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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与时空观转换（第1页）

一、全球化与时空观转换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无疑推动了时空关系的深刻变化，社会时间日趋缩短而愈加灵活，同时社会空间也在不断扩大。然而，如果人们站在哲学视角去审视全球化时代的时空关系，便可发现，全球化不仅改变了时空关系，更是改变了人们对于时空观念的传统理解，亦即重构了社会时空观。在传统的时空观念中，时间与空间要么如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那样，被理解为事物运动的外在实体；要么如黑格尔的时空观那样，认为时间与空间直接服从于事物的运动。这种传统的时空观并未把握住社会时空的内在机理，而是将时空视为事物运动的附属物。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时间与空间本身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并非外在于事物的运动过程，这尤其表现为社会时空本身正在不断流动和重组，而不再是包容事物运动过程的静止容器。也就是说，全球化实践在解构传统形而上学时空观的同时，也使社会时空作为问题重新浮现在人们的思考之中：如何把握社会时空？如何审视社会时空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变化和新特征？

要想在全球化时代中重新把握社会时空观，首先就要理解时空观的嬗变历程。在马克思之前的传统形而上学的相关讨论中，时空观始终被理解为一种事物在其中不断运动发展的“容器”，即将社会时空视为某种实体，由此形成了对于社会时空的超验理解。

在这方面，黑格尔的时空观无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黑格尔指出，“空间和时间都属于运动”[2]，运动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的统一；运动是通过空间而现实存在的时间，或者说，是通过时间才被真正区分的空间”[3]。虽然时间和空间是在运动中得以统一，然而这种时空统一的基础却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由于自然蕴含着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一旦这种精神开始发展，那么“没有中介的无差别性”的自然就会发展出自身的否定性，从而无差别的空间被扬弃，空间开始产生出差异性，这就构成了对空间的否定，而空间的否定就是时间的出场。所以，在黑格尔看来，时空问题只有在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中才能加以把握。但是，问题在于，黑格尔所说的这种运动是事物发展的现实运动，还是一种绝对精神的外化形式呢？显然，黑格尔是将这种运动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外化，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仍然停留在抽象思辨的唯心主义窠臼之中。对此，马克思做出了深刻的批判：

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及有机化学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这些新科学的基础上到处都出现了对后来的进化论的天才预想（例如歌德和拉马克）的时候。但是，体系要求这样，于是，方法为了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4]

针对黑格尔把握时空观的思辨哲学路径，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实现了时空观的变革与超越。马克思的时空观变革，如同他的哲学变革一样，是一种视域转换，即从认识论视域转向存在论视域。在马克思看来，时空不仅是事物的客观存在方式，更重要的是，空间的存在基础不再是绝对精神的抽象思辨抑或现象界的先验形式，而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对于人类而言，真实的存在应当是社会存在，即在实践论根基之上的社会存在论。这种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现实的、感性的人及实践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所以，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不同，马克思的空间观是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6]马克思的这种建立在感性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存在，不是一种感性对象意义上的社会存在，因为现实的实践过程决定了社会存在的开放性，即社会存在总是一定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存在。这就意味着，社会存在同时是一种历史性存在。所以，社会存在也是在现实生活的实践辩证法中才得以具体展开。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时间和空间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两个维度，而不是抽象思辨和感性直观的两种维度。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存在本身蕴含了时空性。

从马克思对黑格尔时空观的批判与扬弃中可以发现，与其说马克思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关于社会时空的现成论述，毋宁说马克思为人们把握社会时空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亦即从社会发展的现实视角出发去理解时空运动的内在机理。正如西方学者所说，“空间性和时间性，人文地理和人类历史，在一个复杂社会进程中相互交织，这个进程创造了一系列不断发展的空间性，创造了社会生活的空间—时间结构，它不仅为社会发展的大型运动，而且为日常活动的循环实践赋予形态”。[7]

一旦人们完成了从思辨哲学到社会存在的视域转换，便会发现，正是由于全球化的交往实践，社会时空的存在方式与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先的社会时空仅仅是社会发展的外在条件，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社会时空本身正在成为社会发展的对象和产物。在全球化时代，社会时空发生了如下三大变化：

第一，从社会发展与社会时空的关系来看，全球化的交往实践使社会时空本身具有了能动性，从原先的“时空中的生产”转变成了“时空的生产”。

正如哈维所说：“每个社会形态都建构客观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和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8]这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必然伴随着不同的时空结构。在全球化发展程度不高的阶段，物质生产往往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生产，即“时空中的生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则出现了“时空本身的生产”。

一方面，“时空本身的生产”是社会发展的现实产物。马克思曾经在对三大社会形态的分析中指出，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在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9]

虽然马克思从人的发展角度界定了三大社会形态之间的界限，但这一文本同时也反映出时空结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不同。正如德波所指出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时间在本质上是一种循环时间，与稳定而重复的时间模式相对应的则是静态的空间模式，即“孤立的地点”。然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时间模式从循环时间转向了不可逆时间，“以不可逆时间为内在规定的商品生产过程，本身就是空间的不断扩张过程，通过冲破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的边界，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地方自治和封闭的特性，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10]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不可逆时间的出现，导致了原有的以自然为基础的共同体的瓦解，从而成为一种新型空间结构，即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匹配的空间结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封闭的区域，而是随着交往的扩大联结成了一个普遍性的体系，直至世界市场，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就这种空间结构的内涵而言，不再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自然联系而得以界定，而是通过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得以界定。由此可见，正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时间从以往的循环时间转变成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进而导致了空间结构的全球布展，这就是全球化时代时空生产的内在逻辑。

另一方面，社会时空的生产过程也对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对于资本逻辑的统治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资本本身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必然要扩张至其他范围内，从而使得整个地球都臣服于资本逻辑的统治。哈维指出：“在一般的金钱经济中……金钱、时间和空间的相互控制形形成了我们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的一种实质性的联结系列。”[11]时间与空间对资本主义生产尤其具有重要性，因为有效的空间结构和必需的周转时间是资本主义获取利润的必要前提。一是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时间性，这表现在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机器制造时间、流通时间、周转时间、周转周期、社会必要周转时间、生息资本和扩大再生产这些术语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做出了杰出的分析；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具有空间性，这体现在固定资本、基础设施、物流技术、交通运输这些术语上，但是这常常被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或者说时间常常被视为优先于空间。然而，对资本家来说，以时间来克服空间（如提高运输速度）、以空间来购买时间（如改善交通条件），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个重要条件。[12]从根本上说，资本积累总是需要在特殊的“空间定位”中运行，但是种“空间定位”却存在着矛盾：一是抽象的资本运动空间，二是具体的资本增殖场所。这个矛盾导致资本主义一面依赖于固定的具体空间规模，一面又必须不断消除抽象的空间障碍、打破固有的空间定位。[13]所以，资本主义或资本家常常需要利用空间重组和地理扩张来解决一段时间内资本积累的危机倾向，也迫切需要借助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来占领、夺取和统治空间。因此，对于资本逻辑而言，时空生产具有维持资本逻辑的重要功能，时空生产正是在资本逻辑的全球布展中逐渐获得了巨大的能动性。

第二，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来看，全球化的交往实践使空间维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原先的“时间主导”转向了“空间主导”。

在全球化的早期阶段，时间维度相对于空间维度而言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时间主导的表现形式则是“时间统摄空间”。在黑格尔所建构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黑格尔把世界不同空间区域整合到他的“绝对精神”的发展历程之中，由此形成了黑格尔的思辨版本的“世界历史”，最终推导出了“历史终结论”。如果说黑格尔是基于绝对精神的辩证法来将空间统摄到时间的主导之下，那么马克思则是从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出发把握时空关系。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张性，首先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发展过程。这种不同社会形态前后相继的历时性发展，无疑是将时间维度放在了首位。公允地说，这并非是马克思本人对空间维度的有意忽略，而是早期全球化的客观反映。这是因为，在早期全球化阶段，资本主义空间对于非资本主义空间的统治主要是通过资本逻辑的扩张实现的，所以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时间消灭空间”。

此后，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形态处于共时性的并存状态，在此情况下，空间维度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从而形成了所谓“空间转向”。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各种时空现象，后现代主义思潮将空间问题迅速课题化，以福柯、列斐伏尔、詹姆逊、哈维、苏贾等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家从理论角度迅速介入当代空间生产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空间思想。他们刻意凸显空间在现代性社会中的重要性，甚至宣称“后现代的文化就是空间的文化”。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批判以往的经典社会理论对空间的“遗忘”现象，认为经典社会理论以现代性为诉求、以理性主义为主导，过分注重历史的维度，而忽略了空间的维度。西方思想界的“空间转向”无非是全球化深入发展之后空间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表现，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空间主导”是如何在现实的全球化进程中完成的？

对此，马克思的思考无疑开启了人们理解“空间主导”的理论视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充分观照到了资本积累的横向展开过程，即共时性积累模式。马克思深刻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一种“并存的劳动”：

当我从该商品的生产过程的劳动中，从这个生产过程的条件的整体，而不只是从一个孤立的行为或有限的空间来考察该商品的生产过程时，就同时表现为并存劳动的结果。这不只是经过不同阶段的循环，而且是商品在其属于特殊生产领域和形成不同劳动部门的一切阶段上的并行生产。如果同一个农民先种亚麻，然后把它纺成纱，再把它织成布，那么这些工序就有连续性，但是没有同时性，而同时性则以建立在社会内部分工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在再生产和流通中，每一个特殊领域的商品生产过程所依靠的和作为其先决条件的社会的、起中介作用的劳动，则表现为现在的、并存的、同时的劳动。[14]

这就意味着，资本积累不仅要在纵向维度上加以历时性积累，更要通过横向维度上加以共时性积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横向维度上的共时性积累的重要性不断凸显。正如马克思所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15]之所以资本积累要越来越依赖于横向维度上的共时性积累，这是由资本本性所决定的。由于资本是一种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换言之，资本必须通过不断的运动进而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这种运动就突出地表现为生产规模的扩张、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关系的统治、社会空间的抽象化和流动性。所以，从资本的内在本性出发，高度的流动性是资本本质的题中应有之义，资本的流动性也就决定了资本的空间扩张性。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将资本逻辑视为一种运动，而非简单的静止物。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运动过程的资本逻辑，这种运动不是简单的迁移运动，而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资本生产的扩大再生产，亦即资本必须不断开拓自身的统治疆域。正如有学者指出：“资本的伟大本能就是要穿透各种空间障碍，这实际上是全球化的动力，资本要不断地寻找新的地盘，不断地将非资本领域资本化。空间就是在这样的资本和贸易的力量下得以重新铸造和组织。空间自身的固有屏障在资本的流动本能之下崩溃了。”[16]从空间视角出发，全球化的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横向维度上的共时性积累完成的，具体地表现在：资本不断突破固有的民族国家领土的地理界线，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并加以投资，从而将资本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全面铺展，这一过程同时也是资本关系的全球植入与统治，进而形成了国际分工体系和资本增殖链条，再通过货币、能源等关系到经济命脉的重要物质资源的资本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树立起了“资本霸权”，由此作为资本增殖的重要载体与方式。由此可见，“资本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生产方式，而且也是一种空间的生产方式”。[17]

值得注意的是，空间维度的逐渐凸显乃至占据当今时代的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时间维度的取消，而是时空关系的深刻转型。当今时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为“资本用最短的时间克服空间障碍”提供了充分的可能，使之在20世纪70年代后发生激进式蜕变，于是，我们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交织着时空纬度的世界“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18]从表面上看，“时空压缩”使空间障碍越来越不重要，“空间”似乎没有被凸显反而被淹没了。但是，当空间壁垒变得不再重要之时，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反而会越来越关注，这使“空间生产”成为后现代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载体。所以，空间相对于时间而占据主导地位，并非是空间维度单向度发展的产物，而是时空关系不断重构的产物，时间维度并没有真正缺席。在这个意义上，在全球化时代，马克思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9]的论断仍然适用于当代，不断缩减资本流通时间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实现资本积累和增殖的重要方式。

第三，从全球化与时空的关系来看，全球化的交往实践赋予了社会时空以高度的流动性，“时空压缩”与“时空分延”现象日益突出，社会时空正在高速流动并不断重组。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时空结构伴随着弹性生产的发展而在资本逻辑的全球布展中有了新的呈现方式，即哈维所总结的“时空压缩”现象与吉登斯提出的“时空分延”现象。其中，哈维用“时空压缩”来描述由“更加灵活的积累模式”所导致的时空体验方式的变化。他认为，生产技术、消费与政治经济实践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加速周转，在某种意义上缩短了人们对时间的感受，而空间的障碍也因为劳动分工和货币流通的国际化而崩溃。在哈维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提供了理论洞见来观照西方资本主义空间和时间维度里所发生的矛盾变化。哈维认为，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对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意义的界定是革命性的，空间关系与空间再现的激烈重组得以进一步凸显。

空间阻碍的减除和“借由时间来消除空间”的斗争，对于资本积累的整体动态非常要紧，而且在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中格外明显。借着进入新地盘的地理扩张和一组全新的空间关系的建立，来吸收劳动力的剩余，已经不是少见的事。空间关系和全球空间经济的建构与再建构，如亨利·列斐伏尔的敏锐观察，乃是使资本主义够存活到20世纪的主要手段。[20]

与此同时，吉登斯认为理解现代性的关键之一是认识时间与空间的伸延和分离，现代社会不仅使时间与空间相分离，而且也使空间与场所相脱离。由于邮件通信、电话电报、互联网等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间—空间意义上缺场的东西所取代。于是“脱域”现象就产生了。社会关系被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的关联中“提取出来”，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跨越的过程中被进行重建。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称为“时空分延”，同时也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吉登斯不仅看到了全球化是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合力推动的进程，而且认为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的力量对比的同时，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因而“全球化的内容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经济上的互相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时—空巨变”。[21]

然而，哈维的“时空压缩”与吉登斯的“时空分延”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时空现象。恰恰相反，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时空现象在资本逻辑的统辖下是完全内在统一的，成为资本在全球化时代的时空布展的一体两面的现象。首先，“力求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同时也是在创造新空间，而不是取消空间维度。虽然时空压缩现象的空前加剧，导致空间本身作为资本增殖的障碍而被不断克服，但是，全球化时代发生改变的仅仅是空间本身的存在方式，并没有取消空间本身，而且空间反而变得更加灵活、更加轻盈并富有活力。其次，全球化时代的时空现象虽然表现出差异化和异质化的特征，但是时空现象的这些特征恰恰符合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这与后福特制的弹性生产和灵活积累是相一致的。正如哈维所说：“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对各个场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资本的刺激就越大。结果就是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而不平衡的发展。集中化与分散化之间在历史上有名的紧张关系，现在以各种新的方式产生出来了。”[22]最后，时空压缩与时空分延现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正是因为时空的高度压缩，使得时空本身不断被抽象出来，有利于时空的快速重组，因而才会出现时空分延的现象；另一方面，正是在时空分延机制的作用下，时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固定时空内的生产关系都急剧发生变化，从而为时空压缩现象提供了内在动力。

正是由于全球化交往实践的不断深入发展，才使得当今世界出现了种种以往社会中所不曾见到的时空现象，并且使得时空关系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从“时空中的生产”转向了“时空本身的生产”，从“时间统摄空间”转向了“空间统摄时间”。这意味着，以往的时空理论已经不能再解释全球化时代的时空现象。因此，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时空重构现象，如何从理论上加以把握和分析成为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