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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2页）

[30]［日］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东亚同文会第13回报告》，1900年12月。

[31]1900年2月6日章炳麟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95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其时章与康、梁均有通信，此为概述来信大意。

[32]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33]根据各种资料判断，该“井上”并非东亚同文会干事井上雅二，而是横滨华侨商人梁子刚。井上雅二参与了长江流域的中国国会和自立会的活动，却几乎不知道保皇会在两广的行动。

[34]《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见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30页。

[35]《致办事人书（二）》，见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16～119页。

[36]《徐勤致康有为书》，见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202页。

[37]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548～553页。是为保皇会电报密码中的办事暗码第434、435条。

[38]《香港兴中会章程》，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9]《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书翰篇，392页，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

[4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831页。

[41]《时务报》第14、15、17、19、21、28册分别转载《伦敦东方报》、日本《国家学会志》《温故报》的有关报导评论，如《某报馆访事与麦参赞问答节略》《英国律师论孙文被禁事》《中国私会》《论传言英将控告孙文一案》《论孙逸仙》《论中国内腐之弊病》等。

[42]章太炎：《口授少年事迹》《民国光复》，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39～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章氏称其闻言应道：“果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之优劣也。”其实梁启超并无贬意，他曾致函严复：“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7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43]［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14～115页。

[44]《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180页。

[45]1899年2月18日宫崎寅藏致平冈浩太郎、犬养毅函，陈鹏仁：《论中国革命与先烈》，24～28页，台北，大林出版社，1973。

[46]［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16～117页。

[47]何檠一称设学之议不闻发起于孙中山（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73页），实则此事确由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而起（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48]《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49]毕永年：《诡谋直纪》，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26页。

[50]［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29页。1899年2月18日宫崎寅藏致平冈浩太郎、犬养毅函称：变法期间，“在野的革命党才与他完全绝交，更骂他为贱骨头的变节分子”。

[51]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见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67页。

[52]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74页。

[53]《钦差大臣》，《大陆》第2年第8号，1904年12月3日。《大陆》第2年第5号（1904年7月8日）刊登题为《赦诏》的寓言：“南海有鲲，嬖于龙，旋得罪于龙母，窜南洋，匿某鳞家。一日，有狲踵门求见，鲲辞之，如是者三。狲乃告鳞曰：‘吾少游大西洋，见某洲一种族，以共和为主义，上下一体，其族大治。今吾族所居地位，大势岌岌不可终日，吾欲与鲲谋，出翻江搅海之手段，鼓动大风潮，破坏龙宫，建设独立厅，步武某洲。事成之后，谁为之长，自有公论。愿为我介绍于鲲。’鳞乃告鲲，鲲力却之。鳞问其故，鲲曰：‘吾之宗旨，至死不变者也。吾得宠于龙，因欲保之，他日总有用我之期。且外间谣言，皆谓我潜谋不轨，倘从狲言，是所以证实其事，可奈何？’鳞出辞狲，狲怏怏而退。”

[54]明治三十一年12月10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务大臣秘甲第823号。

[55]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2～43页。

[56]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3页。

[57]1899年4月1日《复宫崎寅藏函》，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186页。

[58]康有为离日，原因甚多。其一，伊藤博文访华时，李鸿章提到日本保护清国流亡者，对外交有所影响（明治三十一年12月23日东京警视总监大浦兼武致青木外相乙秘第932号）。其二，1898年11月日本宪政党与进步党分裂，大隈内阁瓦解，山县有朋的新内阁对流亡者的兴趣降低，不愿因此影响邦交。其三，继续接济康有为的进步党和东亚同文会中的有关人士，认为保皇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希望两党合作进行反清（详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175～177页）。

[59]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3页。

[60]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4～45页。

[61]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37～3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62]饮冰：《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4年第14号，1906年9月3日。

[63]1899年5月12日陈少白致犬养毅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

[64]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4页。

[65]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29～30页。

[66]1899年5月3日《与蕙仙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