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20~2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7]参见英国学者迈克曼·(Mi)·与约翰豪(JohnHall)有关国家能力、国家权力的分析,引自李强《评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收入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18~19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8]瞿同祖著,范忠信译:《清代地方政府》,18~28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9]嘉庆《大清会典》卷4《吏部》。
[20]吕陶:《浮德集》卷4《奉使回奏十事状》,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098册,36页。
[21]彭勃、金柱演:《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发展沿革——“资源—体制”框架的可行性分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1期。
[22]刘琴丽:《五代巡检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
[23]王伟凯:《试论明代的巡检司》,《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
[24]《清高宗实录》卷528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庚午,650页。
[25]王云洲:《清代北路理番同知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年度,未刊。
[26]朱批:乾隆三十五年四月十三日福建巡抚温福奏,档号:04-01-02-0138-009。
[27]乾隆《大清会典》卷4《官制四》。
[28]《清高宗实录》卷280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乙丑,653页。
[29]光绪《广州府志》卷1《舆地略一·都堡》。
[30]《清高宗实录》卷269乾隆十一年六月庚辰,491~492页。
[31]朱批:光绪朝,无具折人,《奏为聊城县西沙镇地方通衢杂处请以聊城县同城县丞分防沙镇专司缉捕弹压事》,档号:04-01-02-0032-016。
[32]本节原标题为“国家权力向乡村的渗透始于何时?”,“渗透”一词并不严谨,此点经包伟民教授指正,谨此致谢。
[33]杜赞奇:《文化、权力、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这种对基层组织现代变革给予的负面评价,费孝通在《基层行政的僵化》等论文中已有相当明确的认识,参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汇通下的中国史研究》,148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34]引自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社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35]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5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
[36]王铭铭:《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庭的个案研究》,84、9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37]关于清代等第、缺分,最全面、深入的研究是刘铮云《“冲、繁、疲、难”——清代道、府、厅、州、县等级初探》,“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一分,1993。
[38]《清圣祖实录》卷148康熙二十九年九月丙辰,642页。
[39]光绪《会典事例》卷251《户部·俸饷·文武外官俸银》。
[40]冯桂芬:《复乡职议》,载《校邠庐抗议》,11~1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4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400页。
[42]《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510页。
[43]可参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516页。
[45]新编《番禺县志》之《大事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46]番禺县基层区划变迁情况系根据新编《番禺县志》第一编《建置·区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