够了”[27]，为此必须要“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28]，即转入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由于马克思是从劳动时间的维度来确定商品的价值量，乃至确定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量，所以在马克思的理论展开中，通过劳动时间延长来获取的剩余价值是绝对的，这是剩余价值的一般；相对剩余价值是在绝对剩余价值的基础上，通过空间维度的引入来改变时间维度的商品价值量的比率，因而通过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变革而获取的剩余价值在此意义上是“相对”的。正如马克思所总结的，“相对剩余价值是绝对的，因为它以工作日超过工人本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为前提。绝对剩余价值是相对的，因为它以劳动生产率发展到能够把必要劳动时间限制为工作日的一个部分为前提”。[29]所以，相对剩余价值并不构成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否定，而是在绝对剩余价值基础上的一个必要的补充。然而，这种补充并非是可有可无的。恰恰相反，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生产过程的不断变革，相对剩余价值的重要性得以不断地凸显，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工人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过程本身”[30]所发生的“革命”。这一革命的产物就是空间维度在资本逻辑现实展开的真正出场。

从马克思的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代表了时间与空间两种维度的出场，用马克思的话说，“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31]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着眼点在于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的变化，而非工作日时间的无限延长，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的变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得以凸显，越来越成为提高剩余价值率以及不断实现剩余价值增殖的有效手段。所以，从马克思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资本逻辑与时空问题具有内在关联，这就为把握全球化时代的时空现象开启了新的理论视域。

之所以要由资本逻辑透视时空现象，在根本上是由资本是现代社会的“普照的光”这一特点所决定的。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的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32]这就是资本。在当代社会，资本构成了现代世界的主导原则，成为现代经济和社会的总纲、原则和支配一切的普遍力量。作为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是掩盖其他一切色彩的“普照的光”，也是决定一切存在物比重的“特殊的以太”，是现代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不仅如此，资本还依其本性和内在逻辑把自身的原则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从而确立了其对现代世界的普遍统治：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新的生产方式，迫使这些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文明，“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3]所以，马克思说：“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34]因此，只有在资本逻辑的透视下，纷繁复杂的时空现象才会显露出隐匿于其后的内在机制。

从资本逻辑把握社会时空，人们便可发现，资本逻辑与社会时空之间具有内在关联，否则资本逻辑就无法转化为具体现实的时空结构。在资本与时空的相互转化过程中，相对于时空，资本无疑是具有能动性的因素。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资本内在地具有时空属性，但是我们不能说时空天然地具有资本属性。时空之所以能够转化为资本，恰恰是在资本主导下的社会生产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之所以能够在资本与时空的相互转化过程中具有能动性的主导作用，在根本上是因为资本具有主体化性质。马克思指出：“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35]所谓资本的“主体化性质”，主要是指资本对商品社会的其他方面存在着如同主体性一般的统治关系。因此，要想把握资本与时空的内在关联，必须从资本的内在规定出发。

首先，从资本的本质规定，即资本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资本本身就具有时空扩张性，这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剩余价值，即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本身必然具有扩张性和流动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36]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并不意味着空间维度的取消，恰恰相反，这表明了空间维度的凸显，即通过时间压缩来实现空间的扩张，使得空间的流动速度更快。因此，资本追逐自身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在本质上具有时空扩张性。

其次，从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逻辑出发，不仅资本内在地具有时空性，而且时空本身也以社会关系为中介，从而与资本相联系。也就是说，空间之所以能与资本相联系，不仅与资本本身的扩张性和流动性相关，而且也是通过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得以实现的。如果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基础上把握时空的话，那么时空不仅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场域，而且也是实践活动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时空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存在方式。然而，人类实践活动本身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展开的，因此，时空本身也必然反映或承载了一定的社会关系。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吗？当然是……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37]这就意味着，一旦当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承载这种社会关系的时空也会发生重构；反之亦然。既然社会关系与空间之间存在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与此同时，资本又表征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资本与时空通过社会关系这个中介就建立起了内在关联。一方面，资本在时空布局过程中必然会展现出自身的社会关系的属性；另一方面，时空通过重组或重构来调整或遮蔽社会关系，在反映资本意志的同时也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延续。[38]总之，如果说资本内在具有的时空性是资本与空间相互转化的根本依据的话，那么，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就是时空与资本相互转化的具体机制。

最后，既然资本的直接表现形态是作为物的生产资料，当时空本身成为生产资料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支配下，时空本身也就转变为资本。以空间为例，从马克思当年关注的地租的资本化，到马克思后来所分析的从工场手工业到大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空间集聚问题以及协作问题等，再到对于土地、厂房、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分析，乃至到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产业转移和后福特制的弹性生产中，空间始终扮演了生产资料的角色，或为资本占用的对象，或为资本流通的渠道，或为资本生产的手段等。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是一种生产资料：构成空间的那些交换网络与原料和能源之流，本身亦被空间所决定……利用空间如同利用机器一样”。[39]既然空间作为生产资料，那么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下，也就必然会转变为资本，这正是空间资本化的前提和根源。空间能够转化为资本，时间也同样如此。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资本的物质载体三个维度，不难发现，资本与时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其中，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内在蕴含的时空性，这是资本与时空相互勾连的根本依据；社会关系是资本与时空发生关联的具体机制。只有在上述两个前提条件下，作为生产资料的时空才能转变为资本。

以上的分析仅仅是揭示了资本逻辑与社会时空的一般关系，立足于当代全球化的发展实践，值得追问的是，资本逻辑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机制塑造了时空现象？

第一，在资本逻辑中，交换价值的生产是时空物化和抽象化的内在机制。时空要想不断地流动和重组，其前提条件是时空本身要被物化和抽象化。只有当时空被物化后，时空才能被作为商品买卖，进而作为资本逻辑所需要的生产要素而加以利用；只有当时空本身被抽象化后，时空才具有同质性、空洞性和流动性，才能在资本增殖的本性驱动下被加以不断地重组。时空的物化和抽象化根源于交换价值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资本的生产要素的时空同商品一样，同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因此，时空在交换价值的生产过程中首先被物化，进而方能被资本化。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租的分析就深刻揭示了空间（土地）被资本化的一系列过程。交换价值在本质上是对使用价值的抽象，马克思说，当生产的目的从直接的使用价值转向间接的交换价值的时候，一种同质化的量上的抽象就发生了，而在“生产主要是为了使用价值，为了本人的直接需要”的场合，这种抽象则“是被排除的”[40]。在此抽象过程中，时空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的质的规定性和内在的丰富性都被抽象为可以计算和交换的“量”。只有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中，时空才能作为物化和抽象化的东西被纳入资本增殖的逻辑中，参与到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也正是因为时空被同质化和抽象化后，资本才能实现“脱域”机制。

第二，在资本逻辑中，资本的再生产是时空布局的内在机制。时空一方面在集聚，另一方面又在分离。时空的分离和集聚都是资本主义时代时空布局的两种形式，二者看似对立，都内在于资本逻辑的时空布局过程之中。资本要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就必须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因此，扩大再生产就成为资本生产的基本特征，这必然导致时空中生产的扩张。同时，扩大生产与压缩运动周期是资本获得最大增殖的两个基本途径，压缩生产周期是资本缩短运动周期的重要方面。因此，资本总是不断更新人口和生产资料在时空中的配置和布局，通过时空扩张压缩时间，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者是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使用更少的时间。这不仅扩大了产品总量，而且缩短了生产周期。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再生产并不仅仅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马克思指出，

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考察资产阶级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具有固定形式的一切东西，例如产品等等，在这个运动中只是作为要素，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只是作为要素出现。生产过程的条件和对象化本身也同样是它的要素，而作为它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41]

在这一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不仅是生产要素的再生产，而且也是社会关系本身的再生产。“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42]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必然蕴含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资本时代的时空布局必然要体现这一点。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时空经过流动在某个场所固定后，就会依据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逻辑而展开自身的时空布局，形成生产时空与生活时空的分离，生产时空与消费时空的分离。这些时空的布局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物化形式。

第三，在资本逻辑中，资本的积累逻辑是时空流动和重组的内在机制。在对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分析中，不难发现，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事实上，资本本身就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非单纯的物。既然作为社会关系，资本逻辑本身就蕴含着内在的矛盾，最终导致资本自身消灭自身。资本的内在矛盾的实质就是资本这种社会关系再也容纳不了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力，马克思曾经通过对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的分析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危机。然而，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并没有使资本主义立刻消亡，反而还一直存在。之所以会如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通过时空流动和重组从而实现矛盾的转移。需要说明的是，资本的内在矛盾本身并没有消失，只是通过时空的流动和重组而被转移出去。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积累模式在全球化时代发生了重大改变，从以往单向度的纵向积累模式转向了横向积累模式，即通过时空扩张与重组推动资本的全球布局，从而实现资本积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历史才成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图景，即从民族国家转向世界历史。在民族国家时代，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积累主要是通过在各自独立而又相对封闭的区域内的历时性积累得以完成，此时人类社会的交往关系尚未普遍化。与之相适应的是，这一阶段的资本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是等级资本与贸易资本。到了世界历史时代，取代等级资本的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资本，这种现代资本的生产力基础是机器化大工业，其结果就是人类交往关系的普遍化，即资本关系的全球布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43]出于资本不断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现代资本必然要求突破空间限制，不断地征服空间、改造空间、占有空间，从而按照资本的面貌来重建世界范围内的空间秩序。于是，原先纵向维度上的历时性资本积累模式也就转变为横向维度上的共时性资本积累模式。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积累模式的深刻变革给社会时空的重组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使社会时空结构不仅具有一般特征，同时也具有新的特殊之处。一般说来，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社会时空始终具有同质性与对抗性并存的一般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资本逻辑具有双重维度：“由资本的规定和本性必然会产生出资本的双重逻辑：一种是借助于物的力量而产生的创造文明的逻辑；另一种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全球化就是在这两种逻辑的支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44]其中，资本的双重逻辑之中创造文明的逻辑使得全球化的资本积累具有同质性扩张的特征；而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则赋予了全球化的资本积累对抗性的特征。所以，只要资本逻辑占据主导地位，社会时空必然会具有同质性与对抗性同时并存的一般特点。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随着资本积累从纵向积累向横向积累转变，社会时空除了具有同质性与对抗性并存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新的特征，即差异化时空的再生产与差异化时空的内在化特点。如果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从时空扩张的角度来分析全球化，那么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就不再表现为时空扩张，而是时空的不断重组，尤其是差异化时空的不断生产。这是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之前，全球空间可以划分为资本主义时空与非资本主义时空，所以垄断资本主义的时空特征是将非资本主义时空纳入资本主义时空之中，由此形成了帝国主义的中心与殖民地的边缘的二元结构；而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外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非资本主义时空已经被全部纳入资本主义时空体系之中，于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则是全球资本主义内部的差异化时空的生产，这是全球化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新特征。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各种时空之间的差异化不断被生产出来，由此被整合成了处于不同地位的资本链条，其中有些地区和空间占据了全球体系的统治地位，而有些地区和空间则沦为全球体系的附属，因此，不同时空之间的鸿沟日益加大，空间正义的问题不断凸显。另一方面，虽然各种差异化的时空不断被生产，但是差异化时空的生产并不意味着时空生产的无序和碎片化，恰恰相反，不同时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而这种联系在根本上则是由资本的趋利本性和横向积累模式所决定的。

总的说来，社会时空经过流动和重组后所形成的系统整合既是资本横向积累的前提，也是资本横向积累的结果，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新的总体性，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论（从此有了“资本自我扩张”一词）对我们是个有用的出发点，原因有二：一是它是世界发展问题的核心；另一个是它的视角，即它的理论实际上是该主题的唯一主要理论，不是含蓄或明确地关于国家的（或国际的）发展，而是关于总体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有如我们选择将它解释为关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45]

正因为晚期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在全球化时代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特征，因此，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发展也就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