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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盛铎参与谋划保国会的新证据（第2页）

[17]参见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807页，注释8。

[18]是年二三月间陈炽、李盛铎已经租好办报的房屋。稍后康广仁来沪主持大同译书局时，梁启超曾致信汪康年，称“旧《公论报》房子取值四十元，极便宜”，建议译书局与《时务报》分馆合租使用。详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60页。

[19]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590页。从陈炽给李盛铎的一封信看，邹凌瀚（字殿书）似乎也是报事的参与者。函云：“木斋仁弟大人阁下：前数日因右脚大趾踢伤，不能□□，卓如亦病，今日报谒殿书谈及报事，拟本日在一家春奉约一叙。六钟时乞早临为幸。手泐，顺颂台安。兄炽顿首。十九。”李盛铎档案，编号甲6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下同），第1函，第37页。邹凌瀚是江西高安县人，曾捐款创办《时务报》，并充该报记者，又曾参与发起戒缠足会。详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4166页，附录，各家小传。

[2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348页。

[2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5页。

[22]参见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229～230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

[2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5页。

[24]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59页。此信当写于三月十八日后。

[25]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3248页。

[26]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64页。

[27]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692页。

[28]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695页。

[29]《时务报》第15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影印本第2册，1030页。

[30]参见汤志钧、汤仁泽：《维新·保皇·知新报》，55～6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31]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初四日致汪康年的信函中，都表达出不能专心为《时务报》撰文的歉意，并对汪康年临时出手相助表示感谢；无奈之下，他还用麦孟华的文章用来“塞责”。详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6、1848页。

[32]参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512～5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3]参见马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载《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34]《知新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1897年2月22日），开始是五日刊，到五月初一日（5月31日）第20册开始，篇幅较前增加一倍，但却改为旬刊，从第112册开始又改为半月刊。除了资金因素，稿件来源、编辑力量不足等客观因素，当是主因。《知新报》从五日刊变为旬刊的情况说明当时办日报确非易事，须有更充分的准备，对创办新日报的梁、李诸人来说面临的考验不会更小。

[35]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516页。

[36]对陈炽有类似评价的还有翁同龢。陈炽乙未二月服阕回京，仍以员外郎供职户部，并在军机章京上额外行走。翁同龢视之为“通才”，“以国士遇之”，对其欣赏有加，加之有堂属之谊，关系似较密切。但稍后二人关系渐渐疏远。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翁同龢日记记云：“陈次亮炽来辞行，甚郁郁，此人有志富强，惟持论太高。”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945页。

[37]参见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22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1册，589～590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38]参见孔祥吉：《李盛铎与京师大学堂》，见《晚清史探微》，77～81页。孔先生所引李盛铎致康有为函，亦收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李盛铎档案中。函云：“长素尊兄阁下：昨走谒不值，甚怅。宗室侗五将军倾慕已久，属弟介绍，欲得瞻仰风采，乞于今午十一钟时，枉过敝寓一谈，伊在此专候也。幸示复不宣。弟盛铎顿首。”见李盛铎档案，编号甲62，第6函，第2页。按，此信似乎没有送到康有为手中，否则不会存于李氏藏札之中。该档案第6函中还有不少写给不同收信人但没有封口寄出的李盛铎亲笔书信，这些原件均由李氏或其后人粘贴在册，连同友朋来札一并被保留下来。

[39]梁启超：《记保国会事》，《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416页。

[40]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269～270页。

[41]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4页。

[42]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8页。此信简系便笺，写在印有“阔普通武”的名刺上。

[43]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19页。此信简系便笺，写在印有“张元济”的名刺上，并题“旧帘子胡同李大人台启”。

[44]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5册，2745页。

[45]《京都保国会章程记（录〈大公报〉）》，《湘报》第68号，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五日，影印本上册，597～59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46]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2页。

[47]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3页。

[48]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1页。此信简系便笺，写在印有“姚文栋”的名刺上。并署“帘子胡同察院李大人”之收信人信息。

[49]关于保国会参加者的情况比较复杂，茅海建教授在新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中有较为详尽的考订，可参见该书357～367页。

[50]《山东道监察御史张荀鹤折》，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507页。

[51]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事过境迁，梁启超与李盛铎在民初政坛上似乎又有过新的合作，但彼此关系已经很淡漠了。李盛铎存札中收有一封民国初年梁启超的信札，系秘书抄录者。札云：“政治研究会诸君伟鉴：前在都承欢招，缘时晷短促，道远不能趋诣，歉仄无任。还津后迭奉惠教，所策俄库问题，切实宏远，钦佩无量。《庸言报》祝词，深纫厚意，以第一号久已付印，未及登载，尤深耿耿。弟近顷有所感，于一切团体皆不欲生关系。前承贵会相推，本当自效，今以此故，乞消前议。至于贵会所欲举之事业，其有为绵力所能襄赞者，固深愿以个人资格随时与闻耳。敬复，专颂君安不备。梁启超拜首十二月初六。”见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0页。因《庸言》第1期出版于1912年12月1日，且梁启超这年写信已开始署阳历日期，故该信当写于1912年12月6日。政治研究会是民初的政治社团之一，据该会1913年出版的《国是》杂志第1期所刊《政治研究会缘起》一文，李盛铎是该会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惟梁氏后来很少提及此事。梁启超在该信中提出不与该社团发生关系，但研究会后来还是将他列为副会长，此事是否征得梁之同意，仍待考。上述关于信函时间及梁与政治研究会实际关系的考订，承北京大学历史系周月峰博士指教，特此衷心感谢。笔者以为，虽然梁启超与这个社团关系不深，但他与李盛铎再度有过合作应该是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