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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几种口述（第1页）

三〇几种“口述”

1。每周两天做学问？

担任校长数年，留下一些故事，成为人们谈资。这本是极平常的事，但有些偏偏传到了我耳朵里，甚至还有好奇之人来向我求证。人生经历很多事，说过很多话，有时或许给别人留下了印象，而当事人则转身即忘。加上我已老迈，有些事情已经记不清楚，因此，有些事，我也不能确证究竟是别人谈论的准确，还是自己的记忆准确。因此，本篇所述，与其说是澄清别人的口述，还不如说是以别人的口述为引子，对任校长数年往事的一点补充。

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我在当校长期间，坚持每周有两天时间做学问。其实，这一说法似是而非。

当然，空穴来风，其来有自。因为我本无心当校长，只想做一个历史学者，因此，在上任之前，我向教育部提出了几项要求。其中的一条，是我只做一任，另一条，是每个星期要允许我有两个半天时间做学问。教育部都答应了。

但是，这两条后来都没有落实。大概是对我在第一个任期内的工作还比较满意，到任期届满时，他们不愿意让我退，要求我再做一任。至于每周两个半天科研时间，更是无法兑现。

开始时，我坚持要有两个半天做学问的时间，甚至妄想在办公室门口挂上牌子，免受打扰，但做不到。

为了保证那点可怜的做学问时间，我也曾试图躲回家里，不去办公室，但人们就找到家里来了。办公室未能变成做学问的书房，书房却变成了办公室的延伸。

到最后，我只好利用每天早上4点到8点这段时间做点学问，其余时间，都用来处理校务。每天早上4点到8点，就成了我做学问的“黄金时间”。

因为我唱了“每周要有两个半天做学问的时间”的高调，在校内还曾经引起非议，成为有些人攻击我不好好当校长的证据。其实，在中国的高校，是没有办法保证校长每周有点空余时间做学问的，我也很快妥协。

清晨做学问当然很享受，但也带来一点问题，那就是到校部上班的时候，总有一段时间特别困倦。我的太太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开会时打瞌睡。但也很奇怪，虽然有一阵子昏昏迷迷，但过了之后，又清醒了。在我自己的记忆里，没有因为我打瞌睡而影响过工作。至于是不是我曾打了瞌睡但别人不好意思说破，那就不得而知。但至少没有误过事。

在此过程中，我也渐渐总结了一些休息的小诀窍。一种是“换工种”。同一种事情做得时间长了，人会很疲劳，而经常变换一下工种，则可以达到休息的效果。比如说，做学问与处理校务，就可以变成互为休息。学问有不同专题，校务有不同类别，不同专题的学问间的转换或不同类别的校务间的转换，也可使大脑得到一些休息。另一种是“动中求静”。这是我的妻弟传授的，他是一位资深大夫。据他讲，人并非躺在**不动才能休息。虽在处理各种事务，但通过心灵的调节，达到一种宁静的地步，这就是动中求静，可以节约很多能量，达到休息的效果。我常用此法，获益良多。

当然，由于每天能够做学问的时间只有早上4点到8点，并且这一时间也经常无法确保，因此，当校长的那些年里，出的学术成果不多。专题论文写过一些，著作则只出了两本。《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一书完全是在每天的治学“黄金时间”里完成的。80年代有文化热，现代化也成为一种热潮。我那时有意促成现代化研究，主编“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离异与回归》作为丛书之一出版，可以说是我在时代思潮下思考近代历史的一点心得。

任校长期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是《张謇传稿》，但此书其实是我在60年代的旧作。不过为了修改此书，我请了半个月假。因为书稿已在箱底沉睡多年，我需要有点时间重新寻找感觉，让身心都从现实中游离，去和张謇再次对话。

为此，我去了南通。接待我的是已经退休的曹松坡副市长，他家的先人，是在张謇企业做过事的，因此对张家有种特殊的感情。曹先生将我安置在一个职业学校的招待所。这所学校在城乡接合部，招待所外面就是一片很大的菜园，一派农村风光。最大的好处，是离啬园（张謇的墓园）很近。曹先生对我说：“你写累了，就可以到啬园走一走，坐一坐。”

那是1985年深秋，小招待所客厅摆满**。很安静，客人只有我一个，**归我一人欣赏，食堂也是我一个人吃饭，虽无大鱼大肉，但做得很精致。晚上连工作人员都回去了，一幢楼只剩我一个人。我往往独自漫步啬园，或在墓前石椅上小坐，静穆之中，仿佛张謇就在眼前。

那真是一个难得的写作佳境。但半个月的时间毕竟有限，无法做太多修改。不过思路是完全理顺了，把社会群体转型引入传记，经过进一步润色，文字也更加流畅了，但“左”的影响未能改尽，仍然残留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