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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婢女的日常劳作（第2页）

多数婢女是以稚嫩的肩膀担负起成年人的劳作，她们“早起晚睡，洒扫、洗濯、烹做、缝纫，不管是在风天雨天或严寒天，要忍受她的小主人的恶意欺辱。她们劳作从来是自早到夜没有休息，没有安慰”[66]。时人指出，婢女是“劳苦妇女中最底下的一个阶级，她们做的工作简直说不清，统统什么都要做”[67]。从实际情况看，确是如此。

三、有劳无酬的女性群体

蓄婢家庭购买婢女的时候支付的价钱，是父母养育她们的成本，称为“抚养费”，或婢女的“身价”。因此，尽管婢女终日无暇地劳作，蓄婢家庭也只为她们提供衣食等基本生活保障，不再给予任何劳动报酬，“为人婢女，虽执役勤劳，而无所谓报酬”[68]。“西欧人士所诅咒的、谩骂的‘工资制度’，不料我国的婢女，连这一点都享受不到。哪怕你整天做二十四小时的工，把头做脚走，还是一个小钱挣不到。”[69]陈大妹子在蒙藏院编修陈敕功家当婢女已有9年，陈大妹子称，“数年来，每日打扫屋院，早晚下厨房做饭，带看管小孩，终日操作无暇，主人并不给分文钱财花用”，她曾向主人陈敕功要求做一套“布夹衣裤”，陈敕功仅答应给她做一件“单衣布褂”。[70]

婢女没有劳动报酬，不过，逢年过节，有的主人会给婢女一些“赏钱”，主人的亲朋好友也会给她们“赏钱”。例如，刘宝卿积攒有钱10元，“均是宅内亲朋，屡次所赏”。[71]张祖厚家婢女小燕，也积攒有4元钱，“是平日主人所给”。[72]步军统领衙门军事科科长黄国勋家婢女红莲，积存有“银元五元、银元票二元、白银镯子一对、小银锞一锭”，在她惹得主人生气，因怕挨打而出走后，面对警察的诘讯，她坚称是“被主虐待”才跑出的，警察看她身上携有银元、银镯等物，又“观其行为，实属不似受虐”。[73]在天津居住的龙少臣家的婢女李贵林、陈秋喜、张秋香三人，用“新年得的赏钱，共合洋六元”作为路费，乘火车逃到了北京。[74]

除了给婢女一些赏钱外，有的主人还会为婢女的未来着想，为她们储存一些嫁妆钱。例如，许来福在许姓家十多年，许姓把来福当作自家小孩一样看待，并为其“储蓄奁资一百五十元，又在大陆银行用福记户名为她存有款项四十五元九角一分，以待其择配时花用”[75]。傅秋云在赵海宸家伺候赵海宸婶母20余年，赵家为傅秋云以“彦记户名，存有款项一百零二元”[76]。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打麻将是家庭中无聊的女眷最经常的娱乐方式。打麻将时，婢女在旁边端茶倒水，伺候打牌人，打牌人高兴时，也会给婢女一些“赏钱”。例如，春枝在陆军部咨议雷震镛家当婢女，雷家常有人打麻将，春枝也得到了不少的“赏钱”，“归我主母给我收存，现已存有四十九块钱”，而“在外边得的零星钱，是大姨太太帮我存着”，与春枝同屋居住的女仆告诉春枝，让春枝“多存点首饰”，春枝就用“主人给的买衣服的钱，买了包金首饰四件”。[77]众议院议员钟允谐家婢女钟香玉在钟家已有5年，她积存有“现洋一百余元”，都是“宅内打牌时，得的零钱”。[78]

资料显示，能够得到“赏钱”或主人给予嫁妆钱的婢女，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婢女日常劳作，没有报酬，也没有“赏钱”。只是在她们出嫁时，有的主人会念于她们平日的辛劳，给她们准备一份嫁妆，有的连嫁妆也没有。

四、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

婢女在蓄婢家庭里生活，与主人朝夕相处，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与佣人相比有些不同，“主人都以为其从小就在自己身边长大，一方面除了打骂外，一方面确也比较信用她，给他很明白地知道家庭的一切，并且将日常比较重要的事情托付给她”[79]。不过，“婢女身份”决定了婢女在家庭中卑贱的地位。在主人眼中，婢女是低下卑贱的。婢女卑贱的地位，体现在主人对她们的人格侮辱上。例如，杨姓为防止11岁的婢女杨春喜偷嘴吃，在她的右脚上栓了个小铃铛，“为行动时有响音”[80]。项姓亲戚到项姓家吃饭时，把剩饭给了婢女荷花吃，项姓儿子竟往剩饭里撒尿，让荷花吃，荷花不吃，项姓儿子就用“烧红的火筷子”将她“左手腕烫伤”。[81]景某为惩罚私自出走的婢女，竟然令婢女吃人粪，这充分显示了婢女在主人家卑贱的地位，“似此惨无人道之败类，警察当局应该管教管教，但闻景某系袁皇帝之故人，余威尚在，警察当局虽知之，也无可如何”[82]。

婢女的卑贱地位还表现在主人对婢女的称呼上，“查窃匪郭达生胆敢串同贱婢小红盗窃，实为主谋；贱婢平日颇循谨，亦甚蠢笨，现年十七岁，尚未绝对负责任能力，显系主谋正犯已无疑义。已成立窃盗罪，复与贱婢有暧昧情事，又已成立诱奸罪，是为两罪俱发；查刑律对于俱发罪因其行为结果有加重刑期之处分”[83]，这是孔姓在控告郭达生“勾引”他家婢女小红时写给警察厅的信，短短几句话中，用了三个“贱婢”，突出表明了主婢间尊卑的阶级地位。

角色作为社会地位的外化，是多重的、动态的。婢女的身份决定了她们在家庭生活中卑贱的地位，但具体到个体婢女，由于她们所处的家庭类型、与主人关系的亲疏以及婢女自身条件的差异，她们在个体家庭生活中的地位，还是会有所不同。有的婢女俨然是主人的小管家。例如，于福自12岁到“美以美会教读”于薛氏家当婢女，在于薛氏家已有10年，于薛氏的“所有家中一切事物，都归于福一人料理”。[84]李顺喜在国务院咨议李裕光家当婢女，她平常管理李家的零用钱，连女仆也要听她支使。[85]傅秋云在赵海宸家除照顾赵家老人，还管理着赵家的家务，并“经手一切款项。”[86]王佐才家中有三个婢女，并有男女仆人、护兵等，王佐才之妻平日比较信用二婢女绿竹，“故将锁白皮匣之钥匙交他携带”[87]。14岁的来运，是税务公署科科长蒋继恒家婢女，蒋继恒家有妻妾二人，有男女仆人五六个，婢女来运归蒋之妾白氏使唤，蒋继恒对待白氏比较宠爱，相应地，他也很信任婢女来运，“平素伊主人购买何物，均经使女来运去买，其他人不得插手”，来运在蒋姓家也是出入自由，就连来运“拿着约二尺见方、大概两件皮袄包着的”包袱出门，蒋继恒的妻子以及蒋姓家的五六个仆人，都不敢过问。[88]所以，婢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要依据家庭的差异、婢女自身条件、与主人的关系来判定的。

五、自我身份认识

婢女如何认识自己的婢女身份，是很难给出圆满解释的一个问题，这需要从婢女的言语中去探究她们的心理。况且婢女又是千差万别的，她们对“婢女身份”的认知也有着千差万别。这里只能试图寻找一些线索，给出一点解释。

许多婢女被卖时就是为了不再遭受冻饿之苦，主家待遇她们的境况，对婢女自我身份的认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些在蓄婢家庭里生活境遇较好的婢女，即便有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机会，她们也不愿意回家。例如，陈时利家“雇用”的婢女郭宝珍，雇期是10年，在第7年时，郭宝珍亲属欲将郭宝珍接回家去，陈姓认为，虽然郭宝珍“佣期未届满”，也“即允其返家”。郭宝珍回家有3个月，“目视其两兄毫无正当职业，家徒四壁，而其妹又在妓馆为生，妹兄等既横加禁钼，复威吓备至”，郭宝珍无法，又“逃奔前来，哭述情由，仍求收留，否则，惟有一死”。[89]金子在吴履中家当婢女，吴履中是云南人，45岁，先在房山县（现为北京市房山区）硝磺局做事，后来赋闲，靠房产生活。金子13岁时，吴履中即“给她**”，“彼时并未正式表示收房”，吴履中夫妇精神不好时，就寻隙打骂她，金子因其“不正式收房，又待遇不好”，私自出走，在姑丈胡俊清家暂住时，曾与生父会面，父亲让金子跟他回家，金子怕她父亲再把她出卖，不愿意跟她父亲回家。[90]

当然，对大部分婢女来讲，她们不愿给人家当婢女，不愿意受人驱使，她们想要的是人身自由。但她们是“主人用钱买来”的，这在她们心里是一道无形的枷锁，无法挣脱。例如，许若兰12岁时，被父母“典与杜澐家当婢女，典期为十年”，许若兰认为，她的女主人待她很薄淡，她“又不愿给人家做婢女，但也不能辞脱，将来只有寻死”。[91]王兆枢家婢女王湖莲认为，她虽然是由“主人价买充作婢女，在王家已七年有余，后被调戏成奸，也四年有余，收房既怕太太不依，择配又勒索身价，实在是别无生路”[92]。

与一些宿命论的婢女不同，一些不认可“婢女身份”的婢女，已懂得向政府求救或自救。例如，阿毛12岁时，给“赵参谋当养女”，阿毛称，先前她与“赵太太同桌吃饭，同床睡觉”，后“赵太太”即叫她“作下人事”，并向她说明她“实系使女”，阿毛称，“我在赵家现已四年余，近来赵家已将我看成使女，时常责骂，我在赵家，并非父母所卖，不能以使女待，今既待我不好，故我到区署，请求将我送往救济院”。[93]蔡翠铃12岁时，被程亦崇买到家中，“即被奸污，嗣后稍有不从，竟行责打，时有用手枪威吓，近因年长，见程亦崇待遇姨太太等仅是一时爱惜，过日即不以人格待遇，因此感想，实不愿再在他家受他虐待，自赴公安局请求脱离关系，以免将来之**”，蔡翠玲说，“我实不能再回程家，与我生命很有关系”。[94]

有的婢女虽然不懂得什么是妇女解放，但她们言语中已有了自立的意识。例如，10岁的李华如称，主人冉姓之妻“打人太狠毒”，她“情愿到工厂作工念书，即便受罪不能自由也愿意，实不能再回冉宅受驱使”。[95]14岁的张秋祥是主人张子斌从常德府买来的，张秋祥称，张姓家有“二位主母，时常有错就打，因受打不过跑出”，她“情愿给人洗衣服作活，不愿在张宅当使女”。[96]

许多幼女决定不了她们被出卖为婢的命运。在当婢女的日子里，在与主人相处的过程中，她们心里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不是主人给予她们金钱的多寡，而是主人是否怜惜她们，是否能够满足她们对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当她们在主人家能够得到这些心理上的满足时，婢女不会排斥她们的“婢女身份”。例如，小春的主人“诬赖”她“偷窃钞票”，她害怕被责打，就从主人家跑出，被一个人力车夫拉走，在人力车夫家住了3天，“因车夫家没有饭吃”，她又偷偷从车夫家跑出，“雇坐洋车”回了主人家。[97]

主人为管束婢女，大多都是对她们进行简单粗暴的打骂。年幼的婢女最敏感、最恐惧的就是打骂。多数婢女认为，只要不受打骂，她们愿意服侍主人，履行她们“婢女”的职责。例如，汪姓之妻常因小事责骂婢女春香，为此，春香不愿意在汪姓家当婢女，“情愿到我们姑太太欧阳家去当使女”[98]。婢女杏花受人引诱，偷窃钱物潜逃，主人报警后，“人赃分别惩办”，杏花被“发交妇女习工厂习艺”，主人认为，杏花年幼，受人**，“其情可悯，情愿将她领回”，杏花也情愿跟主人回去。[99]王大起是潘姓家婢女，受潘姓四女儿的责打跑出，到天桥魁华舞台听戏，遇见听戏人王翠喜，认为王翠喜是好人，情愿给王翠喜当婢女，王翠喜不愿意收留她，把她交给了巡警，王大起告诉巡警，如果主人要将她领回，她情愿“伺候主人及三小姐，不与四小姐见面，恐他加重”虐待她。[100]这些事例表明，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排斥“婢女身份”，她们对自我身份的认识与主人对她们的态度和待遇有关。

总之，婢女的日常劳作，会依据她所服侍的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有所侧重。如果她们服侍的是年迈的老人，关心照顾老人的身体健康是重点，假如她们陪伴的是年幼的小主人，她们就要更加精细地照顾小主人。同时，她们的劳动强度还要依据主家佣仆的多寡而决定，其待遇也与主家的经济状况以及她们与主人的关系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