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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盛铎参与谋划保国会的新证据（第1页）

三、李盛铎参与谋划保国会的新证据

在戊戌年康、梁的政治活动中，李盛铎是有关联的人物之一。据孔祥吉先生考证，康有为戊戌年在北京除了自己上书外，还通过不少科道官员代递章奏，表达政见。李盛铎所上《时务需材请开馆译书以宏造就折》、《请明赏罚以行实政折》等即为康有为代拟。此外李盛铎还为康有为引荐过慕名求见的宗室溥侗，这些都表明他们交谊匪浅。[38]当然，李盛铎与保国会的关系在戊戌变法史研究中是一个更为重要话题。

李盛铎存札中还有梁启超的五通短札，以及康有为的一封便笺，皆与戊戌年保国会活动相关。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两次提到李盛铎与保国会的关系。其一云：“于时会试期近，公车云集，御史李盛铎乃就康谋，欲集各省公车开一大会，康然之。是为保国会议之初起。康复欲集京官之有志者，李不谓然，然后卒从康议，于三月廿七日在粤东会馆第一集，到会者二百余人，时会中公推李及□□□、□□□等演说，而李以事后至，是日公拟保国会章程三十条。”[39]其二云：“戊戌三月，康有为、李盛铎等同谋开演说恳亲之会于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车数百人，名其会曰保国。后李盛铎受荣禄之戒，乃除名不与会。已而京师大哗，谓开此会为大逆不道，于是，李盛铎上奏劾会，御史潘庆澜、黄桂鋆继之。”[40]上述说法已在政变之后，对李多有责意。当时李盛铎对保国会活动多有策划确为事实，现存梁氏信札系当日文献，可作补证。其一函云：

频日彼此相左，怅甚。茶会之议，前日所列京省中人才略备。其公车则两广、云贵、川陕、湘、闽浙此间悉有端绪，自余诸省尚未得领袖之人。请公于两江中人才开单见示。其各有所知，亦望示一二至盼。能否将名单拟下尤妙。此举似不可迟也。每日何时在家，兼乞见告，以便趋诣。馀容面罄。敬上木斋先生。启超再拜。[41]

另一函云：

顷见开列京官单，人才极多，似不可不邀致。惟公与南海先生合请，既虑有疏漏不便，似不如由超先行集京官、公车请之，似更无窒碍，以后公或合请或择请，其事甚顺，高明谓何如？敬上木斋先生。弟启超顿首。[42]

另有康有为致李盛铎的一张便笺，也谈及此事。笺云：

木斋兄长：昨以尊意告卓如，仍欲兼请朝士，即听公车办头一次。弟与公请弟[第]二次，亦当于数日间开办矣。敬请大安。弟为顿首。[43]

将此三函与《戊戌政变记》所记核校，可知，起初李盛铎与康有为商议开会，拟所召集者只限于应试公车，李不赞成官员（朝士）参加。后梁启超提议，第一次开会由他出面邀请京官和公车，第二次再由康与李一起联名邀请，或合请或择请可再议，似得到李的认可。李盛铎还为梁草拟了邀请的京官名单。叶昌炽说：“……（康）在粤东馆约茶会也，仲弢、木斋皆左右之。”[44]可见，李盛铎为康、梁策划，时人已知其事。

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第一次保国会开会时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据当时报纸报道，“三月二十七日，都下各衙门京官及各省之公车萃集二三百人，在南横街粤东会馆创立保国会，午后一点钟齐集议事，即在该馆戏园，三面环坐，众学欧西议院之例，保举在坐之人，得多数者，诣戏台前首席，向众宣讲”。[45]此外匠心独运之处，就是请李盛铎的家厨为这次茶会制作“洋式点心”。这与仿照议院推选演讲人之例好像是匹配的，完全体现主办者鲜明的西化倾向。李氏存札中有三封梁启超函件提到“洋式点心”一事。其一云：

木斋先生足下：闻公与康先生拟定茶会之举，倡用洋式点心，诚为简便。顷公车同人拟廿六日开第一会，不识公酌办点心系在某家，请示知，以便匡定。若属家庖，是日应用点心能否借办？琐琐并希示遵！琐琐奉渎，恃爱想见谅。专请大安。弟启超顿首。廿三夕。[46]

其二云：

承允叚[假]庖，感甚。点心约需百六十分之谱，其费若干，希示下，俾得送与贵厨措办为盼。诸渎清虑，恧仄之至。上木老有道。启超敬。廿四下午。[47]

其三云：

顷改期廿七茶会，昨奉借贵庖预备点心，请以是日为盼。木斋有道。超顿首。[48]

这三封函笺除说明在茶会期间采用西式点心的欧式风格外，还透露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即第一次开会时的人数。后据《国闻报》刊载的题名录，确定为127人，[49]从梁启超的信函看，他们计划只是160人上下，显然开会时没有到那么多人。因为有不少当事人声称他们并没有参加会议，康、梁却无端将他们的名字写入题名录中，如此说来，实际开会的人数可能还少于127人。虽然事先拟订了邀请名单，但很多人（如叶昌炽）没有来开会，这是当时的实情。换言之，一开始情况并没有康、梁和李盛铎预料得那么好。

透过这些信函也可以对李盛铎没有开会的原因再做分析。保国会未开之前，由于李不同意邀请朝士（京官）开会，原拟由李、康联名邀请开会的计划临时做了调整，改为第一次开会由梁启超具名邀请。既然李盛铎不主张朝士开会，第一次开会他本人没有出席，也在情理之中。待第一次开会引起守旧官员的忌恨时，李盛铎唯恐开罪于权贵，于是改变承诺，不再考虑与康联名邀人开第二次会，康、梁后来指责他“反复无常”应即此事。可以肯定，康、梁主导的闰三月初一（4月21日）第二次保国会李盛铎也没有参加。至于闰三月二十三日（5月3日）李盛铎以御史身份所上《党会日盛宜防流弊折》，虽在御史潘庆澜、黄桂鋆参劾保国会等之后，但其用意明显是讨好守旧势力，撇清自己与康、梁的关系。李在戊戌保国会前后态度的变化，使其巧宦伎俩流露无遗。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四日（1899年6月21日）御史张荀鹤上折称：“现驻日本使臣李盛铎，诪张为幻，上年康逆设保国会，盛铎实供其费。虑人指摘，缪为弹奏，奏草即康逆代定，踪迹诡秘，与康逆时离时合，密谋煽惑，物议沸腾。”[50]在“康案”发生后一年，还有人借保国会的题目参劾李氏，一方面说明李与康、梁在戊戌年的密切关系是人们所熟知的；另一方面，他好像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可见他与荣禄、徐桐等当权者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处处受到庇护。[51]

原载《江汉论坛》2009年第10期

[1]参见黄细嘉：《李盛铎与保国会关系考辨》，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有提及，详见下文；另见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3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3]《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源委》，《知新报》第66册，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澳门，澳门基金会；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901页下。

[4]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3页。此段引文亦见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63～64页。但二者标点略有不同。此处采用后者的标点形式。

[5]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6页。

[6]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8页。

[7]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65页。另，吴天任编著：《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所收此信标点与丁、赵所编年谱相同，见该书第1册，114页。

[8]该周报系由《中国差报》（LeCourrierdee）改名创办。1896年6月瑞士人喀斯推剌创办《中国差报》，聘法国人雷墨尔（G。Em。Lemiere）担任主笔。同年9月，该报转让给主笔雷墨尔，更名《中国通信》，并于9月11日正式出刊，1897年4月7日又由周刊改为日刊。1897年7月1日改称《中法新汇报》出刊，为教会所控制，中文名为《法兴时务报》。该报是法国人在上海及远东地区的主要日报，主要内容有商业广告、邮政信息、气象报告等，后增加新闻比重，1927年7月30日停刊。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102～103、108、11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既然该报确实于1897年4月改为日报，且中文名称又作《法兴时务报》，似多少当与汪康年有些关系。但因缺乏直接材料，详情仍待考。

[9]参见唐振常：《上海史》，28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0]李盛铎与陈炽曾经共同策划过一些商务活动。光绪二十二年初，清廷为偿还对日赔款再次谋划举借外债，身在上海的李盛铎曾为洋商从中介绍，陈炽在京极力撮合。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廿五日记：“到总署，与张公发两人电，致木斋，询借款。”十二月初三日记：“连日为李木斋借款事颇扰攘，今晨与二邸、荣君及同人发一电致木斋，悉照所请，欲杜旁人阻挠也，交陈次亮发。次亮复函千言，论年限须宽，及本息不可并算，余愦愦不能省也。”十二月十五日记：“归后得陈次亮函，李电前议亦动摇，次亮则责余以复绝英、德，辞极厉。”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记：“陈次亮又以英商奥都满行来说，烦懑不可当。”正月十九日又记：“陈次亮书来，撮合奥都满款，作书复绝之。”上述点滴的记载，可以看出李、陈私交甚笃。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865、2867、2870～2871、2879、2881页。

[11]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下同），第1册，27页。

[12]据宋恕《丙申日记摘要》，“十二月初七（1897年1月9日），任父来访；十七日，始识枚叔于时务报馆，又识马通伯建良”。任父，梁启超之号。见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9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3]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致函汪康年、麦孟华曾谈及此事，详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1页。

[14]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5～26页。

[15]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1页。

[16]李盛铎存札，编号甲629，第1册，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