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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文学共和国的解体02（第1页）

第六节文学共和国的解体02

间谍制度以独立自由的精神为专制权力献祭，破坏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政治批判本来就是动辄得咎的事，对关键问题避而不谈会被人指责，而一旦涉及又会触怒希望维持现状的实权派。加之旧制度的保守性，公共舆论因此有不健全的倾向，人们见面时尽量不谈论宗教、政治、道德，以及当权者、有声望的团体和略有地位的人。《秘密通信报》上多是奇闻逸事、滑稽剧和讨巧的故事，不严肃、不真实，“在这个违背常理的世纪，**与卑劣大行其道，法国人只关心细节、麻烦事、无聊的阴谋”[389]。而那些不满现实的人将批评讽刺融入色情故事，以**的表象掩盖严肃的真相。在18世纪的书商慕维兰（Mauvelain）与纳沙泰尔出版公司的交易书目里：186部宗教书籍中的126部是讽刺作品；319种政论作品中的146部是诽谤作品；206部色情小说中的49部是反教会的；285部一般性作品里有178部是流言蜚语，诸如《教会的不宽容》（L’Intoléraique）、《教皇旅行故事》（Histoiredesvoyagesdespapes）、《巴士底狱回忆录》（MémoiressurlaBastille）。[390]乌托邦文学更流行，那是虚构的批判语境，将理想制度安放在遥远的海岛上，民众阅读时会忘记现实，沉迷于未来如何美好的幻梦。乌托邦文学对抗的是天主教的赎罪理念：一个人在世俗生活中历经苦难，不合情理，却是注定要承受的，他只能在虔敬中等待最后的审判。乌托邦文学源自现实苦难，但它不想直面苦难，并拒绝苦难的意义，有时要逃离，所以难于实践。

旧制度晚期的法国到处是秘密，从阴暗的巷子飘出来，从咖啡馆飘出来，钻进耳朵，扰乱理智与情感，然后控制人的嘴唇。报刊乐意用“秘密通信”“秘密回忆录”之类的名称，批判政治和宗教弊端时将现实化为寓言，在虚构的语境里指桑骂槐。在封闭的社会，文字介入政治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人不辨是非，滥用它的名声，结果文字被视为扰乱人心的祸患。1768年，卢梭休谟之争后不久，《卢梭休谟是非辨》追溯了公共性（Public）的源头，“它是古代的树，自世界诞生之日就已种下，无数次枯荣后生发茂密的枝条，与主干相连，它追求正直，为真理主持公道”[391]。但在旧制度下，健全的公共性有违权力说教就会被驱逐，鉴于此报刊采取了隐晦的说理方法，“为了作者的人身安全，编辑有必要隐藏真实”[392]。接触不到真实的人渴望了解真相，而匿名作品能满足好奇心，作者又可免受责罚，于是大行其道。《文学选编》和《秘密通信报》上就有很多此类的文章，《轶闻报》（Aes）以更隐晦的方式为匿名作品辩护：“我们为公众奉献的秘密信件是为了勾画各种讽刺场景，若没有它们的映衬，很多事实不会让人觉得有趣。”[393]这一类场景符合福柯的论断：所有文章，不论体裁、形式还是价值观，都是匿名的低语，文本里没有作者信息，读起来像在梦幻里。

在匿名的语境里，人性尽显无遗。没人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舆论耽于论战，幻象横行，消解民族意识的现实感，法国革命前谣言四起和集体恐慌的心理与此有关。1789年7—8月，攻占巴士底狱后，乡村舆论里有一个“贵族阴谋”，说他们正在调集兵力，准备镇压叛乱，谣言从多个中心向外传播，导致8月4日国民公会对封建制的废除。[394]开放的社会有驱逐谣言的力量，封闭的社会则不然，谣言与无处不在的秘密联袂而行，假的看似真的，真的说不清自己是真的还是假的，顽劣与虚假驱逐了真实与良善，由此改变了旧制度下情感和理智的内部结构。1775年，法国剧作家博马舍对此失望至极：

我见过多少正直人，几乎为谣言压得翻不了身。任何无稽之谈，只要炮制得法，无不能让大都市里游手好闲者信以为真……先是小小的谣言，好像暴风雨前飞燕掠过地面，以“最弱音”传出去，毒辣的言辞就随风飞扬，从一个人的嘴里，用“弱音”巧妙钻进另一个人的耳朵。至此，祸根就种下了，谣言蠕蠕而动，以“加强音”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呼啸、膨胀，转眼工夫庞大无比，向前挺进，振翅而飞，盘旋环绕，忽而像爆炸，忽而像雷鸣，终于成为憎恨和毁灭的大合唱。这样的谣言谁能抵抗得了。[395]

18世纪40年代，巴黎地区流传过一个让人寝食不安的谣言，说有人要抓男孩子，放他们的血，给一位公主洗澡，她的病只能这样被治愈。孩子们的家人纷纷去学校，其中有梅涅特（J。-L。Ménétra，未来的玻璃工艺家）的父亲，他带领七位肩扛棍棒的健壮造桶工，生怕自家的孩子被人掳走。谣言的冲击力已趋失控，混乱中，几个倒霉蛋被打身亡，一人的遗体在格莱维广场上被放火焚烧，为平稳人心，政府在格莱维广场当众处决了三个造谣者。[396]这个童话般的谣言里有两个关键词，“巴黎”和“公主”，为什么君主制下的首善之区会有这样的事？为什么谣传的源头是公主，她的病如此奇怪，却有那么多人信以为真？

旧制度后期，文学共和国有解体的危险，仅凭一己之力，它无法维护本初的精神，只有革命能一夜间打碎禁锢它的枷锁。但法国革命的意义并非都是积极的，一个身处困境而无力自新的民族不一定有力量驾驭革命，一个眼看矛盾积累而无力化解的民族不免承受动**的命运。1788年5月，布里索艰难异常，几近破产，于是去北美旅行，得知重开三级会议的消息后回国。此时的法国与他赴美前已大不相同，在急剧的变化里有传统断裂的危机，他却视而不见：

之前法国人生活在奴役中，现在是自由的；之前有人指责他们软弱无力，现在却有最具冲击的力量；之前他们被批评无知，现在却展示了最深邃的政治知识；之前他们轻浮多变，现在的思虑深沉坚定；之前有人说他们不可能达成一致，现在却在原则与行动之间有良好的统一。[397]

在新生的希望中，布里索创办了共和报刊《法国爱国者》，1788年2月与银行家克拉维耶（EtienneClavière）一同筹建“黑人之友协会”（SociétédesamisdesNoirs），1790年和1791年向国民公会提议取消奴隶贸易。[398]革命时代，他入选巴黎市政府，后担任国民公会议员。1791年7月，路易十六在逃跑路上被捕后，他转变了保皇立场，主张国王退位，法国实行共和制，同年9月入选立法议会，隶属吉伦特派，与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对抗，抵制无政府主义。判决路易十六时，布里索赞成处死，但要获得人民的认可，被斥责是“保皇主义者”，最终沦为雅各宾派狂放理想的祭品——1793年10月31日与其他吉伦特派一同上了断头台，时年三十九岁。他是旧制度造就的革命家，本来要消灭旧制度，却被视为旧制度的辩护士。法国历史有相似的悲剧性，启蒙是要改造旧制度，却被旧制度改造，革命是要取缔旧制度，却在旧制度的恶风俗里挣扎。

纠缠于历史的复杂性，难有理论创造，若置之不理会有风险。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已是一种演绎史学的依据，认同者以之解释现代社会的进程，而不去检验它的依据是否充分。夏第埃（Chartier）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研究的是老问题，即启蒙与革命的关系，“革命前的公共舆论在自由的氛围里日渐政治化”。这一点不错，但他将启蒙舆论理想化，视之为独立的语言空间，思想交流平等，社会等级可以忽略不计：“个体对理性的公开使用没有限制，也无禁区，理性的批判功能不再因对宗教和政治权威的尊敬而受限制……舆论能合法地质疑。”[399]为此，李尔第从档案里发现沙龙的各个面向，补充哈贝马斯的理论，纠正理想化研究方式的不足：沙龙里的平等与优雅是旧有的附属关系，文人因对年金、荣誉和人身安全的渴求而无自主性。[400]

革命前的法国，代表型公共领域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纠缠不清，其中有足以说明代表型公共领域强大力量的档案，也有佐证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资料，若偏于一端，理论的解释力会有所缺。哈贝马斯过于强调历史的同质性因素，忽视与理论相悖的事实，英国历史可为之提供充分依据，却不符合法国历史，因其未能涵盖文人纷争、报刊舆论与不实传言的关系，以及旧制度对现代人格的压制。德国学者埃莱（G。Eley）批评他“夸大以阅读为中介、以交谈为核心的公共交往的合理层面”[401]。

法国旧制度风俗对哈贝马斯提出挑战的，首先是依附性人格与权力的矛盾关系。文人的现代身份意识是最早萌生的，很强烈，却不独立。在外部意义上，世俗法律不会保护它；在个体心理中，过分的自尊使他们自我孤立，“若与之相处，就要不停地赞美，或是听完他们的论断后给予褒奖，他们的自尊一受伤害就会愤怒，会复仇，与之交往费力又危险”[402]。阅读者人数多，并非以商人和工业家为主，而是金融家、贵族、律师，以及有定期收益的人。[403]他们倚重旧制度，对现代意义的自由平等观念缺少认同感。咖啡馆、邮局等公共场所聚集着对公共话题有兴趣的民众，他们获取的信息与发表的评论距离真实更远，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而革命前夕的沙龙仍是代表型风格，形式重于内容，说教偏离现实，而非文学共和国特有的交往空间。路易十六时代，凡尔赛宫每星期六天的聚会是私人社交，繁文缛节没有被市民阶级的亲密无间取代，梅尼公爵夫人的宴会里有宫廷生活解体的征兆，但终究是征兆。哈贝马斯将重农派沙龙当作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存在依据，但它受宫廷的特许和保护，成员与上层社会关系密切，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这是重农派沙龙的特点，也是旧制度沙龙的普遍特点，参与者多是文学共和国的上层公民，对于政论性话题措辞谨慎，或是回避。“彬彬有礼的沙龙”是19世纪的创造，确切地说“是工业时代的怀古情结对抗乏味交往的方式”，巴尔扎克、司汤达、奥莱维利（Barbeyd’Aurevilly）有这样的倾向，而这掩饰了沙龙里的物质利益交换和残酷的生存斗争。[404]当时的文人有四类：

特权阶层，包括25%的神职人员，10%的贵族，5%～6%的军官和政府人员。

贵族属下（秘书、图书管理员和家庭教师）。

三分之一的文人是开明的业余爱好者。

其余15%是以笔杆子谋生的职业作家。[405]

主持沙龙的贵夫人与文人的平等是表面的，一种互相尊重的游戏，“彬彬有礼不能消除交往时的紧张、力量差别，以及财富多寡引起的不平等，身份等级显而易见”[406]。18世纪中期，若弗兰夫人在巴黎的家中主持沙龙，周三晚上招待哲学家，周四晚上招待艺术家。1812年，在她去世四十年后，勒莫尼（A。nier）在《若弗兰夫人家的一夜》（UnesoiréechezMadameGeoffrin）的画中虚构了1755年的一次聚会，当晚讨论的是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L’Orphelindelae），54个人都是文学共和国里的活跃人物，有神父、政客、上层贵族、大家小姐、有权势的哲学家，有坐的，有站的，而坐或站暗示身份的高低（图3-2[407]）。根据塞古（P。deSégur）的考证，“他们从未同时到过若弗兰夫人家里，有人根本就没去过，1757年丰特奈尔已去世，1755年勒皮纳斯小姐刚满十三岁，1764年才进入沙龙界”[408]。所以，历史学家不会对之满意，艺术的写实性与虚构性相互交错，会误导那些想了解旧制度沙龙内景的人。但这幅画广为流行，一方面在于其中复杂的政治意义，“19世纪早期，一个质疑革命的观点是‘伏尔泰和卢梭的错误是革命的原因’，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皇后需要一幅描述这两个异教徒及其追随者的画”，所以勒莫尼献给了她。[409]另一方面在于那时的人对于启蒙时代的怀念，但怀古之情虚构了一个文人和睦的场景，艺术以写实的名义违背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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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若弗兰夫人沙龙聚会，朗读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18世纪中期，在文学共和国里获取荣誉的方式有所转变，之前靠才华，之后靠交往技巧，一个人想要出名，又不乏手段，成功的可能性更大。法兰西学院院士、黎塞留公爵（DucdeRichelieu，1696—1788）对此不满：“要进入沙龙，所有才能中首要的是善于交往。”[410]若研究那些在巴黎沙龙中走运的人，或是科学院的选举过程，就会发现沙龙是文学界和上层社会的中介。1775年，哈珀（Harpe）想进入法兰西学院，凭一己之力异常困难，同年3月，他在内克夫人的沙龙里朗读悲剧《流亡者》（Menzikoff，oulesexilés），关于俄国王子蒙兹考夫的故事，听众里有外交官和贵族，包括英国驻法大使、卢森堡将军和德方夫人，获得好评。[411]1776年，该剧在枫丹白露宫上演，王后很喜欢，为哈珀清除入选法兰西学院的障碍。鉴于此，现代学者埃利亚斯（N。Elias）说启蒙思想不与旧制度为敌，而是旧制度的一部分。

哈贝马斯提到，当资产阶级成为新型公共领域的主体时，代表型公共领域的陈规陋习就土崩瓦解。[412]这与法国历史有出入，旧制度晚期，教权、君权和现代意识形态没有明确界限，革命前，宫廷、教会控制着主流出版物，包括《法国公报》《法国信使报》《学者报》。1666年，在财政大臣柯尔贝（Colbert）的号召下，法国科学院（AcadémiedesSces）成立，最初的16名院士领取宫廷年金和研究经费，有年轻人做助手，在佩洛尔（ClaudePerrault）领导下编纂《学者报》，这是一群能接受新思想的学者，又不对抗宫廷。1668—1670年，高罗（JeanGalloys）担任科学院秘书，与掌玺大臣伯什拉（Boucherat）、《学者报》主编库赞（Louis）等文学共和国的大人物熟识，借助于此，他创办了杂志《数学与物理学备忘录》（Mémoiresdemathématiquesetdephysique），内容来自科学院的会议纪要。后来，科学院主席比农任命他为书报审查官，负责教会史和科学类作品。[413]

文人在交往中难以避开贵族，因其掌握着各地科学院的事务，根据奥尔良地区特权阶层人头税的数据，多数院士由贵族担任。[414]与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通信的多是巴黎人，教会人员和贵族居多，与狄德罗、卢梭通信的人多是下层教士。有才智的青年人想在文学共和国立足，要靠旧制度提携。心底里，他们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却迫不得已或不失时机地从中谋利。多数获益者没有得到正义的嘉许，他们轻视同侪，怀疑自我，文人的身份特征被名利消解。戏剧家博马舍借用西班牙马德里的场景批评相互鄙夷的后果：

他们疯狂的仇恨实在可笑，叫人厌恶。各种各样的昆虫、蚊子、评判家、嫉妒者、小报投稿人、书店老板、审查员，以及一切寄生在可怜文人身上的东西，把他们的精髓吸光吮尽。我已懒得写作，讨厌自己，也嫌恶别人，因此闹得债台高筑，囊空如洗，我相信剃刀所得的实惠比笔杆子挣来的虚名要强得多。[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