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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1页）

四、余论

切音字运动一直坚持为下层民众提供一套读写工具，希望借此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水平。不过，在接近20年的时间里，随着政治、社会局势的变化，以及与其他思潮的互动，它的具体论述也发生了不少改变。文字一向被视为华夏文明最核心的表征，因此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文化认同的质疑。不过，一直到庚子年以前，切音字运动的波及范围还非常有限，有关的争议也尚未尖锐化。1900年以后，切音字的观点乘着教育普及思想的东风而广泛传播，国粹主义也上升为最具影响力的时代思潮之一，而其重点之一就落实在语言文字上[81]，这不能不使二者的关系日渐紧张，各种对立言论纷纷出现，切音字的角色与地位也随之起伏。

1910年，陶成章（1878—1912）、章太炎在日本合办《教育今语杂志》。其“章程”云：“我国文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唯“自唐、宋以降，故训日湮，俗义日滋，致三古典籍，罕能句读，鄙倍辞气，亦登简牍”，以致“不学者遂视为艰深无用，欲拨弃之以为快”，实贻害无穷。盖“文字者，国民之表旗，此而拨弃，是自亡其国也”。[82]“艰深”二字正是切音字运动诸子对汉字最多的批评之一；“无用”二字，则更近于在巴黎提倡万国新字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吴稚晖等人的立场，不过切音字运动者也认为汉字实用性不足，故此处的批评也可以适用于切音字运动。就在同一年，章太炎更明确指出，科举时代，小学虽不盛，然“习惯相承，非易骤革”。可是近年以来，破坏之风，却“变本加厉”。其中要负主要责任之人，“文辞之坏，以林纾、梁启超为罪魁。（严复、康有为尚无罪。）厌闻小学，则拼音简字诸家为祸始（王照、劳乃宣皆是。）此辈固当投畀魑魅，而咎不在后生”。[83]其言辞激烈，愤愤之状，可想而知。

1908年，《中外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吾国政体、学术、风俗、技艺，无事不当改良，独至于文字则当仍旧贯，而断断不可轻言改作。”应革之事已近乎全盘，独对文字一往情深，因其为“一国精神命脉之所系，历数千年之习惯与数十百圣贤豪杰之所讲求”者。从表面上看起来，它“不过记号之符”，究其实质，“而国粹之菁华在焉”。改革文字“势将举四千年来之武功文治、学问文章而尽亡之，不至于亡国灭种不止”。该文作者承认：“吾国民智之不开，以识字人少之故，此诚百喙无可能免者。”但他强调，这不应归咎于“华文难识”，而是系于“教育之兴废”。[84]换句话说，普及识字，应从教育方法上着手，与文字性质毫无关系。

反过来，也有人站在教育普及的立场对国粹主义加以批评。1910年8月《申报》上的一篇时评就抱怨，在中国教育思想中，“国粹主义”占了上风，严重干扰了“常识主义”的思路：“一国自强之源泉基于教育，而教育之良窳又视乎高初两等小学之进退以为标准。此各国通例所以汲汲于人民之常识也。”中国却相反，“有国粹主义而无常识主义”。以国粹主义为教育指导思想，结果是“多一次改良即加一番严重之保守，取六七八岁之童子，而使之刻意于圣经贤传，无怪人民之常识有日退而无日进也”。[85]这里针对的是“读经”课，而它所展现出来的思路不免将保存国粹与普及教育放在了对阵双方。

有意思的是，这两种不无紧张的观念同时存在于不少人的头脑中。《时报》上一篇文章就指出：“中国教育之所以难于普及者，虽原因复杂，条绪万千，然就其要者言之，则语言文字实为发达进步之一大阻力焉。”汉字“字形繁琐，难于辨别”，加以“文法艰深，苦于求通”，一般民众“可以出之于口者，不能应之于手”，识字自然不易。该文作者提出：“语言文字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必出之浅显，便于记诵，然后可以节省脑力，而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把语言文字视为一国精神所在，是国粹主义的常言；但文章主旨却是要强调汉字艰深，必须革新。作者并未明言其所谓“语言文字”与“国家精神”之间的关系是固有的抑或可以再造，如是后者，则新文字造成新精神，问题不大。不过作者在后文明言：“语言文字贵乎由浅入深。小学以讲习平常切用之语言文字为先，所谓实用主义也。至于中学以上，则另立文学一科，专以高雅之古文词授之，所谓保存国粹主义也。”[86]如是，其所谓“一国精神”大抵仍是固有者。如此，改革文字岂非将此“精神”也随之革掉？

有意思的是，该文作者在文末进一步补充道：“实用主义与国粹主义二者，似相冲突，而苟折衷至当，无所偏失，则于教育之本旨，岂有悖哉？所愿当世之教育家，斟酌而行之。”显然，该作者自己也感到了二者的紧张，遂又欲回到双轨制的方案以做调和。实际上，由于文字双轨制的中和立场，其确实获得了更多人的赞同，不过其中也还有侧重点的差异。一般而言，大多数切音字运动者多少都受到过士大夫的训练，并不反对甚至根本就是国粹主义的拥护者，面对国粹主义的进攻，往往处在守势，一面强调切音字只是汉字的补充，一面竭力挖掘二者的逻辑关联。另如沈学等人，既坚信汉字在文字进化序列中等级甚低，故不能自我保存，但又忧惧“千古之精英”一旦沉沦，不免如埃及、印度一样，而埃及、印度之事正是国粹主义者论证“亡人国者先灭其语言文字”时常举的例证，亦可见双方的思想资源之重叠错出。

不过，文字双轨制本身也导致了一些新的问题。1906年3月，有朋友向学部主事许宝蘅（1875—1961）介绍说：“近日某人新著减字法，仿东西各国以字母拼音，现已有专门教授此种字学。将来识字简易，可望人皆识字云云。”这位朋友所说的“减字”即劳乃宣日日萦怀的“简字”，当时直隶、江宁均在推广，已颇有影响，而许氏浑然不知，可知其平时确未留意。闻听此言，许宝蘅“意不甚谓然”。他认为，“字学惟中国最精，若用减字法教授国民，则将来国文必致澌灭。所有书籍皆当改用减字本，既甚繁重，而古书将无人能读。若书籍仍从古字，而识字则从减法，是又多费一重时光，似未尽善”。[87]

1908年，许宝蘅再次在日记中谈及此一问题：“玉初（劳乃宣字——笔者注）来谈。玉初在江南创办简字学堂，以谋下等社会人识字之利益，著有《宁音简字》、《苏音简字》等篇，并以都质夫所作《简字利弊说》见示。”许氏此时对简字的了解已较前丰富，但他仍然固执己见：“余于此事窃不谓然。玉初谓，国文者锦绣膏粱也，简字者布帛菽粟也，二者必不能偏废。质夫之说以为非广行简字不能谋教育之普及，其言甚辩。余谓地球上，无论何国，决无一国之中并行两种文字者，此中是非殊难解决。”不过，许氏的态度已较前软化，对切音字运动产生了部分同情。可是他仍旧担心“一国之中并行两种文字”会带来大麻烦，至少会使学者“多费一重时光”——对于切音字运动追求的“易简”目标来说，这无异于一个大大的讽刺。

《直隶教育杂志》在同一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注意到类似的问题。文章作者提出，从“世界学术之大势”来看，汉字迟早必废。“然在今日则诚有未易言者。盖欲知新字之可以推行与否，必先审汉字之可以并立与否。今日欲废汉字，此为事实上必不可能之事，而并立焉，世界各国无此例也。各国之字，自为一种，无两种并用者。其有不废拉丁罗马等文者，则考古及专门学家为之，不作国民教育用也。”日本字“夹用”和汉，“其字体则厘然二种”，而“应用则融为一贯，故能行之而不悖”，但也已是“积重难返”，正“举国亟亟谋废汉字之不暇”，中国又何必“故投死辙”？[88]立废汉字在“事实上必不可能”，“一国两文”也于世无征，欧洲保存拉丁文又并非将其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则文字双轨制的论据也出现了漏洞，新字与汉字并立纯是空想。

“一国两文”的主张也对中国传统的文字观提出了挑战。前引马体乾的文章一面强调文字作为“器”，要在简易；另一面又把汉字视为中国“数百千年以来之文物声明”的代表，则其在一定程度上已接近“道”。这两种不同的取向在文字双轨制中分别由切音字和汉字承担，看起来并行不悖，实则非驴非马，提示了马体乾认知中的矛盾与徘徊。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文字同样属于“器”的范畴，但它是载“道”之“器”；而切音字运动所谓“器”与“道”无关，只是一种纯粹的沟通工具，所承载的只是“信息”。虽然都是“器”，实际距离却不可以道里计。这可以再一次通过“惜字”的行为看出。孙宝瑄言：“敬惜字纸，惟我国有此风气，若西人则直用之拭秽，毫不为怪。余始未能断其是非也，今乃恍然于我国字纸不可不敬惜之故。盖外国文字，记号而已；我国文字，能载道，岂可轻视。”[89]谢觉哉（1884—1971）曾在日记中引录一篇题作《序长沙习字会》的文章：

今之言者曰：文字一物也，甲乙之符号也，奚敬惜为。不知二气之中，有知无知，莫不物也。人一物也，鸟兽一物也，草木一物也，百物器具一物也；然人怜草木之心，必厚于百物器具，爱怜禽兽之心，必厚于草木，爱怜人之心，又必厚于禽兽，何也？其所凭之精气多寡攸殊，则所视之情意，厚薄有别矣。今世等人于鸟兽草木，故屠杀之不忌，又妄欲等字于百物器具，何其昧也！[90]

同是“物”也，文字因人而贵，遂与“鸟兽草木”有别。但在新观念下，文字连“鸟兽草木”都不如，竟与“百物器具”无殊。可见同是“器”，同是“物”，也有质的不同。文字双轨制却试图把这两套相互冲突的认知并置一处，不能不让人困惑：文字只是单纯的“记号”呢，还是维系着特殊的民族“精神”？面对此问题，彷徨不定的恐怕不止马体乾。[91]

实际上，文字双轨制如果成立，不但意味着过去合一的“道”“器”关系成为可分者，且进一步和文化的社会分层观念连在一起。虽然中国传统人性论有上智、下愚之分，社会观念亦有匹夫匹妇与士君子的差别，但主流强调的仍是不同社会层级文化分布的连续性。《中庸》云，“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即此之谓也。切音字运动的最初动力只是普及识字，也包含了“合群”的目标（如前引王照所谓“朝野一体”）。然在双轨制中，下流社会通用切音字，上流社会通行汉字，虽然上流社会的成员在入门阶段或亦曾学过切音，但下流社会很可能由于掌握了一套“易简”的文字工具而终生不识汉字，有何“一体”可言？其结果仍不出“官自官而国自国，士自士而民自民”，王照和《南洋日日官报》的那位“来客”设想的合群之效终究落空。

更重要的是，如果承认切音字与汉字皆是文字，而文字又寄寓着民族文化精神的话，“一国”之精神又如何可以寄寓在两种完全相异的文字中？如果切音字无法寄托民族精神，则塑造国民的任务仍需由汉字承担；然而文字双轨制方案等于把“保存国粹”这样的任务交付“上流社会”，又无异于认可“下流社会”可以不需“民族精神”，“国民”二字又如何着落？若“国粹”只对“少数人”有意义，则又有何资格号称“国”粹？

实际上，如果仅仅欲使“教育普及”与“保存国粹”二者得兼，问题本不必这样尖锐。问题正出在“两种文字”上。1907年春，一位江宁士人李训铎提出，切音字运动“无非欲使下流社会易于识字起见”，然而这并不需要别创新字。因为“下流社会的文字止可较上流社会文字稍浅，万不可绝然离为二物。日本之用假名，下流社会全用之，上流社会间用之，非二物也。若吾国简字，即使通用于下流社会，而上流社会必不屑习，则上下流社会文字又复各不相通，此尚成何世界乎？”其实，真“欲教下流社会习字”，本有“简便之法”，就是把通用文字分为最浅、次浅两级。李训铎自己的实验结果是，“最浅”一级，“每义一字，大约至多二千字，少则一千数百字可以略备”。倘“音以极正确之官音，注以极简明之浅注，作为初等小学堂必要之字典”，此后“凡著书出报，为小学生及下流社会说法者，即限于此典中字”，慢慢推广，自可普及。字数较少，推行较易，“而进之可以通于学问无限之途，退之可以交于举国上下流社会之人，较之习合声简字，其得失相去为何如也？”[92]

李训铎的办法与简易识字政策基本一致。重要的是，他提出上流社会和下流社会的文字只应有深浅之分，而不能判然二物；选取常用字不但可以避免社会上下不通之弊，且对个人来说，亦可由此进退，而不必成“另一世界”的人。这一建议基本秉承了“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那种彻上彻下的思路，与韩德铭等人赋予切音字的理想有若桴鼓相应，而具体主张则恰好针锋相对。

前引《中外日报》的文章也提出了类似看法。该文作者指出，“吾国文字，其为农工商贾所用者，不过一千余字。此千余字者，虽最鲁之资，日识两字，不过两年可毕”。但若是按照有些切音字运动者的建议，蒙小学堂使用切音字，等到高等小学堂再教以汉字，“是昔之浅字仅一层功课，而今之识字乃增为两层功课也。斯不亦治丝而棼也乎？”[93]如此，“一国两文”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与其初衷越走越远。

“一国两文”引发的诸多问题，关键在于怎样认识切音字的性质：易言之，切音字是不是一种“文字”？切音字运动之初，切音字运动者对此并无明确意识，表述非常含糊；劳乃宣提出“简字”概念后，切音字运动者的建议中，都隐隐将其看作一种“准文字”，但也没有人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切音字的批评者们对“一个国家，两种文字”的质疑，逼迫切音字运动者不得不做出更为清楚的表示。

因此，随着切音字运动的发展，开始有人主张，废黜切音字作为“文字”的资格。章太炎指出：“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94]吴稚晖的意见和章太炎颇像：“中国文字，本统一也。而言语则必有一种适宜之音字，附属于旧有之文字以为用，于是音声亦不能不齐一。”[95]所谓“附属于旧有之文字”者，当然就是为汉字注音。因此，他虽然使用了“音字”这种说法，实际并未真将其视为“字”。须知，彼时二人正打得不可开交，势不两立：吴稚晖主张汉文低劣，迟早必废（短期内可以保留），中国将来须采用“万国新语”（参看第四章）；章太炎力主保存国粹，当然要迎头痛击。[96]然而，两个人在切音字问题上却殊途同归，切音字之为“字”的命运可想而知。

如前所述，1910年，资政院先后接到五份请求颁行官话简字的说帖。说帖作者的地域范围覆盖直隶、江宁、四川等地；在社会阶层上，既有民间士人也有政府官员；从族属来看，既有汉人，也有满人。以严复为股员长的特任股员会提出的审查报告指出，切音字虽有利于教育普及，然必经若干修正方可，其中第一条便是“正名”：“简字当改名音标。盖称简字，则似对繁体之形字而言之。称推行简字，则令人疑形字六书之废而不用。且性质既属之拼音，而名义不足以表见。今改名音标，一以示为形字补助正音之用，一以示拼音性质，与六书形字之殊。”[97]劳乃宣此前将“字母”改称“简字”，严复等人又将“简字”改名“音标”，他们所担忧的，正是出现“一个国家，两种文字”的状况。经此“正名”之后，“切音字”的作用被明确限定于为汉字“正音”，“一国两文”的紧张也就可一扫而清。

严复起草的审查报告立刻被资政院通过。1911年夏，各省教育会联合会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的决议也指出，“近今主张简字者，欲离固有之文字而独立，既乖保存国粹之义，转滋文字纷歧之弊。其法未为允当。然非审正字音，实无统一语言之良法。兹经详细讨论，佥谓宜利用简字，改称音标，将音标附注字旁，作为矫正土音之用，较易施行”[98]，所顾虑的问题和所提出的解决方法均与严复的报告一致，可知此论已渐成社会共识。因此，1912年，杜亚泉（1873—1933）总结清季思想界有关切音字问题的讨论时就指出：“最近数年来，世人对于切音字母之用途，乃渐变其初意。专以字母为象形文字读音之标准，即不以为象形文字之代用品，而以为象形文字之补助品。”[99]

这个态度并没有随着政权更迭而改变。1913年教育部召开了读音统一会（详见第七章），明确规定会议任务是“审定国音”“核定音素”“采定字母”。[100]所谓“字母”，就是严复所说的“音标”。参加会议的会员朱希祖（1879—1944）、马裕藻（1878—1945）、陈浚、许寿裳（1883—1948）、周树人（鲁迅，1881—1936）、钱稻孙（1887—1966）等强调：“音标须用简单之汉字，不用新造之简字。”盖“一国不许有二种文字，如日本、朝鲜，此其最要关键也”。[101]此处的表述小有不确，似乎把“音标”也放在了“文字”之中，不过，其剑锋所向在于“一国不许二文”，是非常清楚的。

读音统一会既选定“字母”之名，就是为了区别于“文字”。不过，这个名称还是不免遭人非议。1914年，读音统一会会员姚华（1876—1930）提出，中国文字是代表语言，而非标示声音的。使用“字母”一词，“必使人疑字以为音，甚则猜音以为字”。至于劳乃宣所谓“简字”，“使一国文字，忽然两歧”，当然更是他所反对的。[102]其时多数人所知的“字母”，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字母”概念，姚华担心此二字会使人误解，当然不无道理。在事实上，这个批评也被采纳了。1930年4月2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88次会议通过吴稚晖的提案，将“注音字母”改称“注音符号”。吴稚晖的理由是：注音字母的功用“不过或注字音，或注语音”，类似于日本的“假名”，“仅适注音，不合造字，称为字母，名不副实，徒滋歧误”。[103]改作“符号”，更加直观，避免使人想入非非。

但吴稚晖此议，绝非向章太炎投降，转而投奔国粹主义。他始终认为汉字必当废去，但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汉字还须使用一段时间，正不妨因陋就简，为其提供一个辅助工具。因为只是临时性质的东西，只要足用即可，不必求其完备：“既然并非文字，讲些什么优劣？”注音字母也不过是“数十百种”切音方案里的一种，“与他种都是哥哥弟弟的一物。不过用它注注音，便当便当‘灶婢厮养’，不能数十百种并用，终要牺牲了其余的，留起一种，方能大家通用”，如此而已。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分清“拼音”和“拼音文字”：

“拼音”是“拼音”，“拼音文字”是“拼音文字”。二者相似而不同，相去有十万八千里。古时斐尼基之为“拼音”，希腊文为“拼音文字”。今之日本假名为“拼音”，欧洲各国文为“拼音文字”。就是所谓蒙古文、满洲文，皆“拼音”，并非“拼音文字”。朝鲜的“谚文”，自然更是“拼音”。……因“拼音”而非“拼音文字”，一不能述高深学术；二不能为契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因吴稚晖连切音字运动诸子念兹在兹的“假名”也归入“拼音”之中，那么切音字和注音字母更是“拼音”，当然“决不能代替文字”。

吴稚晖的思路其实是非常曲折的。他刻意地在“拼音”和“拼音文字”之间划出界线，并只承认西洋的才是“拼音文字”，其他的只是“拼音”，在西化道路上其实比切音字运动者走得更远。因此，他嘲笑切音字运动诸子争做“苍颉第二”，并非因为他反对拼音文字，而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拼音”和“拼音文字”：“凡是打算造拼音新文字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简简便便把拼音的原理应用起来：管着一子一母，叫两个音扛一个音；做成一种改良反切，便手舞足蹈，大声疾呼，说：‘拼音文字，唾手可成。’”[104]明明尚在塔下，却以为已探相轮。同理，他对劳乃宣等人所为也不以为然：“注音字母，止是注音字母。他是‘苦社会’里最有用最廉价的交通福音。何苦学者替他拉扯着音韵学啦、发音术啦，逼他穿戴着靴帽袍套，又加上什么四声啦、五声啦，逼他挂满了金鱼玉佩；叫他止好见官，不便于周旋朋友呢？”[105]然而这都不意味着，中国将来不应该有一种完善的“拼音文字”。

显然，杜亚泉1912年的观察过于乐观了。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文化观念的嬗变，“国粹”二字日益走向“负面化”，有关汉字存废问题的争论反而更加激烈。在这方面，胡适在1935年写的一段话极具提示性：“教育工具是彻上彻下，贯通整个社会的”，因此，“一个国家的教育工具只可有一种，不可有两种。如果汉文汉字不配做教育工具，我们就应该下决心去废掉汉文汉字。如果教育工具必须是一种拼音文字，那么，全国上上下下必须一律采用这种拼音文字”。[106]他的担心与前人是一样的：一个国家怎能通行两种文字？但他们解决的方法恰好背道而驰：前人是要把拼音字变为音标，胡适则以为不如废去汉字——中国社会三十多年思想变迁之迹，于此可见。

[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471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2]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20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

[3]有关讨论参见PaulBailey，ReformthePeople：gAttitudestoularEduEarly20thturyburgh，EdinburghUyPress，1990，pp。17-97；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0—1911》，13～1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柯继铭：《理想与现实：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意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179～191页。

[4]佚名：《论造就国民为富国之本》，载《大公报》，1903年10月9日，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