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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2页）

[23]汪荣宝、赵炳麟、劳乃宣：《“简字研究会”启并章程》，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11页。

[24]“格致书院壬寅十二月课题（壬寅十二月一日）”，转引自李叔同：《李叔同和上海格致书院征答题》，见《李叔同集》，13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25]佚名：《论宜增造华文》，载《大公报》，1905年9月16日，第2页。

[26]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见《一目了然初阶》，3～4页。

[27]蔡锡勇：《传音快字》，2～3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据光绪三十一年湖北官书局本）。蔡锡勇在洋务运动中甚为活跃。他不仅是切音字运动的参加者，也被认为是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方借贷复式簿记”的人。（有关情况参见王建忠：《蔡锡勇的〈连环帐谱〉》，载《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30～36页。）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现代知识的专业界限尚未建立起来，而百业待兴，一个人发展的面向是可以非常多元的。“切音字”和“记账法”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干的领域，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展示出那一时期各种西学知识的关系较后来更为亲密。它们是成长中的“一家眷属”，尚未到“分家”之时。

[28]佚名：《开通民智的三要策》，载《大公报》，1904年3月26日，第4页。

[29]沈学（原文未署名）：《沈子新字书自叙》，见《知新报》第66期，1898年9月26日，91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

[30]陈虬：《新字瓯文学堂开学演说》，见《新字瓯文七音铎》，10～11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据1903年温州利济丛书）。关于陈虬与切音字运动，参见温端政：《陈虬和他的〈新字瓯文〉——纪念陈虬逝世六十周年》，载《文字改革》1963年第Z1期，32～34页。

[31]陈虬：《论学堂报馆须相辅而行》，见刘时觉主编：《温州近代医书集成》（上），246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32]孙金铭：《绪言》，见田廷俊：《拼音代字诀》，24～25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33]刘照藜、陶柟：《陈请资政院推行官话简字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33页。

[34]陈虬：《新字瓯文七音铎》，1页。

[35]杨琼：《杨序》，见杨琼、李文治：《形声通》，1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影印本（据1905年日本东京云南留学生编辑社本）。

[36]陆费逵：《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1期，1909年2月15日，1页。

[37]江谦：《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16页。

[38]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见《一目了然初阶》，3页。

[39]卢戆章：《四续变通推原说》，见《万国公报》第85册，1896年2月，15814页。

[40]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见《小航文存》，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后来他将这句话改为“能言之年即为通文之年”（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见《官话合声字母》，1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据北京拼音官话书报社1906年版影印），对切音字的价值估计更高。按：《官话合声字母原序》有两个不同版本，一收《小航文存》，一收《官话合声字母》，《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则两文皆收。

[41]劳乃宣：《重订合声简字谱》，见《简字谱录》，67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42]佚名：《论言文合一与普及教育之关系》，载《时报》，1906年3月10日，第1版。

[43]一个可以作为对照的例子是，聂鸿音教授指出，历史上汉字系统中笔画最为烦冗的西夏文在某些地区一直沿用到明代，而20世纪50年代由语言学家为十几个少数民族设计的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尽管是以政府之力推行的，却在20多年之后就被人遗忘了。可见，“在文字的使用和推广方面，文字本身笔画的多少并不是决定的因素”。参见聂鸿音：《从文字发展史看汉字的现状与前途》，载《语文建设》1993年第5期，13～14页。

[44]杨琼：《杨序》，见杨琼、李文治：《形声通》，1～2页。

[45]程先甲等：《陈请资政院提议变通学部筹备清单官话传习所办法用简字教授官话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30页。

[46]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283页。马建忠文亦转引自此。

[47]王炳耀：《拼音字谱》，23～25页。事实上，电报的采用对中国语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晚清时候已经出现文风质朴、简洁的“电牍”文体。详论参见孙藜：《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1911）》，72～7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48]吴樵致汪康年，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464、48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9]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50]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2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1]马森（MaryGertrudeMason）就说：“汉语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最难学的一门语言。”但他同时指出，也有个别人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意见。参见M。G。马森：《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杨德山译，21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52]雷孜智（MichaelC。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134～13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3]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29～30页。

[54]李提摩太：《救世教益》，见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1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55]韦廉臣：《著书弁言》，见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215页，标点略有改动。

[56]这话不光是对中国人说的。1872年3月，美国哈华德大书院（今通译“哈佛大学”）校长欧理德（CharlesW。Eliot，今通译“艾略特”，1834—1926）在给日人森有礼（1847—1889）的信中就说：“贵国在兴学之始，当别求一种文字，以为写字印书、学习新法之助。”[《哈华德大书院监院欧理德复函》，见森有礼编：《文学兴国策》，林乐知（YoungJ。Allen，1836-1907）、任廷旭译，5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此函作为《文学兴国策》的一部分，被收入1896年上海广学会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中，流传广泛，对晚清改革影响甚大。

[57]李提摩太：《分设广学会章程》，见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265～266页。

[58]李提摩太：《新字述略》，见《万国公报》第114册，1898年7月，17844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

[59]花之安：《自西徂东》，16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60]郑东湖：《切音字说明书》，13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61]实际上，西文也远没有达到“一字一音”的程度。比如，萧伯纳（GeeBernardShaw，1856—1950）就认为英语的拼写体系不合逻辑，故积极倡导改革英语字母，期望制造一个字母表，使“口语中的每一种声音都与表中的一个字母符号形成对应关系”。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这样一来，“所有用来区分‘enough’‘cough’和‘laugh’的无谓精力都会被节省下来”，以获得巨大的“回报”。这看法正好可以和切音字运动相比照。但是，据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Pinker）的观点，萧伯纳的努力方向就是错误的。从发音的工作原理看，“字母不能也不应该和声音形成对应关系”。有意思的是，他还以汉字为例，表扬了“语素拼写体系”的优势。详论参见史蒂芬·平克：《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欧阳明亮译，192～195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62]事实上，这些评论所说的“难学”，主要还是指文字而言，至于语言本身是否容易学习，倒很少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时人对此一问题的关注似乎不是很多，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亦严重不足。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是沈国威的《日语难吗？——以近代初识日语的中国人为说》（见《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43辑，2010年4月，119～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