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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1页）

五、余论

国语运动本以语言改革为旗号，却从文字改革的层面发端，颇具中国特色。事实上，文字乃是华夏传统中最引以为豪的表征符号之一。至迟在春秋时代，随着“王官之学”下移民间，士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兴起，意在“行远”的文教便在非常实际的政治功能之外，具有了志在天下的文化象征含义。自汉以后，朝廷以儒经取士，地方官在理论上亦以化导民俗为己任，其重要手段即兴学。这些“循吏”为后世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效法的样板。因此，当18世纪的陈宏谋（1696—1771）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广“教化”的时候[163]，他不过是接续了一个悠远的传统而已。

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里的中国人，不但通过“惜字会”这样的实践活动表达对文字的尊重，更生活在一个由文字构成的社会中。1907年，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阿列克谢耶夫（VasiliyMihaylovichAleksyev，1881—1951）——那时候还是一个学生——来到中国游历，他惊讶地发现，“在这里，人们不能忍受有哪一个空余的地方没有贴上对联”，以致中国几乎成为“一个楹联的国度”。这些对联虽然“并非出自贫困家庭居民、店铺的主人或者大字不识一个的船夫之手，但他们对其表达的意思都很清楚。重要的是这些经典语录受到了这些文盲或半文盲们的喜爱。中国的文化积淀在这里表现得尤其明显”。[164]而在此前一年，日本哲学家宇野哲人（1875—1974）也在中国观察到类似现象，不由得感慨道：“中国不愧为是文字古国。”[165]他们自山外看山，见出许多山中人习焉不察之事，颇堪重视。

不过，中国人所谓“教化”主要还在于一套道德人伦与行为处事的标准，识字仅是其手段之一，更重要的还是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躬行践履的身教，以及宗法、习俗等一套有形无形的制度性文化的浸染。因此才有陆九渊（1139—1193）的那句话：“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166]此说乃极言之，当然不是真的提倡不读书；但也可看出，在儒家价值系统中，相对于“做人”，“识字”终是第二义。因此，比起“识字”这一具体行为，“文字”的象征意义及其所营造的文化氛围对于塑造普通中国人的心灵起的作用更重要：识文断字，就自动承担了一份道义责任；不认字者，也有见贤思齐的义务。

因此，对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文字文化的影响主要还在价值取向上，而不是“技能”层次上。识字当然是受到鼓励的，但在人们的实际认知中，文字具有两面性，它既代表教化，也可能是对教化的颠覆——后者可以从对女子识字读书的态度上看出：女子教育在中国历来受到限制，宋元以后尤甚，到了清代，“女子无才便是德”已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理论。[167]而这种态度并不只是针对女性的，实际上，陈宏谋就不得不去面对一个质询：夷性本来狡猾，令其识字，是否“适足长奸”？[168]

如是，中国传统社会对文字的态度其实非常复杂，甚至可以说有些暗昧。文字来自圣人对宇宙秩序的省察，代表了优雅与秩序，同时也是行政与日常生活的必要运作手段；但对它的不当使用，又蕴含着一种失序的危险。同样，在不读书的人们那里，文字既受到崇拜（因其与上流社会和官府联系紧密），也被看作一种技能（因其在日常生活中是有用的工具）。从实用角度看，读写能力是不可缺的，但如果不是为了出仕进身，光耀门楣，却也不必沉迷，只需学得一些初步技能，满足基本需求即可。可这也不等于说乡下人对文字是陌生的：哪怕完全不认字，他们也生活在一个文字组成的世界中，多少拥有一些和文字打交道的经验，这和一个“无文”社会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在传统社会中的实际运作，必须注意到“文字环境”是怎样塑造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观念世界的。

在现代社会，萦绕着文字的这种双重性和暧昧性消失了，文字作为文明核心指标的观念被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得到深化。康有为就将文字之有无视为人兽之别的标志。[169]陈黻宸也说：人类的文明依存于文字的发明，“文明者，由文而明之谓也”。人种竞争中的劣败者并非败于其“种类”，而是败于其“一字不识，一书不知，故虽有见闻，而无以推阐此见闻之具，虽有语言，而无以变化此语言之资”。[170]与此同时，阅读能力也越来越被认为是建构道德、政治秩序的关键。宋恕提出，讼师之所以难禁，皆因人民识字者太少。[171]1910年，刘照藜和陶柟在陈请资政院要求推广切音字的说帖中说：“近有一等素不识字之人，往往听人愚弄，胁为匪类，扰害地方。官长示谕而不知，父兄告戒而不听。”[172]“素不识字”四字，大有文章。

刘、陶二人绝非妄加揣测朝廷心事。实际上，湖北总督瑞澂（1863—1915）确实认为，“小窃”“流氓”“痞棍”“盗贼”等，都是“不识字，不明理，遂至不能谋生”之人。[173]并且，对于大力谋求政治改革的人士来说，“国民”的文化、道德和政治素质也非常令人担忧。1910年，陕西的《丽泽随笔》发表一篇题为《识字学堂之紧要》的文章，乃直接对老百姓说法，除了以“出人头地”为劝诱外，还特别强调：“现在国家立宪，把诸事要与我们百姓共的，地方自治，董事、议事二会，又要立的。如此不识字的顽民愚民，岂能任你混堂三教。这权不由绅士，不由官长，国家也是决不能宽纵你的。”[174]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晚清以来中国人识字观念的几个重要变化：不识一字、堂堂做人的道理可能并未被放弃，但已不再是重点，相反，“文盲”这样的字眼出现了，意味着不识字就等于头脑不健全。1910年，直隶建昌县县令尹崇山在一次演讲中悲叹道：“当此列强环伺，世变方殷，目不识丁是一瞽人，识字而不能联缀成文又一哑人。以瞽人、哑人竞生存于交通之世，其不堕入天演淘汰圈中者几希！”[175]我们当然不可能要求他意识到，瞽人、哑人一类说法乃是污名化的隐喻。实际上，这些表达方式至今仍存在于日常汉语中。另外，传统社会的地方官虽有教化义务，而识字基本仍属私事。但是，在现代社会，识字已成“国家”事务的一部分：针对学龄儿童进行强迫教育的同时，在成人中开展各种识字运动、“扫盲”运动，跨越了几次政权鼎革，始终是20世纪中国政府关注的要务。

不过，这里的一个关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识字率有多高？罗友枝（EvelynSakakidaRawski）认为，若以“功能识字能力”为准，不考虑地区、职业、财产差异，当时中国大致有30%～45%的男性和2%～10%的女性是识字的。[176]伊维德（W。Idema）则认为，清代接受过一定形式的“学校教育”（sg）的男性在35%左右，而真正从中“得利”、可被称为“识字”的，只有20%～25%；即使按照罗友枝所定的较低标准，也只有30%的人识字。[177]李伯重等则对罗友枝表示支持。[178]

其实，准确估算清代中国的识字率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既是因为缺乏靠得住的系统普查，也是因为不同作者依据的数据和判断方法不免受到具体的时、地、人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同时，“识字”的定义不同，结论当然有异。[179]因此，更重要的恐怕是看时人怎么讲。前面引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位中国士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评述。尽管将他们的议论性语言换算成数据并不合理，但后者更为直观，亦不妨一试。在这些对识字率的估算中，最高数据是康有为给出的20%；接下来是杨曼青的估计——12。5%；再接下来是宋恕和汤尔和的推测，都在1%上下；最低的是陈黻宸，据他的说法计算，中国的识字率最多只有0。25%。此外，梁启超1896年、1897年两次谈及此问题，数字也都有变，第一次是不到20%，第二次是不到30%[180]，颇觉率尔。其余形形色色的论说甚多，无须一一罗列。很明显，这几位的估计简直可以说是天壤悬隔。显然，他们虽是那个时代的观察者，但面临着和今天的学者一样的麻烦。值得注意的倒是，康、梁师徒推测的数据最高，也不过与今日学者估计的下限持平；而多数论者的估计，简直惨不忍睹。其实，更准确的理解，是将这些数据视作一个心理指数，通过它们来探察时人对此问题的焦虑感。而这至少有部分是因为，识字率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81]：一个历来以文字为傲的民族，识字率却远不如人，岂不使人羞愤难当？

切音字运动就是这种社会、思想、心理因素刺激的结果。不过，这还不足以完全解释切音字运动的逻辑。因为普及识字的方法不止一端，而且事实上，整个清末民国都有人在设想和实验不同的识字教育，那么有些人为什么要选择切音字的办法？要详细描写这个过程，又将是一部大书。此处只能做个简要勾勒。这些实验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着眼于教学方法的革新，一类着眼于文字本身的革新。后者又有三条道路：一是汉字改良，包括筛选常用字（如《平民千字课》）及各种汉字简化运动；二是汉语拼音化；三是注音识字，即利用拼音符号，作为识记汉字的辅助工具。[182]在某种程度上，这条道路可以看成是对前两种方法的结合。

不过，在切音字运动刚刚兴起的时代，这三条道路，尤其是第二条和第三条道路之间，并没有明确界线，而切音字运动就同时存在向这两条道路分别发展的可能。把它们勾连起来的关节点，就在于语言或声音。正是言文一致的口号使其成为汉语拼音化，同时也是国语运动的起点。但是，这两条道路之间虽然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却还是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差异，那就是对汉字的态度：汉语拼音化是废弃汉字，注音识字则是为汉字提供一个助手。前者是走向西化，后者则是保留本土特色。随着切音字运动的开展，模棱两可的状态无法继续下去，势必要在其间做出选择。

实际上，虽然切音字运动者都认定拼音文字要更加先进，但对汉字也不无留恋。1905年，卢戆章将著作呈送外务部，希望加以“考验”。其禀文中云：“夫汉字为我国国粹之源泉，一切文物之根本，在日本因袭既久，尚难一旦更张。在我国累代相传，岂可反行废弃？特以字形繁重，施诸初等教育，实有劳而少功、博而寡要之患。”别制切音字，“以与固有之象形字相辅而行，亦今日不得已之举也”。[183]既是“不得已”，则只能是第二义。这里当然可能有“应付”官方的考虑，但细读相关文献就可以知道，切音字运动在批判汉字时调门虽高，可是的确没有提出废除汉字的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把他们的主张理解为汉字和切音字的共存。

不过，在西风劲吹之下，汉字的地位确实已经岌岌可危。这里有一小小插曲，或许可以管中窥豹。《盛世元音》在《时务报》刊出后，就有一位广东读者投书该报：“据贵报述沈君所云，《元音》能周通万国方言，兼赅文字，不禁有怀更切悬拟者。譬以有人焉，未曾学习英文英语，一旦假就沈君所撰之《元音》文法使与英人语，吾恐英人或有通解其《元音》，而英人所操之英语，彼听者能释然会解于心乎？英人所写之文法函件，彼阅者能了然熟解意事乎？”若果真如此，自己“宁典春衣游学，贻笑方家，亦所不计”。[184]沈书本为中国人拼切汉语所作，此君从中读到的却是轻松掌握英语的希望，真可谓南辕北辙。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文字的说服力的确是以国力为转移的，又有何足异？说起来，切音字运动本身就不免于此。

曾经做过翰林院侍读学士的孙锵鸣（1817—1901）晚年曾有句云：“文字经艺本，所托体尤尊。”[185]其婿宋恕在挽诗中介绍了此诗的背景：“野说横行废六书，标宗妄为段、严徒。慨然思昔乾嘉盛，三复《说文统系图》。”[186]因此，包括宋恕本人在内的切音字运动的主流虽并不主张甚至坚决反对“废六书”，但沿着文字“工具化”与“记号化”的思路往下走，“废六书”实已是水到渠成之论。1908年，刘孟扬就宣称，自己所制音标字乃“横书左起”，形式上采取“英文字体”。“如谓我国之字，不宜效仿人国以贻忘本之讥，岂知字也者，记号也，取其适用而已，无所谓人己之别”[187]，将此逻辑和盘托出。由此反观大多数切音字运动者，他们在把文字加以“工具化”的同时，其实心中仍有意无意地保留着一些传统的文字观念。不过，整体而言，“废六书”的危险显然在增加（详见第二章）。

仅就文字学学理而言，“六书”是否可废，或另是一问题。但关键是，对切音字运动来说，“文字”虽被视为“记号”，在文化的层面上又绝不仅是“记号”，而是凝聚了诸多社会理想。因此，切音字是否一种文字，其与汉字到底是何关系，乃至文字与“记号”是一是二，在当时及此后都是聚讼不已的问题，成为贯穿国语运动的主线之一。

[1]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1897年4月23日）、十一月二十六日（1897年12月19日），92、1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131～148页。

[3]早在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金尼阁（Nicault，1577—1628）等为了学习中文的方便，就曾对此做过尝试，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更直接启发了一些中国士人对汉字拼音化的联想。参见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3分，1930年，267～338页。

[4]当时各种切音字方案名目不同，如“快字”“切音字”“拼音字”“合声字”“简字”“新字”“音标字”等，为表述方便起见，本书从众，统称为“切音字”。唯征引时人论述，则一律保持原貌，请读者察之。

[5]佚名：《统一语言说（续）》，载《中外日报》，1906年9月24日，第1版。

[6]“意符字”一词系接受聂鸿音教授的建议而用。此处涉及汉字的定性问题。前人一般认为汉字是“象形字”，并不准确，但今天学界也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概念。我在陈述自己的看法或者叙事的时候，统一使用“意符字”的称呼；但转述前人意见时，仍用“象形字”或时人惯用的说法。

[7]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见《一目了然初阶》，3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据1892年印本）。需要说明的是，此文与本书征引的另一些资料均被收入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的《清末文字改革文集》。该书收录清末资料70余篇，颇便利用，亦常为学者所征引，唯文字与原书时有出入，故本书在可能情况下，尽量征引原书。

[8]卢戆章：《四续变通推原说》，见《万国公报》第85册，1896年2月，15811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

[9]苏易：《书同邑卢君切音字书后》，见《万国公报》第84册，1896年1月，15752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

[10]沈学：《盛世元音》，4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据《时务报》本）。

[11]王炳耀：《拼音字谱》，12～13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不妨一提的是，王炳耀名煜初，以字行，系民国政治家王宠惠的父亲，也是现代汉语标点符号的最初创制者之一。

[12]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初稿）》《六字课斋卑议（印本）》，见《宋恕集》上册，16、1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3]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康有为全集》第2集，4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4]孙延钊：《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见《孙延钊集》，30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黄绍第此说其实是“想当然耳”。英国的识字率在西方国家中长期以来并不很高。19世纪晚期，西方国家的工厂在有些农村地区招工，仍不得不降低识字标准。（G。KitsonClark，TheMakingland，Le，1991，p。140。）根据霍布斯鲍姆提供的一个表格，1850年的英国还属于“中度不识字率”（mediumilliteracy，不识字者为国民总数的30%～50%）国家，而同一时期的丹麦等国只有不到30%的人是文盲；不过，其文盲人数也的确是在稳步下降，到了1913年，英国就已经跃升为“低度不识字率”（lowilliteracy，不识字者不足10%）国家。（E。J。Hobsbaire，1875—1914，London，Weidenfled＆Ni，1987，p。345。中译本删去了这个表格。）其实，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在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中就已经说过：“英国固自称为文教之邦者，然观其国中之事，每与文教不能相符，尚介于半文半野之间。盖其民之不读书、不能文者甚多，即其识见聪明亦未必即出野人之上。”（傅兰雅：《佐治刍言》，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当然，黄绍第即使读过此书，恐怕也没有留意这段话。

[15]陈黻宸：《经术大同说》，见《陈黻宸集》上册，552～5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16]杨曼青：《看画报之益》，见《旧京醒世画报》第12期，1909年12月13日，11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

[17]汤尔和（汤调鼎）：《公教育说》，载《新世界学报》壬寅年第1期，1902年9月2日，113页。

[18]刘光蕡：《改设学堂私议》，见《刘光蕡集》，637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19]佚名：《沧州高等小学堂内教授官话字母现已毕业请批示立案禀并批》，载《直隶教育杂志》第1年第13期，1905年9月29日，14页。

[20]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见《一目了然初阶》，2页。

[21]苏易：《书同邑卢君切音字书后》，见《万国公报》第84册，1896年1月，15752页。

[22]沈学：《盛世元音》，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