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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意的就不执行（第1页）

2。不同意的就不执行？

有校友说，我在当校长的时候，对于上级的指示和政策，不同意的就不执行。我知道，这么说的校友，是为了显示他们的母校出了一个有风骨的校长，是对我的肯定。我确实非常希望大学能够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对于主流体制，不要跟得太紧，而要有自己的步伐。但是，说句实在话，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大学校长，不可能真正做到“不同意的就不执行”。比较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不为”的情况，大致有三种。

一种是公开地对上级的某些不当的决策持保留意见。比如说上任之初，省里面提出来要将副校长王庆生“挂起来”，我就是坚决反对的。通过学校常委讨论，正式做出决定：尊重上级的处理，但我们并不同意。这其实是在履行党员的义务。因为根据党章，党员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

一种不为是阳奉阴违。比如，当中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苏联曾经批评为“自由化”。曾几何时，国人自己也用上了这一词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过几次“反自由化”的运动。接到这种文件，我总是应付了之，事实上并没有反。因为我校没有“自由化”可反。

一种是在内心抵制。很多事情，由上到下布置下来，虽不尽合理，但学校必须执行。对于这种事情，我只能消极抵制，做不到“不执行”。比如说，有所谓“职称改革”，表面上是提高党政人员的积极性，允许党政人员往教学方向靠，结果很容易造成党政人员在“政”与“教”两边都想捞好处，或者哪边对自己有利就往哪边靠。我深知其弊，因此对此事从来不亲自动员，以示有所保留，但这不等于华师没有从事“职称改革”，也不等于“职称改革”遇到很大阻力，因为客观地讲，能够真正“不为”的空间不是太大。但至少有一点，我力求保持清醒的头脑，凡事有自己的判断，不是整天跟着“指挥棒”团团转，对很多事情，确实也有所保留。我有一个为人的底线：绝不说违心的话。我的有些不为，虽属于消极抵制，事实上是在坚守这一底线。

与对上级指示“不同意就不执行”相似，我与有关官员的交往，也被有些校友编成“段子”，在坊间流传。比如说，有一位校友，在其教案里面写着如下故事：

某年月日，教育部长约章开沅校长参加一项9点开始的活动，章开沅8点50就到了，部长9点10分还未到，于是章开沅起身走了。部长当时很生气，但后来又给章开沅打电话，说：“章先生，您是对的。”

我想，这位校友讲这个故事，肯定是为了教育学生要遵守时间。这一故事，确实有原型，但校友所述有点不准确。

此事其实发生在我任校长之前，约见我的，也不是教育部的部长，而是教育部的一个司长。那位司长到华师来办事，顺便约了一批年长一点的，有点影响的教授座谈。教授们都提前到了校部。去了之后，没有人管我们，好像我们可有可无似的，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安排了个地方，把大家领过去，却连门都没有打开，大家就站在那里。约定的时间过了，司长也没有来。我觉得太不像话，和校办的人说了一声，转身就走了，表示抗议。

1989年6月教会大学史会议

很多年以后，我已经从校长任上退下来，他也退休好几年。不记得在一个什么场合，我们又见面了。他很诚恳地对我说：“章先生，有件事情，我不能不和你讲一下。很多年前，我到华师约见你，因我迟到，等我到时，你已拂袖而去。其实，那次不是我要迟到。”原来，那天下午，他本来只安排了和我们见面一桩事，但校方临时又强邀他去看另一“亮点”，结果就耽搁了半个小时。学校临时有安排，本也可以理解，但为何没有人解释一下呢？只要有句交代，我就不会走了。

倒是以下几则故事与我的记忆比较吻合。都是关于我和湖北省委领导人的交往。

一个和韩宁夫有关。我任校长期间，高校都没有正教授审批权，须在省里统一审批。我是文科评议组的组长。有一次，评议期间，教育厅厅长通知，晚上韩省长要请我们吃饭。

我说：“我们都想回去了，今天晚饭就不吃了。”

厅长问：“为什么呢？”

我说：“我对韩省长有点意见。”

厅长问：“什么意见？”

我说：“这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每次政府首脑请客，总是客人先到，主人后到。主人来的时候，客人们还要起来，夹道欢迎。究竟是谁请谁呢？”

厅长说：“你放心，会改过来的。”

于是，大家还是高高兴兴地去参加晚宴，看看是否真的会有所改变。果然，韩宁夫先到了，站在门口欢迎大家。

韩宁夫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应属同行。他亢直爽朗，就是大大咧咧，且易忘事，能够如此虚心改进，应予肯定。

一个和关广富有关。我上任之后不久，关广富到华师来与部分师生座谈。与会的学生比较拘谨，因此，有点冷场。有人提议：“请章校长开个头。”

于是我说：“在湖北历史上，最重视教育的还是清末的张之洞。在这方面，新中国以后主政湖北的官员，没有能够与张之洞相比的。”

我讲的是大实话，但缺乏必要的铺垫和修饰，因此关广富有点坐不住了，站了起来，满脸通红，不断踱来踱去。

陪他来的科教部长何界生赶忙打圆场：“章校长是学者，章校长是学者。”我不知“学者”是褒义还是贬义，但关广富毕竟坐了下来，脸上又恢复了笑容。

听说关广富回去之后，专门叫人向武汉大学的历史系老师询问：“章开沅为什么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湖北领导人不如张之洞重视教育？！”武大的同行如何向他解释，我就不大清楚了。反正这没有影响他与我的正常交往。稍后，他带领湖北省代表团参加十三大之前全国党代表会议，我忝列成员之一，而且是湖北高校的唯一代表，可见当时省委对我还是相当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