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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文学共和国的解体（第2页）

明确禁书的目的，不授予影响恶劣的书版权。

以尽可能严厉的手段惩罚那些未获许可印书的人。

向检查官只传达确定的规则。[348]

另一个场景的主角是间谍和警察。当时法国的警察队伍里有两类职业，一类是间谍、密探，另一类是仆从或非正式人员；他们承担的任务随意，四处行动，充当宫廷间谍、城市间谍、床边间谍、道路间谍，尽力捕捉那些能为之带来收入的违法言论。[349]警察内部纷争不断，间谍手下有小间谍，职位高的间谍监视下级随从，看其是否尽职尽责，大小间谍不时因卑微的收入相互为敌，在正规的警察机构中，这些事也很常见。古皮（P。-A。-A。Goupil）是巴黎警察局下级警察，负责图书审查，妄图以阴谋诡计获得晋升，结果冒犯了上司勒努尔（J。-oir）——警察局的副官，而被关入巴士底狱，之后转移到文森监狱，“在押期间，突然死亡”[350]。这群让人畏惧的败类维持着公共秩序，那些冒犯权威的人、禁书出版商、经营走私生意的零售商提心吊胆，“在巴黎，民众活在枪口下，面对警察官员时涕泪交零”[351]。

路易十五时代的巴黎有数量空前的间谍，两人低声说话时，会有佯装闲逛的人窃听。[352]旧制度为公共聚会提供合法话题，因不时有乔装打扮的密探，民众难以把握合法界限，只能谈论无关痛痒的琐碎事。“若想隐瞒一个人的去世，要在耳边低语，他死了；然后补充道，在新制度下才能谈论这件事。”[353]18世纪后期，巴黎普洛科普（Procope）咖啡馆里的人性情各异，戏剧家布瓦丹（Nidin）独自高谈阔论，不与人打交道；语言学家弗莱勒（NicolasFréret）惯于推理，时常诉诸引文与权威，不是使自己显得博学，而是完善他的哲学原理；特拉松神父在希腊语、拉丁语和几门现代语言上学问广博，还是几何学家、物理学家，天生有哲学精神。[354]梅西耶记录了一个场景：“闲言碎语最惹人烦，一刻不停地聚集在报刊杂志上，巴黎式的轻信没有限度……有一个人上午十点到咖啡馆，晚上十一点离去，只在那里喝加了牛奶的咖啡，吃蛋黄牛奶汤。”[355]关于咖啡馆的现代想象遮盖了18世纪的沉闷，以理性、公益为主题的辩论确实会发生于咖啡馆，那里也是流言的发酵地，充斥着高傲、无聊与冷漠。

旧制度鼓励那些冲击哲学团体的报纸，坚持现代观念的人时刻有危险。大小文人一不小心就进入警察局档案，成为密探监视的对象，包括格萨斯（Gorsas）、奥多恩（Audouin）、杜波尔（DuportduTertre）、德拉克洛（Delacroix）、梅西耶、马拉、谢尼埃（ier）、弗雷隆（根据布洛诺的研究，弗雷隆是间谍[356]）、巴尼斯（Panis）等。马拉在档案里被描述为江湖骗子，“很多病人死在他手里，他却有医学博士学位，只是买来的，于是被逐出巴黎”[357]。卢梭因第戎科学院征文比赛出名，1753年，巴黎警察局有了他的档案：

卢梭，日内瓦人，作家，四十一岁。思维敏捷，写了几部文学作品，引起激烈的批评，完成几部戏剧，演出非常成功，他还负责《百科全书》中的音乐部分。[358]

17世纪末，巴士底狱里羁押的多是新教徒和异见者。1691年，有24人；1692年，26人；1693年，20人；1694年，26人；1695年，9人；1696年，9人；1697年，7人；1698年，7人；1699年，28人；1700年，28人。对新教徒的迫害接连不断，耶稣会打压冉森派，对不当言论的追究变本加厉，有人被囚禁一生，最后死在那里，有人经受不住牢狱之苦而疯了。1725年，特鲁瓦（Troyes）教区的冉森派教士维兰（PierreVaillant）因宗教问题被关入巴士底狱，不久神志不清，起初说以色列先知以利复活了，最后又说自己就是先知以利，三年后被释放，前提是离开法国，流亡国外。[359]

路易十五时代，巴士底狱有了新功能，“不只为专权与傲慢服务，更要千方百计地维护政权的存在，至少在国王去世前不能崩塌”[360]。士兵皮埃尔（Pierre）画了几幅讽刺C先生的画，被羁押于此。[361]伏尔泰、特拉松神父、狄德罗、马蒙泰尔、弗雷隆、拉博梅尔（LaBaeumelle）、弗莱农（LeduFresnoy）、莫尔莱神父、西格妮（Signe）、邓桑夫人、米拉波伯爵等文人都蹲过监狱，可能是在没有窗户的狭小房间，在昏暗与恐惧中反思罪过。[362]1713年，伏尔泰十九岁时，因一首讽刺诗《我看见》（J’aivu）被关入巴士底狱十三个月，他的过错在于诗歌的最末一句：“我看见那么多问题，我还不到二十岁。”[363]1726年，他因与罗安（Rohan）骑士的纷争又被关在那里，弗莱勒（Fréret）可能在巴士底狱碰见过伏尔泰，他因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而被人嫉恨，尽管是新晋院士，仍逃脱不了厄运。1715年2月26日，凡尔赛宫国务秘书瓦赞（Voysin）致信巴黎警察局长达尔让松侯爵：“国王知道弗莱勒先生，他支持冉森派，他的老师罗林（Rollin）也支持该派，他的母亲是克劳德（Le。Claude）的姐姐，克劳德以前在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冉森派基地，该派与耶稣会矛盾重重，为此受打压），根据国王命令已将其送进巴士底狱，有人怀疑弗莱勒写了几本反对现存制度的下流作品，还可能未经许可出版了反对

丹尼尔神父的书。”达尔让松当即行动，派巴赞（Bazin）和尚特皮（tepie）缉拿弗莱勒，那时他正在研究地图，警察在其书房中发现许多作品稿件，一一清查，当天将他送入巴士底狱。据现代学者图纳米（Tournemine）的研究，弗莱勒那时专注于西班牙史和法国君主制的起源问题，“他所遭遇的不幸起因于误会或流言”。[364]

巴士底狱和文森监狱是文人难言的痛，“押在囚车里的人，路过监狱堡垒入口时就抛弃了希望和自由”[365]。办报人兰格（S。-N。-H。Li）因与政府和百科全书派的矛盾被关进巴士底狱，出狱后对专制暴行气愤不已，心里又有抹不去的恐惧，害怕再次被反复无常的权力羁押，于是流亡国外，去过瑞士、荷兰，最后定居伦敦。塞尔凡（Servan）曾被关在那里，出狱后健康变坏，胃部出了问题，久治不愈，一想起那段经历，他就有难以言表的恐惧，像是**。[366]1777年3月，萨德因僭越伦理被岳母送进文森监狱，羁押于十一号牢房，一个宽阔的单人间，七天后，他恳求妻子救他出去：

我从未遭遇今天这样的事……我希望你要求他们允许我在饭后有活动的时间。过去七个夜晚，我只能睡一小会儿，白天吃的全吐了。让我出去吧，我的好朋友，让我出去，我求你了，每一天我都觉得离死亡更近了。[367]

1749年在文森监狱时，狄德罗致信法国掌玺大臣达格索（Daguesseau）和警察局长拜耶（Berryer）：“我在巴士底狱已二十天，无法照顾妻子和摇篮中的孩子，身心痛苦，快要死了。”[368]他的罪行比预想的严重，因为警察局将不是他的作品归咎于他：《盲人书简》、《不得体的首饰》、《哲学思想》（Penséesphilosophiques）、《思想之路》（AlléesdesIdées）、《白鸟》（Oiseaublanc），于是他接连给警察局长写信，极力澄清，诚心诚意地认错。1752年2月21日，负责出版审查的马勒泽尔布持秘密逮捕令去印刷商勒布莱顿（LeBreton）家里搜查《百科全书》的手稿和印模，狄德罗闻讯后悉数上交，25日，他得知受缉捕后即刻逃往柏林。[369]狄德罗晚年回忆文字生涯的艰难：

我为《百科全书》奋斗了三十年，所有想象得到的迫害我哪一样没受过……今天我不谈形形色色的恶意诽谤、肆意攻击，我曾处在丧失尊严、财产和自由的境地，手稿东挪西藏，他们不止一次企图抄走，我好几夜待在窗前，等着人家执行粗暴的命令。[370]

在孤独、无助与惊惶中，现代思想的尊严**然无存。伏尔泰流亡英国时观察到两国的差异：“在英国，哲学家为人尊敬，担任公职，去世后与国王墓地相邻；在法国，逮捕令是针对哲学家的，神职人员攻击他们，有讽刺，有诽谤。”[371]卢梭对于囚禁有所畏惧，1762年，巴黎天主教会要将其关入高等法院收押监狱，他不得已四处流亡，而身边的朋友一不小心就被羁押，不知道是为什么，心情更加不安，害怕那只看不见的手遣来一群言语礼貌、行为粗鲁的警察：

我们可怜的朋友居伊（Guy）在巴士底狱已有一段时间，我收到巴黎朋友的来信，说他因为翻译沙罗代《回忆录》的一部分。我也收到居伊写给我的信，他说一点不合时宜就把自己送入大牢。[372]

严酷的舆论环境对卢梭有两方面影响：一是天主教会对其写作风格的干扰，谴责《爱弥儿》的自然宗教观，他不觉得自己有错，心中的沉郁却无从消解；二是“间谍”“跟踪”“监视”等用语进入他的语境，刺激了他的精神，与被害妄想症的发作有关，与他退出文学共和国也有关。1770年，卢梭致信圣·日耳曼时提及敌人对他的迫害，将他关入监狱是阴谋之一。

控制个体思想的意图是旧制度的污点，让人一时沉默，但言辞上的屈服与内心的不满往往相伴而生。1755年，《文学选编》（Choixlittéraire）呼吁保障思想自由：“若将世俗权力或是权力的影子塞进文学共和国，想借此引导或推进才智的进展……这是荒谬的、危险的，权力会让文人沉默或撒谎。”[373]良言流于空，巴士底狱被一步步塑造为统治强力的象征，或恐吓手段，惯于使用的人不觉得有弊端，更无意革除。1785年，一名年轻人向书报审查委员会递交为卢梭辩护的信，得到的答复是：“烧掉它们，不然一定把你关入巴士底狱。”[374]1789年，有过牢狱之灾的兰格、塞尔凡、弗雷隆、布里索和米拉波侯爵都参加了革命。1790年，攻克巴士底狱一周年之际，有人在诗歌里将此举视为“法国人对暴君、阴谋和专制制度的胜利”[375]。梅西耶在《巴黎图景》中记录了不满宣泄之后的感受：“我亲眼见到那场革命，令人讨厌的古老制度再不会出现了。”[376]

文人因生活窘迫或警察的计谋充当间谍，他们熟悉文学共和国的机制，容易捕捉到反教会、反政府的言论，但后果严重。一个人有双重身份，忠诚与背叛、善良与邪恶的界限变得模糊，健全的交往难以维持。文学共和国本来就有许多社团、学会、科学院、阅读会，与之相应的是截然不同的趣味：崇古或厚今，勇敢或怯懦，有对理想社会的思考，也有为专制的辩护，各执一词，关于如何改善风俗、如何变革教育、如何培育美德、什么是合理的制度，相关的讨论总是四分五裂，加之严酷的舆论环境，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更小。

这是让人沮丧的风俗，但败坏中尚有希望。在四处监视下，批判意识未消失，它有勇敢的仪态，尽管有那么多人为此入狱，但仍有人这样做。当牢狱之灾等在家门口时，他能逃跑，若跑不了就得受惩罚。在狱中，开明人士会尽力保护他，改善他的生活，三餐之外能喝上波尔多的葡萄酒；出狱后，即使一贫如洗却有荣耀感，获得同侪的敬意。这是旧制度时代法兰西民族的希望，相反，如果在困境中没人勇敢地思考民族命运，这个民族在现代历史上会受到严厉批判。

旧制度的风俗隐藏于一个人的命运。1754年，布里索生于离巴黎不远的小城夏尔特（Chartres），家中十七个孩子，他排行十三，父亲经营一家餐馆，家境中等，兄弟姐妹多，若想活得体面，只能自己努力。他勤于思考，幼时读过普鲁塔克等人的古典作品，热爱旅行和自然界的物象，正直勇敢，有时鲁莽不现实，同伴称为“堂吉诃德”。在夏尔特中学的几年，因教育理念和方法普遍落后，他所获不多：

七年里唯一的目标是完善拉丁语和诗歌技艺，我真为没有碰到有学识的人而难过……所有精力用于记忆，写作无非是拼凑不同作者的文字，现在想起来觉得脸红。[377]

十五岁毕业，前途渺茫，不知道干什么。生活重担已在身上，他想过经商，在故乡不认识大人物，与之关系亲密的一个姐姐劝他以行商为业，辗转各地卖衣服，他觉得不好。他有机会进入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当学徒，勤奋努力，对于公共权力和市民法学有独到的研究，自学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地理学知识，跟随一位德国人学习德国哲学，读遍了当地人奥罗（Horeau）家的藏书。一晃三年，他厌倦了故乡的生活，有一天在街上遇见一位巴黎来的女士，为她言谈中的修养所吸引，遂想去巴黎闯**。在他心里，那个城市意味着知识与希望。刚到时，庄严的建筑、热闹的场面、优雅的言谈，一切近在身边，却与之无关，盘缠所剩无几，不得不为生计奔波。他希望成为全职作家，像卢梭、伏尔泰和狄德罗一样功成名就，刚发表两篇小文章《破锅》（Potpourri）和《论律师的独立》就引起警察注意，准备将其缉捕监禁，他因感冒回故乡养病，躲过了牢狱之灾。回来后，他想在报刊业里找生路，与《科学与艺术通信》的主编联络，没有音讯。后与兰格相识，兰格创办了《政治文学报》（Jouriqueetdelittérature），对于贫富分化引起的社会危机有忧虑，但因其与百科全书派为敌，布里索由此被百科全书派视为对手。他听兰格说百科全书派、庞库克（ckoucke）出版集团与法国教会和宫廷的隐秘关系，就决意与权贵集团对抗。[378]

自出版《百科全书》后，庞库克家族在官方出版界影响很大，庞库克担任皇家印刷局（Imprimerieroyale）和皇家科学院的出版商，与宫廷、教会、科学院往来密切，控制众多主流刊物的发行。对于那些出身低微、难在巴黎立足的青年人，获得他们的赏识是梦寐以求的事。苏亚尔（J。-B。-A。Suard，1732—1817）经由这条路而功成名就，他来自贝藏松，二十岁进入若弗兰夫人的沙龙，结识狄德罗、孟德斯鸠，以及《法国信使报》的主编雷纳尔神父，陆续在该报发表小文章，1754年12月号上有他的《论法国哲学的进展》（IdéedesprogrèsdelaphilosophieenFrance）。1760—1762年，苏亚尔与阿尔诺（F。Arnaud）、普雷乌斯特（Prévost）和吉尔比（Gerbier）合办《外国杂志》（Jer），之后担任《法国公报》主编，1764—1766年与阿尔诺神父创办《欧洲文学杂志》。1766年1月，他娶了庞库克的妹妹阿美里（Amélie）小姐，婚后感情很好，阿美里随夫姓，更名为阿美里·苏亚尔（AmélieSuard），她对丈夫赞誉有加：“身材中等偏上，很匀称，眼睛小，但有神，目光温和，言行得体，看起来受过最好的教育。”[379]1772年，苏亚尔接替去世的杜克洛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他没有大文章，只因参与编写《百科全书》，并与达朗贝尔一道对抗法兰西学院中的黎塞留派，该派受到路易十五的情人巴里（Barry）夫人的支持。1778年，庞库克接管了《法国信使报》，苏亚尔出任主编，1785年又担任《巴黎日报》的审查员，革命时代涉足《国内外政治新闻》（iquesrangères）、《日常事务报》（Quotidienne）的编辑事务。[380]

布里索对百科全书派的批判有堂吉诃德的风格，顺从理想，怠慢旧制度下的大人物，自此断绝了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只能选择一条独立自主、充满风险的路。1778—1779年，他负责编辑《欧洲邮报》（Courrierdel'Europe），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对财产权利的思考》《刑罚理论》《论发现真理的方式》。他还参加夏隆科学院（Académiedearne）的征文比赛，第一回的题目是：“如果证明被告是无辜的，是否应对他赔偿？”第二回的题目是：“在法国，哪类刑法不严厉，却最能抑制犯罪？”1780年，他在夏隆科学院当众朗读论文《如何在不损害公共安全的条件下减轻刑法的严厉程度》，但寥有收获。[381]父亲去世后，他继承四千或五千利弗尔的遗产。在巴黎难以实践理想，就去伦敦创建“学园”（Lycée，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办的学校的名字），一个哲学家中心，希望为欧洲学者建立联系，创办附属刊物《伦敦学园报》（JournalduLydres），经营不善，负债累累。

1784年，他回到法国后运气糟糕，“一次失利会导致再一次失利”[382]。同年7月，他被关入巴士底狱，罪名是在《王太子的诞生》里讽刺王后，几篇匿名文章归入他的名下，尽管他在狱中接受审问时才听到这些题目：《博朗旅店的晚餐》《关于巴士底狱的思考》《受到理性法庭审判的法国国王》。两个月后获释，出狱时的感受说明牢狱之灾对个体心理的影响：

我被关了两个月，在阴沉的黑暗中活着，再次看到光明是怎样快乐！两个月的羁押长如两个世纪。向专制制度的**威屈服，那是多么残忍的时刻！[383]

心中有失败受挫的阴影，他仍想在文学共和国谋得一席之地，为此与纳沙泰尔出版公司（Sociététypographiquedeel）联系，自费出版《立法者的哲学图书馆》《刑法理论》《论发现真理的方式》《英国政治遗嘱》。18世纪后期，文学职业越来越粗鲁，若要诚实就难发财，书籍出版量增加，阅读兴趣不像之前那样热切，巴黎到处是小册子，合法的、非法的，“多数出版当天就消失不见”[384]。布里索雄心勃勃，满以为他的作品会受人欢迎，没想到欠债12301。9利弗尔，迫于生计他成了巴黎警察局的密探。革命时代，他坚决予以否认，但巴黎警察局副官勒努尔的手稿证明他在说谎：

布里索从巴士底狱出来后一直为警察局服务，一年来与为我送情报的秘书联络，获得报酬，每月五十埃居（合三百利弗尔）。[385]

1793年，他被罗伯斯庇尔关进监狱，等候审判时完成了《回忆录》：“生活贫困，很难找到工作，能让我独立自由地思考，表面上自由，心中悲惨，有过危险的交往，也以不高尚的手段谋生。”[386]虽不能确定“不高尚的手段”是对间谍经历的暗示，至少说明为了活下去，他做过让良心不安的事。1780年，他与警察的通信说明了何谓不光彩的作为：“巴黎警察局的马丁先生告诉我，《卢梭作品集》有九个版本正在印刷，这会淹没法国。”[387]他曾到瑞士拜访过卢梭，喜欢《忏悔录》和《漫步遐想录》的风格，读完后学卢梭的样子在黄昏的树林中漫步，他读过《爱弥儿》、以阐述美德见长的《新爱洛漪丝》，及其三部自传。[388]从事间谍工作时，他监视过卢梭的作品，而这是卢梭恨之入骨的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