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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士大夫的崇雅意识及其精致生活（第2页）

白菜味淡，已是如此。若是咬得菜根，那么其人之德，更可想象。明人洪应明所著《菜根谈》，菜根之说，别有深意。宋儒朱熹《朱子全书·学四》曾说：“某观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违其本心者众矣，可不戒哉！”言外之意，是说只有咬的菜根，方可不违本心。自号“三山通理达夫”者，对“菜根”之名的本义亦有揣测，认为菜因有味而成为日用不可缺少之物。但菜味由根而发，所以，凡是种菜，必须厚培其根，其味方显淳厚。《菜根谈》一书，其中所论“世味”与“出世味”，无不都是培根之论，理应受到重视。古人有言：性定菜根香。其意是说，菜根虽属弃物，但若是性尚未定，则很难识得菜根之香。[93]于孔谦亦认为，书名称为“菜根”，说明其中所谈所言，固然是作者自清苦历练中得来，亦是自栽培灌溉里得来，至于在这些言语的背后，作者之颠顿风波，备尝险阻，更是可想而知。洪应明曾说：“天劳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厄我以遇，吾高吾道以通之。”[94]细绎其旨，不过是一种自警自力之语。综合上面两人所论，大多侧重于人品的修养，有励志警策的作用。换言之，书名“菜根”，不仅仅是自况，更是以菜根喻德，希望人人从菜根中获得真味。

明代士大夫除了以竹之节自喻之外，尚比德于鹤，甚或竹、鹤并论。如唐寅以鹤为友，抛弃名利之俗。他有一首《题友鹤图为天与》诗，云：“名利悠悠两不羁，闲身偏与鹤相宜。怜渠缟素真吾匹，对此清癯即故知。月下吟行劳伴侣，松阴梦觉许追随。日来养就昂藏志，不逐鸡群伍细儿。”[95]可见，唐寅之以鹤为友，在于鹤之“缟素”与“清癯”，借此养就自己的“昂藏”之志，不与“鸡群”“细儿”为伍。吴廷翰所居读书之室，称“竹鹤山房”，种竹养鹤以居。取名“竹鹤”，显然面临如下两个疑问：一为究竟是取德于竹，还是取德于鹤，或者兼有竹、鹤之德？二为究竟是“亭亭如竹”，还是“矫矫如鹤”，或者出而如竹“挺然”、如鹤“昂然”，处而如鹤“飘然”、如竹“潇然”。这两个问题，其实涉及在竹、鹤品格之间如何折中。对此，吴廷翰认为，未可一端而尽。在他看来，君子之德，无不归趋一致。所以出处异用而同体，夷险异迹而同心，竹鹤异物而同理，未尝偏离中庸之道。竹、鹤品格，无论是忠直，还是强毅，无论是屡空而乐，还是清风高节，均不能完全概括竹、鹤之能。唯有或出或处，不凝于时；可夷可险，能通其用；为竹为鹤，靡滞于物。如此四气一贯，万里一息，只有孔子之“时中”方可概括而尽，并非竹、鹤之德所能尽。[96]

中国的传统文化多喜以鹤比喻高人韵士，但归庄对鹤则别有一番理解，甚至认为现实社会几乎如同一幅“煮鹤图”。苏东坡曾作《放鹤》《招鹤》之歌，归庄亦作二歌，其一云：“威凤兮在笯，文雉兮罹罿。危哉鹤兮，石鼎调而桑薪烘！”[97]歌中揭示的时代，无论是“威凤”，还是“文雉”，无不都被笯罿，不得自由。即使是鹤，亦是身出石鼎，被桑薪所烘烤。言外之意，显是说高人韵士所处环境，一如鹤之被煮，难以幸免。

（三）世俗生活与雅致生活并存

明代士大夫的闲适生活，凌翰有一段记载作了很好的解释。根据这一记载可知，当时士大夫相与交往，除了叙寒暄、道旧好之外，或谈星命，或论相术，或指画地理，或以职任之炎冷为忧喜，或以升迁之迟速为欣戚。这是生活的庸俗化。至于那些在京城的缙绅之士，为了博取美名，则是动辄称围棋、金华酒、杜诗、《左传》文章，互相崇尚，以为高致。[98]这又是生活的雅致化。可见，士大夫生活，已是世俗与雅致并存。一方面，士大夫受到商业化思潮的影响，可以凭借自己的经济地位，过着一种穷奢极欲的世俗生活；另一方面，士大夫终究是知识人的典范，与一般的暴发户不同，又可以避俗，进而追求一种雅致生活。

从史料记载可知，明代士大夫相聚在一起，所行大抵不过是饮酒、博弈与戏谑而已。[99]饮酒与赌博，通常会形影不离。明代的士大夫，同样视赌博为风流之举，并将赌博作为一种娱乐，成为他们闲适生活的一部分。明人江盈科对此有诗予以揭示。诗云：“年来诸仕宦，眼中可睹记。如展百官图，掷骰相赌戏，得么多者钝，得四多者利。须臾至保傅，只销几个四。收图裹骰子，谁轩复谁轾？”[100]这是将官场形容为“百官图”一类的赌博游戏。至于具体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如：苏州府长洲县人祝允明，“好酒色方博”；长洲县人皇甫冲，“通挟丸、击球、音乐、博弈之戏，吴中轻侠少年咸推服之”。[101]浙江余姚人谢木斋致仕归家，“每日与诸女孙斗叶子以消日。常买青州大柿饼、宣州好栗，戏赌以为乐”。[102]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州、常州一带，士大夫的赌风大盛。一些士大夫致仕归家以后，开设赌坊，赌徒借此躲避朝廷的禁令。到了万历末年，更是出现了进士“以不工赌为耻”的奇怪现象。[103]至于赌博的方式，尤其是马吊牌兴起于江南之后，自南而北，很快风行全国各地。

饮酒之时，士大夫同样需要“红妆”陪伴，并由优伶、声伎唱曲侑酒。明季文人江盈科在一首诗中，就咏出公安派文人少年时的“拥红妆”生活。其中云：“少年词赋满天涯，偶泊金阊问酒家。笑倚青楼调妓女，新裁丽曲度琵琶。”[104]可见，狎妓听曲，也是明代士大夫风流雅致生活之一。在明代，士大夫挟妓饮宴较为盛行。至明末，一些轻薄文人甚至用科举名次来标榜妓女，称为“花榜”。所谓花榜，又称“花案”，其实就是选妓征歌。以南京为例，自弘治、正德以来，就相当流行，至万历末年达到极盛。所评之榜或案，其说有“金陵十二钗”“秦淮四美人”“秦淮八艳”等。[105]明代士大夫大多顾曲自娱，甚至家中养有戏班。如谭纶，家居以后，以声伎自奉，增损海内曲调，俪之和平，形成独具一格的“四卒腔”，一直为优伶所习用。[106]江南的文人雅士对戏曲也有特别的嗜好，家中蓄有声伎，养着一些家乐班子。如何良俊“畜家僮习唱”，“又教女鬟数人”。[107]张岱家的声伎，始于万历年间其祖父张汝霖，经过祖孙三代的经营，组建了很多戏班，有“可餐班”“武陵班”“梯仙班”“吴郡班”“苏小小班”。[108]

公安派文人袁宗道有一首诗，足以证明文人士大夫聚会时，无不以谈谐为乐。诗云：“良朋投合真有时，十载闻名不相知。偶尔相逢杨子宅，剧谈浪谑忘还期。”[109]袁宗道在另一首诗中，也直说自己与其舅舅相处之时，多有“雅谑”。诗云：“舅甥多雅谑，文酒是名流？”[110]又据李日华记载，其门生陈汝言作有《笑笑录》一书，凡是市里秽杂之语，经其挑拨，极有奇趣。此书之叙也写得极是诙谐可喜，引述如下：

仆有笑癖，实出愁肠。拍手可呵，腰里只差破布袋。花头簇簇，口中却有薄皮刀。玉笑还让老天，铁心也须倒地。只图眼饱，那管口酸。造杀老黄牛，顽石尚然会倒；赶走黑蝴蝶，黄河那怕不清。人世难逢，偏我得餐笑蕈；机心不测，对人一味虚花。女号蚌浮，人称鸟说。肠多绞断，分明吃尽酸汤；嘴若笑歪，情愿赔他冷面。如有同道，将来凑淘。若尽无知，拿去扯碎。[111]

仔细考察文意，这些文人士大夫确实具有一种“笑癖”。撮拾生活琐事，略加点缀，即可起到造杀黄牛、跌倒顽石、笑歪口醉的喜剧效应。当然这些谑言、笑事，尽管被人指责为“蚌浮”“鸟说”，有些却确是出自吃尽酸汤的“愁肠”。

与这种世俗的生活相对，明代士大夫中尚流行一种避俗之风，于是以耽情诗酒为高致，以书画弹棋为闲雅，以禽鱼竹石为清逸，以噱谈声伎为放达，以淡寂参究为静证。如此种种，已成了当时士人普遍崇尚的流俗。[112]明季盛行“清客”“韵士”。凡是啜茗善弈、种竹栽花之人，均被称为“清客”；凡是甄别古玩、谈谐诗骚之人，则被称之为“韵士”。

在士大夫群体中谈谐大为风行的同时，别有一股清谈之风，值得引起关注。按照明代士大夫的普遍观点，所谓的“士君子”之流，无疑应与俗语、纤语、诨语绝缘。在明代文人士大夫中间，流行一种清言，显然与他们讲究一种清雅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这种清雅生活的构成中，谈谐固然是语言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有俗化的倾向，但他们同样继承了魏晋士人心灵通脱的精神风貌，时常聚在一起，有一些“清谈”的生活场景。而这些清谈的生活内容记录，就是许多清言集的风行。[113]

早在弘治二年（1482），苏州一带的文人士大夫，就有将自己的清雅生活的场景以及文人相聚所说的清雅之言记录下来，并编成集子的习惯，于是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清言集。如朱存理，就著有一本《松下清言》。据他自己所言，自他僦居松下之后，经常与他过往或到他舍中清谈之人，有杨君谴、都玄敬、祝希哲、史引之、吴次明、尧明宿等人。所交往之人，一概不是“势利之人”，而所谈也不是“势利之事”，不过是一些品砚、借书、鉴画之事。松下所设，有一几，可以摊书，以便主客共赏。来客以后，主人也不用酒宴招待，而只是“啜茗”。[114]朱存理将每天过客之谈记录下来，也就成了这本《松下清言》。

士大夫的清雅生活，所交往者都是一些文人雅士，或者是骚人墨客，决无说“势利之事”的俗客。而他们所谓的“清言”，就是谈论一些品砚、借书、鉴画一类的雅事。而在晚明，最典型的清言集代表著作则是洪应明的《菜根谈》与郑仲夔的《清言》。

一般的论者均认为，晚明的清谈之风，多少与晋、宋之际的清谈存有一些关系。晋室之亡，是清谈所致，而明室之屋，也是清谈所误，这似乎也成了学界的共识。其实，一朝一代之亡，其因相当复杂。清谈固然于国家、社会无益，但士大夫聚在一起清谈，其危害也确非可以大到亡国。[115]尽管如此，直到嘉靖、隆庆之间，《世说新语》一书，尚未在明代学者中间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甚至很多读书人都不知有《世说新语》。自王世贞《世说补》出，而当时的学界始重《世说》一书。其后，学风骤然一变，学者旁求百家杂撰，尤沉酣于《世说》以为奇。正如薛冈所言：“《世说》片语只词，讽之有味，但可资口谭。近日修词之士翕然宗之，掇拾其咳唾之余以饬文，而文斯小矣。”[116]可见，习《世说》，尚“清言”，在晚明文人士大夫中已风行一时。

这无疑就是生活风尚的艺术化，且在居室的美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当时的文人雅士看来，家中布置，必须以美为准，置办怪石、名琴、好书、奇画、法帖、良砚、宝镜、净几、古磁、旧炉、纸帐、拂尘，并以此为友。[117]尤其必须置办文房供具，借此快目适玩。但文房供具的摆设，也有一定的讲究，铺叠如市，颇损雅趣。所以，其点缀之法，唯有罗罗清疏，方能得致。[118]

那么，如何美化居室，提高自己生活的品位，无非是收藏、养金鱼、放置瓶花之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士大夫居家生活的主要内容，而无不体现出休闲、闲适的生活主旨。[119]

士大夫雅好收藏，并成一时风气。古玩、古董（一作骨董），是历代常见之词，人们崇尚古玩，甚至将其当作清雅之物，并不足怪。在明代的士大夫群体中，同样兴起一股收藏古董之风。如浙江永嘉人谢廷循，性嗜清玩，收藏颇富，自称其斋为“米家船”，后杨士奇将其改名为“翰墨林”。[120]当时士大夫，大多喜欢书法法帖，若是遇到定武、兰亭诸帖，即使已经残缺，亦不惜出重赀购买。[121]嘉靖末年，海内宴安。一些富厚的士大夫，在建造园亭、教唱歌舞之隙，其兴趣间及古玩。很多士大夫家中，大多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如常州嵇应科、松江朱大韶、嘉兴项锡山等，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此外，南京则有姚汝循、胡汝嘉，亦以“好事”著称。此风间及太仓王世贞、王世懋兄弟，进而流播吴越之间，一些浮慕之人，亦纷纷收藏古董，自称“大赏鉴”。在这股收藏古董之风中，尽管董其昌最晚出，但名头最为响亮，藏家甚至以“法眼”称之，家中箧笥之藏，更是为时所艳。当时绍兴府山阴县人朱敬循，亦以好古知名。董、朱两人，为了争夺古董，互相倾轧，那些古董商人又交搆其间，最后甚至借助考功之法，迫使董其昌外迁，于是，东壁西园，遂成战垒。[122]更有甚者，当时江南的士大夫还专门置有书画船，通过流动的展览，互相比较书画收藏。如董其昌外转之后，沈德符正好告归而至苏州。董其昌将他的书画船移至虎丘，与韩古洲各自拿出所携的书画，互角胜负。当时正值盛夏，参与者除了沈德符、董其昌、韩古洲外，尚有董其昌所昵一位吴姬。四人披阅竟日，成为一时佳话。[123]

在这股造假之风中，一些文士也借此糊口。在前辈文士中，张凤翼有修洁之称，但亦不免向此中讨生活。至于王穉登，则完全将造假古董作为致富之门。尽管王穉登以造假著称，但有时亦会走眼。据记载，当时太仓曹举人家有一姓范之仆，住在苏州城内，也喜欢收藏古董，曾经购得阎立本所画《醉道士图》，真是堪称绝笔。王穉登看上这幅名画，希望以廉价购得此画。但范姓之仆索价千两银子，经过讨价还价，还是要价数百辆银子。一些好事者每天前去商评，不知范姓之仆素来狡黠，事先已经让苏州人张元举另外临摹一本，形模仿佛。王穉登最后以10两银子购得此画，就是临摹之本，而真本已高价卖给他人。张元举眇一目，偶然为王穉登所侮，因而大声在外宣扬，道：“若双目盲于鉴古，而诮我偏明耶？”这句话传遍整个苏州城，被人引为笑端，王穉登因此匿不敢出。[125]造假之风，起于苏州的一些文士，其后徽州的一些商人亦参与进来，造假的书画，如钟繇兄弟之伪书，米芾之假帖，不一而足，却被一些贵公子、大富人珍为异宝，如同饮了蒙汗药，甘之若饴。[126]尽管如此，但确乎反映了当时的收藏之风。

按照一般的常理，玩好之物，理应以古为贵。但明代出现的“时玩”这一新名词，倒是颇令人瞩目，而且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注意。诸如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虽说都是出于明代的时玩，但其价格已经可以与古玩相匹敌。这股好时玩之风，始于一二雅人的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的好事缙绅，最后经徽州那些巨商大贾的推波助澜，在全社会形成了一时的风气。于是，沈周、唐寅之画，文徵明、祝允明之书法，无不成为人们收藏的抢手货。[127]

时玩之风，完全建立在明代诸多能工巧匠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那些能工巧匠的辛勤劳动，才使得明代的诸多器物精益求精，完全可以与古时的名器相媲美，以至于被保守人士称为“物妖”。以工匠制作的名器为例，明代凭借“小技”著名的工匠很多，尤以“吴人”为多。如龚春、时大彬之砂壶，胡四之铜炉，何得之之扇面，赵良壁之锡器，一时好事家争相购买，唯恐不及。为此，收藏时玩成为一种“时尚”。这股风气的形成，始于吴中儇薄之子，转相售受，借此欺骗富人公子，获得厚利。随后，甚至浸**至士大夫间，形成一时风气。其实，这些所谓的时玩，确实器物精良，他工不及，可谓名不虚传。[128]

在明代士大夫家中的厅堂挂幅中，通常流行写两句诗，不知始作俑者为何人，但在当时已是“群然师效而不察”，[131]成为一时风雅时尚。除此之外，还流行挂一些描绘香奁士女故事的装饰画，“以资玩好”。一些好古之家，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买上数十幅画册，藏于家中。等到客人上门，就悬挂于中堂，“夸以为观美”。[132]在传统的士大夫看来，这些人并非真正懂画，不是“鉴赏家”，不过是“好事家”而已。但用绘画作品来美化自己的居室生活，这种风气的形成，无疑反映了当时生活风尚艺术化的倾向。尤其是在书画的悬挂方面，更是有了诸多的美学要求。譬如，厅堂斋室所悬挂的对联字画，大小规格都必须与堂室的高度相配。换言之，书画要与空间相互配合。根据文震孟的描述，堂与斋因空间不同，而有不同的挂画方式。堂尊严庄重，较为气派大度，宜挂大幅横批；斋较为小巧精致，则宜挂小景花鸟之画。在书画的悬挂上，尤其忌讳左右对列，这样会缺乏美感，显得较为俗气。[133]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一般人家无书，有一些书，也不过是用作应付科举考试的书籍。更有甚者，庸夫将书当作枕头，村店用书来糊窗格，市肆中用书覆盖盛酱的坛坛罐罐，甚至使婢老妇拿书夹鞋样，这样的例子触目皆是。然在明代江南，图书收藏已经成为一种时风。以苏州为例，在明代以前，藏书家在全国所占的比例不大，如北宋的藏书家，大多以四川、江西居多，南宋的藏书家则多在浙江、福建。[134]收藏图书成为苏州民间文化生活内容之一，应该说发端于元代，而后始盛于明代。为此，明人胡应麟对苏州、金陵两地士民的藏书之风有如下记载：“至荐绅博雅，胜士韵流，好古之称，藉藉海内，其藏蓄当甲诸方矣。”[135]这有具体的例子可以举证，如陈天枢家住南京秦淮上，“一室之内，图书木石左右映发，如高人隐者之居也。”[136]

当然，江南人藏书虽众，并非都是通过藏书而增加自己的学识，大多是因袭流俗，附庸风雅，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此风更盛。[137]但是，不论是为了藏书癖好，或者仅为游观赏玩，甚至借此沽名钓誉，藏书活动在明代江南士人生活中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性。[138]就此而言，在晚明一般有钱人家出现一种以藏书为风雅的习俗，尽管不免附庸风雅之嫌，但还是一种生活风尚上追求艺术化的反映。

在江南杭州，士大夫家中几乎家家都养观赏鱼。所养之鱼为红鲫鱼，俗称“火鱼”。其品不一，如鹤顶破玉、红颊白喙、牛鬣素尾、阳背阴腹之类，都可以算是观赏鱼中奇品，一尾就值千钱。养鱼之盆、盂，或为金，或为玉。将这些鱼盎放在客厅的几案上，有客人到来，“出相夸示，以为娱”。[140]苏州府嘉定县的游闲子弟，也开始畜养“朱鱼”用来观赏，品类奇绝，一尾可值银一两。[141]家中厅堂以观赏鱼作为装饰，在晚明已是蔚为风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士大夫相当注重书斋布置的艺术化，种植一些与书斋这种文化氛围相宜的植物，诸如：竹，“碧玉可留题，紫萌堪敌肉”；桃、李，“春来玩其花，夏至摘其子”；桕、枫，“秋霜杀伐后，醉叶满林红”；蕉，“清绝枕边声，碎露滴其上”；杨，“爱他容易活，早植晚乘凉”；枣、橘，“枣橘芒刺多，牛羊见而怵”。[142]

在一些文人士大夫居室的案头，总是布置一些与四季相配的瓶花，即在胆瓶中插时花，借此引类连情，境趣相合。这些花各有相宜，如：梅芳傲雪，偏绕吟魂；杏芷娇春，最怜妆镜；梨花带雨，青闺断肠；荷气临风，红颜露齿；海棠桃李，争艳绮席；牡丹、芍药，乍迎歌扇；芳桂一枝，足开笑语；幽兰盈把，堪赠仳离。[143]为此，在江南一些城市的郊区，形成了一些花市。根据近人的研究，明代苏州的花市主要集中在虎丘山塘，早在正德以前，鲜花盆景销售就已形成规模。而杭州鲜花盆玩的鉴赏、营销则大多承接南宋以来的消费传统，其花市的地域分布也是如此。明代杭州花市除了东西马塍之外，又有所扩张，包括西溪及位于城南满家巷的特色花市。[144]

江南文士酷爱赏花，时常将花引入室内，借此以看花之姿态，嗅花之香气。为此，花瓶的搭配也就可以衬托出整个空间的气韵。如在寒冬中，轻折蜡梅，“若瓶一枝，香可盈室”。更增居家雅致。松江府华亭县人张鼐“尝以时花数本，盛以瓦筒，置碧纱窗下，花气袭帘幕间，扁其前楹曰‘花舫’”。[145]于是，就瓶花的插植、摆放、瓶与水的选择与灌注方面，江南的文人士大夫均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以瓶的选择为例，屠隆认为，“堂供须高瓶大枝，方快人意，若山斋充玩，瓶宜短小，花宜瘦巧，最忌繁杂如缚。又忌花瘦与瓶，须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146]在季节方面，应“春冬用铜，秋夏用磁”，这样可以避免花瓶因过冷而冻裂。在居处方面，厅堂华厦则宜用大瓶，方显落落大度；书斋小室则宜小瓶，才具雅意。且瓶忌有环、成对，若将屋舍摆置成祠堂、佛寺，皆不得体。[147]以插花为例，必须按照居家的时宜依各类花种的性情，以独具的慧心，作巧妙的安排。如苏州地区，**盛开时，一些“好事家”必取数百本，五色相间，高下次列，以供赏玩。然就真正的赏家看来，这不过是夸耀富贵而已。若是真是能够赏花之人，就必须寻觅异种，再用古盆种植一枝两枝，“茎挺而秀，叶密而肥，至花发时，置几榻间，坐卧把玩，乃为得花之性情”。[148]

盆景将自然与艺术之美带入屋舍之中。如史料记载：“盆景以几案可置者为佳，其次则列之庭榭中物也。”[150]几案之上，明人常摆放盆景，以作装点，其方法是“务取其根干老，而枝叶有画意者，更以古瓷盆、佳石安置之”。[151]如枸杞“老本虬曲可爱，结子红甚点点，若缀其叶，初萌取炙，点茶甚美，吴中好事者植盆中为几案供玩”。[152]当时江南人所制作的盆景，老干虬枝，奇葩绣错，掩映成林，而高不盈尺，小巧玲珑。不过一个盆景的培养，常常需要花费十多年。[153]在生活时尚上已是如此精致，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在明代江南士人的崇尚之下，盆景艺术已经取得很高的成就。换言之，明代的盆栽，无论在立意、选材、加工、用盆、点石、配架等诸方面均有极高的水平。文人常以相当的艺术修养，创作出意境深远的盆景作品。[154]

明代士大夫居室的命名特点，同样可以作为解剖他们闲雅生活的又一范例。士大夫的居室，照例都有一个比较中听的名字，而且大多用意颇深。具体说来，这种风气，在古今之间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变化，也就是从古人重治身、不重外在之名，一变而为明代士人之重名。根据明初学者宋濂的揭示，明代士大夫居室的命名，已经达到“务极其美”，大而日月风云、雨雪霜露、江河山岳、林泉丘壑，小至竹树草卉、鸟兽鱼虫，凡是可以“托情而比德”者，无不都是取以为名。[155]换言之，自明初以来，士大夫大多喜欢将自己的居住之处，取一个比较美丽的名字。这种室名或者说斋名，如果加以仔细的考察，不难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士人观念，乃至这种观念指导下的生活细节。而其风气的变化，则更可说明社会和文化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的发展。

通观明代士大夫居住之处的命名意义，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宋濂所说的“托情而比德”。但就是这种托情比德，同样出现了两分的趋向。

一是借助于室名，既体现自己在道德上的持身与践履，又借此矫正世俗之风。为示说明，不妨引明初“持敬斋”“贞白堂”为例，加以分析。持敬斋，是洪武年间吏部员外郎翟大年的斋名。关于他特意取此为名的用意，翟大年自己明白道出：“大年顷诖于吏议，继蒙大宥。预有禄食，列于英俊之后。追思旧愆，未尝不惕然惴慄。因以‘持敬’名所居斋，庶或善其后也。”[156]心不持敬，就会流于**潏；行不持敬，更会招致偾跌。可见，取“持敬”之名，显然是为追思旧愆，借此善后。至于贞白堂，这是洪武年间临川人许仲孚所取堂名。堂取“贞白”为名，其意有“贞”“白”两层含义：从“贞”这一层含义看，无论是天地、日月、阴阳，无不以贞为其精髓。即使是人，也以贞为其内心的主干。若人不贞，就会陨厥生命。而从“白”这一层含义来看，则无论是天地、日月、阴阳，也无不以白为其精髓。即使是人，也必须清清白白。人若不白，就会“为暗为僻”，甚至戕身丧德。其用意，显然是为了“矫夫侧媚污浊之弊，以治其身”。[157]嘉靖时期的士大夫顾玉英以“寒松”名其斋，显然寄托了自己一种愿做“寒松”之志。据史料记载，顾玉英自河南按察副使谗归秦淮之后，居住在旧庐之东偏。沿街小楼，广不逾丈，坐卧其中，借训蒙数人糊口。有客人到家，从邻家乞火煮茶。曾经绝粮，有人馈赠斗粟，却被他所拒。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寒松斋”，自己已明白道出，就是为了“自砺”。这就是说，自己生平耿介，颇能自信。但年逾四十之后，沟壑见逼，恐不能自坚，流为小人之归，故以“寒松”自砺，砥砺自己在“天地冻塞”的寒冷之日，“当为寒松之荣，毋为靡草之死”。[158]

尽管明代士大夫居室命名呈现出两分之势，然从明代士大夫精神或生活史的演变来看，居室命名，更是体现为从道德践履向追求美名的转变。明代士人好“清”，其居室喜称“清斋”，而清斋中的布置通常也有一定的讲究，一般喜欢辟佛室供佛。如文震亨辟一佛室，“内供乌丝藏佛一尊，以金鏒甚厚、慈容端整、妙相具足者为上。”又有一小室，中设一小佛橱，“供鎏金小佛于上”。[160]可见，居室已经普遍受到时风的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