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对《第一手稿》和《穆勒评注》进行了解读。这里我想对这两者作一个简单的小结。
(1)《穆勒评注》显然弥补了《第一手稿》中没有分析“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私人所有”(“私人所有Ⅰ”)的缺陷,从而使《第一手稿》最后出现的那一构想,即“异化劳动Ⅰ→私人所有Ⅰ→异化劳动Ⅱ→私人所有Ⅱ”得到了进一步的具体化和完善。当然,在《巴黎手稿》中他是否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一构想则另当别论。
从整个《巴黎手稿》来看,马克思主要讨论了近代社会中私人所有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市民之间的商品货币关系,即一般私有者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资本和劳动,即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关系,用马克思本人的话说,就是“私人所有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人所有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人所有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联系(Beziehung)”[78]。《穆勒评注》考察的是前者,即市民社会中同权市民或者说对等的私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从马克思遗留下来的《第二手稿》的几页来看,《第二手稿》考察的是后者,即资产阶级社会中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或者如马克思在《第二手稿》的最后所总结的那样,“私人所有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联系(Beziehung)”[79]。按道理讲,马克思在区分了这两种私人所有关系以后,应该给出一个对等的商品交换关系如何转变为敌对的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说明,但很遗憾,在整个《巴黎手稿》中我们却找不到这一“合题”式论述。之所以找不到,一种可能是它存在于《第二手稿》的遗失部分;另一种可能是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能力讨论这一问题,因为这是所谓的“货币向资本的转变”或者“领有规律的转变”问题,属于马克思经济学中最难的部分,其完整论述出现于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我以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2)“私人所有Ⅰ”和“私人所有Ⅱ”,这两种私人所有都会导致人的本质异化。《第一手稿》是以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中个体劳动者的异化为分析对象的,作为对这种异化的扬弃,人的本质被规定为个体生命活动的内在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而《穆勒评注》所讨论的是一般私有者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交往活动的异化,那么作为对这种异化的扬弃,人的本质被规定为“共同体存在”或者“社会本质”。从“自由自觉的活动”到“共同体存在”或者“社会本质”是马克思对人的理解上的巨大进步。“自由自觉的活动”所反映的是孤立个体的自我关系;“共同体存在”所反映的则是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说前者只包括主体和客体两极的话,那么后者除了主体和客体关系以外,还包括主体和主体的关系,即至少是一个三极结构。从两极到三极,标志着马克思从孤立人到社会关系视角转变的完成。《穆勒评注》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从早期向晚期思想转变的完成。
(3)马克思的这一认识转变显然与其理论框架转向了黑格尔有关,在第五章的开头,我们曾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作过区分,指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黑格尔的异化可以导致人的交往关系的异化;而费尔巴哈的异化充其量只是一个孤立人的自我异化。换句话说,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可以推出人的社会关系规定;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却只能推出孤立人的自觉本质、自然本质。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显然已经很熟练地应用着黑格尔的异化理论框架。过去,由于我们的《手稿》认识还笼罩在所谓的费尔巴哈影响说之下,往往忽略黑格尔之于《手稿》的影响,或者即使注意到了这一影响,也往往只是将它理解为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劳动概念这一点。实际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绝不仅仅局限于这一点,而且还表现在他的整个辩证法上。大约在30年后,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马克思曾这样表白:“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黑格尔)的学生”,并且说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80]。由于《资本论》的价值理论和此处《穆勒评注》的主题颇为一致,因此这一表白绝不仅仅是谦辞。
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的思想背景。在传统的《手稿》研究中,人们都把马克思当时的思想背景归结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或者赫斯。譬如,张一兵就曾在《回到马克思》中提出,《穆勒评注》中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一种透过赫斯—费尔巴哈式人本主义逻辑折射的语言”,属于“费尔巴哈和赫斯式的人本主义话语”[81]。但这一结论明显过于保守,对《穆勒评注》的评价偏低。他还提出:“马克思就是马克思。1844年步入经济学研究语境时,他刚刚在历史研究中确认了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在人本主义主体哲学的驱动下,他恰恰远离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82]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这一判断值得商榷。因为,马克思1844年在步入经济学研究语境时,他所脱离的是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思想框架,所接近的恰恰是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由于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根性,如果此时马克思有什么“支援背景”(张一兵语)的话,那么这一“支援背景”与其说是费尔巴哈,还不如说是黑格尔。
[1][德]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79页。
[2][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65页。引文有改动。
[3]在旧MEGA(KarlMarxFriedrigels,DieHeiligeFamilieundSvonMarxvonAnfang1844bisAnfang1845,MarxEausgabe,Band3,MarxEngelsVerlagG。M。B。H。,Berlin,1932)的I3卷中,《穆勒评注》是在SS。520-550页(《穆勒第一评注》为SS。520-547;《穆勒第二评注》为SS。547-550);在新MEGAⅣ-2卷中,它是在SS。428-470页(《穆勒第一评注》为SS。428-466;《穆勒第二评注》为SS。466-470)。
[4]Marx,MEGAⅣ-2,S。447。马克思:《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165页。引文有改动。
[5]Marx,MEGAⅣ-2,S。448。马克思:《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引文有改动。
[6]Marx,MEGAⅣ-2,S。448。马克思:《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7]Marx,MEGAⅣ-2,S。448。马克思:《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引文有改动。
[8]Marx,MEGAⅣ-2,S。448。马克思:《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9]Marx,MEGAⅣ-2,S。448。马克思:《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引文有改动。
[1AⅣ-2,S。448f。马克思:《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166页。引文有改动。
[11]Marx,MEGAⅣ-2,S。448。马克思:《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引文有改动。
[1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页。
[13]Marx,MEGAⅣ-2,S。448。马克思:《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14]马克思后来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曾说过:“货币是‘无个性的’财产。我可以用货币的形式把一般社会权力和一般社会联系,社会实体,随身揣在我的口袋里。货币把社会权力当作物品交到私人手里,而私人就以私人的身份来运用这种权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初稿片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6—317页)
[15]Marx,MEGAⅣ-2,S。449。马克思:《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16]Marx,MEGAⅣ-2,S。449。马克思:《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17]Marx,MEGAⅣ-2,S。449。马克思:《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168页。引文有改动。
[18]Marx,MEGAⅣ-2,S。450。马克思:《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19]Marx,MEGAⅣ-2,S。451。马克思:《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2AⅣ-2,S。450f。马克思:《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21]Marx,MEGAⅣ-2,S。451。马克思:《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22]Marx,MEGAⅣ-2,S。450。马克思:《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