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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与师之争（第1页）

5。“高”与“师”之争

对师范院校而言，“高”与“师”曾经是一个长期考验校领导智慧的问题。院系调整之初，对于师范院校的定位，本在一个“师”字，即强调师范院校应该以师范教育为本。因此，在课程设计上，与其他综合性大学不同，特别强**育理论与教学技能的培养，并安排大量教育实习的时间。但是，曾几何时，教育部又开始强调师范院校也应该注重科研，即“高”的一面。于是乎，在很多师范院校里，围绕着究竟应该是“高”还是“师”，长期争论，摇摆不定，难得真解。此等问题，在学理层面似乎很简单，既然是师范类高校，当然应该既“高”又“师”。但在现实中，则颇不容易解决，且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我们是“一仆二主”，上面有两个婆婆，师范教育司与高等教育司，我们必须周旋于这两个上级机关之间，为难之事甚多。

华师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困扰已久。我到校部之后才知道，因为常年“高”“师”之争，负责教务的部门与负责科研的部门之间已经积累了一系列矛盾。有人提议：“我们应该围绕‘高’与‘师’的问题，在全校范围内来一次大讨论。”我想了想，觉得还是不要讨论的好。一方面，既然是师范院校，“师”肯定是要强调的；另一方面，作为高等院校，“高”也确实是必要的。更何况，大讨论一事，弄得不好，容易造成分裂。与其空泛讨论，不如勉力实行。因此，我学习邓小平，搁置争论。开教务方面的会议时，我就强调要“教学为本”。开科研方面的会议时，我就强调要“勇攀高峰”。这不是和稀泥，没有原则，而是在我看来，高等师范院校就应该以师范为本，同时在科研方面也要勇攀高峰。

在教学方面，我会经常到课堂上去听老师讲课。事先不会通知，但听完课之后，会和老师交流，提出一些建议，以切实提高教学效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教学方面有些进步，根绝了“文革”期间“集体上课”的方式，每门课都有专讲老师，一步一步往前推进。但教学内容一时难有根本改观，有些人用的，还是老教材、发黄的讲稿。

我发现，教师队伍自身的素质，是影响课堂教学的一大因素。我提倡课堂讨论，但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其原因，就在于很多教师的知识面太窄。华师是一所师范院校，教师队伍中，有很多就是本校毕业留校的，或从其他师范院校毕业的。师范院校的课程设置中，师范教育的课程挤占了专业课的时间，因此，师范院校毕业的人，如果课余自学不够，在专业素质方面是容易有些欠缺的。自己知识面太窄，底气不足，自然无法组织课堂讨论。当然，我这么说，丝毫没有菲薄师范院校毕业生的意思。像邢福义，就是华师毕业的，那完全是大家风度。

相对于“师”，“高”的问题更迫切。因为教务方面毕竟有多年积累，有章可循，而科研方面则底子确实比较薄。科研处最苦恼的，就是我们的高水平成果不多，成果的开发与利用更差。不过，经过努力，科研方面的起色，比教务方面还要大些。

究其原因，一则科研原来的起点低，因此有一点进步就看得出来。

二则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老党委在年轻教师中选择了一些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如马列主义的李会演、教育系的杨葆焜、地理系的景才瑞、物理系的刘年寿、化学系的张景龄、中文系的王庆生等，此时都已成长起来，成为学术中坚。

三则老师们的干劲足。很多专业的老师，主动来找我谈本学科的发展趋势，站在学科的前沿，论证该从何处下手提高本校的水平。那时找校长的，不是完全没有私人请托的情况，但出于公心的占多数。这样群策群力，很多好点子都汇聚到我的面前。学校方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创造条件，给予支持。

四则负责科研的副校长邓宗琦非常出色，认真负责。很多重点研究项目的设计，一些项目的推广，他都和我一道，亲临一线。那时文科完全没有经费，为了文科的发展，学数学出身、曾经当过科研处长的他，还主动从理科的经费中想方设法匀一点出来给文科。

经费确实是那时令高校领导头疼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想恢复音乐系和美术系，上面同意恢复，但经费自筹。我们就只好硬着头皮，一个钱一个钱抠出来，艰难地往前推进。但也总算走过来了，现在华师音乐系和美术系发展得都不错。

由于师范院校经费很有限，我们特别强调“好钢要用到刀刃上”，该扶持的尽力扶持，但也绝不因为怕得罪人而面面俱到，因为那样做只会坏事，到头来会什么都做不成。民国时代的教会大学，经费方面无法与国立大学比，但也做出了很多成绩，其“秘诀”就是重点扶植一些学科，因时就利，做出自己的特色。我在教会大学读过书，对此有些印象，因此，自己主政华师的时候，也走重点突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