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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司汛关系蠡测 文武协同下的地方治理体系（第1页）

五、“司”、“汛”关系蠡测:文武协同下的地方治理体系

作为地方控制的体系，清代存在两套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系统:一种是代表文官系统的典史、巡检司、县丞、主簿;一种是代表武官系统的绿营兵。两者都有一定的分辖或分防区域，前者称“司”，已见前述;后者称“汛”。罗尔纲在《绿营兵志》“防汛”部分中对这一制度做过精确而概括的介绍，“绿营制度，凡城守分防各营，都分领汛地，遇沿边、沿海、沿江处所及大道旁，都按段置立墩堡，分驻弁兵，各守汛地，叫做防汛”[154]。

那么，两套系统在微观管理层面存在何种关系，在分辖区的设置上有何协调，如遇盗贼案件，又将如何协同缉拿、讯问等一系列关乎基层社会控制的重要问题，由于细节性资料的缺乏，以往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一直未取得很大的进展。尤其是“汛”的管理机制与辖区划分问题，更是举步维艰。管见所及，只有日本学者太田出利用江南丰富的乡镇志，对江南“汛”的管辖区域做过一定的探讨，并指出绿营存在一套“营——大汛（城守汛）——小汛”的指挥系统[155]，但尚未触及“汛”与其他行政系统间的关系。

广东“司”的管辖区的资料非常丰富，据此可以绘制出精确的各“司”辖区地图。而“汛”的资料也很丰富，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清代两广地图中，存在为数不少的汛防地图，这为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

首先一个问题是司、汛设置密度。就文职的佐杂官而言，广东所设数量不可谓不多，清初广东所设巡检司已有一百四十七员，但顺治、雍正年间有个别被裁撤，以致有不敷所用之感。乾隆初，吏部郎中福十宝力主“广东省之宜添设巡检也”，强调了巡检司在维持地方秩序上的功用:

广东省之宜添设巡检也。伏查巡检一官专司缉捕，官职既微，与民最近，凡民间细事无不周至。广东向设巡检一百四十余员，其数不为不多。但粤省幅员五千余里，山海交错，凡村落市廛多在崇岭密箐之间，最易藏奸。至沿江一带镇市为各省商贾往来聚会之地，其间人民稠密、五方杂处，宵小尤易混迹，恐额设之员不能遍行察缉，况沿山滨海之区，间有未设巡检者，以致奸宄不时窃发，为患匪浅。臣请该督抚会同酌议，按其形势，量为增设，仍令该管工司不时查验，以重职守，庶奸宄不致潜藏而地方得以宁谧矣[156]。

遵此议奏，乾隆三年广东增设巡检司五员，分别是鹤山属双桥、镇平属罗冈、钦州属那陈、澄迈属新安，万州属龙滚、阳江属那龙[157]。乾隆五年广东按察使不无得意地表示了对广东巡检司布局的满意态度:“粤东山海交错，最易藏奸，原设及新添巡检共一百五十二员，分驻各乡，星罗棋布，相距各州或数十里，或百余里不等，多系重山复岭、海汊江滨、盗枭出没之区，或人烟辐辏、奸良混杂之所”[158]。至此以后直至清末，整个广东的巡检司体系保持了基本的稳定。

但与绿营兵体系的汛塘相比，巡检司及其他县丞、主簿等佐杂官的设置密度不可同日而语。以《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中收录的以府州为范围的汛塘数为例，可以显著看出清代汛塘设置密度之高，足以证明尽管在地方治安控制体系中存在文武不分、协同缉拿的制度规定，但其中以武职为主而以文官为辅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表4-10广东部分州县汛塘与县辖政区数量比较

其次是汛界的问题。汛是有边界的，各汛所管辖地也往往被称作“汛地”，邻近塘汛还往往每月约定日期进行“会哨”，这在广东舆图中有直观的表示，如编号为F。O。9311885的《廉州营汛舆图》图上多处写入“邻省会哨处所”字样，编号为F。O。9311950的《广东东安、新兴、阳春三县塘汛图说》的图说部分，如河头陆汛，注明“每月十四日与左营分防东安城千总在黄村地方交签会哨，又二十日与肇协营分防新兴城把总在二十四山地方交签会哨，并无轮流更替”等，可见塘汛存在自身的一套独特的以定点防守、定期会哨为核心的地方控制系统。这一系统与文职官的分防佐杂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尤其是其防守区域，可能与“司”的范围存在一定的关联。如编号为F。O。9311890的《百顺汛属舆图》，“百顺汛”驻扎之处正好有一巡检司的建置，也称作“百顺司”，这张地图的表示范围应该就是百顺司的范围，其中著录了塘、汛十二处。

还有几张地图直接在地图上用红线标示了汛的界线，如编号为F。O。9311928的《文昌县城汛舆图》用红色笔迹圈出驻扎在文昌县城的城守汛的防御范围，编号为F。O。9311929的《太平黎汛舆图》同样用红色笔迹绘出定安县太平黎汛“汛地”范围，并在图说中称“该汛境内名山有铁钻、五指山”，“境内”一说已标明其具有固定范围。编号为F。O。9311930的《定安县城汛舆图》、F。O。9311931的《赤草汛舆图》等也是同样的标示方法。

再次是在地方治安体系中，双方如何协同的问题。作为地方防卫力量，以巡检司为主体的捕盗官力量显然是不太完善的。本来明代巡检司弓兵数量非常之多，但经过清初陆续的裁汰，其巡逻力量大减。如番禺县弓兵，“邑中原五巡检司，鹿步司七十名，茭塘、沙湾、慕德里、狮岭各二十二名。国朝顺治七年裁去弓兵各色，改为皂隶，每司仅各存二名”[159]，造成的局面是乾隆初“粤东巡检衙门止额设弓兵二名，每名工食银仅止三两”，“以巡检一官驱使，止有二役，平时既不足以巡防，遇事又不敷其差遣”，难免顾此失彼。故乾隆五年最后议定要缺之巡检添设民壮四名，虽未列入要缺而驻扎之地逼近瑶排黎寨及海滨、私枭、私矿往来聚集之区并冲途要地、饷犯客商经过停泊之处，酌量添四名或两名民壮，共添设民壮五百余名[160]。此外，江浦、茭塘、沙湾、广海寨等四巡检还各设巡船两支，黄鼎、马宁、香山、小黄圃、黄梁都、沙村、牛肚湾、神泉、湖口各设巡船一只[161]，与海防营制互为犄角，控扼海域。但相对而言，清代巡检弓兵配备和其他省份相比，略有不足，与前代相比，更是差距明显，欲其在地方控制体系尤其是捕捉“大盗”时难免就捉襟见肘了，故仰仗绿营兵体系就显得自然而然。雍正帝就曾说过，“广东地方，山海交错，民猺杂处，贼盗易于潜踪。所恃以防范者，则有安设之塘汛，星罗棋布，络绎声援。无事则相为守望，一遇盗贼，则协力擒拿，勿使遁逸”[162]。

表4-11清代巡检司弓兵员额举例

但汛塘并非完全就可以取代佐杂官的职掌，在清代的地方实践中，常常可以看到清廷不断试图增设佐杂官以弥补武职官员不能处理民事的制度缺陷。佐杂官与武职官员最大的不同在于是否可以处理民事上，早在康熙五年，就立有“营汛获盗，取其口供，即送有司，不许非刑擅拷”的规定[163]。康熙五十七年广东广西总督杨琳上《海防六议》，其中“要地设官”一项牵涉到文官的移驻:“滨海要地之宜驻官也。查潮州府饶平县属之黄冈，虽设有副将，不便理民事，而文职止有巡检一员，不能驾驭，请将潮州海防同知移驻黄冈”[164]。再如琼州府原有太平、薄沙、水尾、宝亭、乐安五汛，千总以下，武职分防，但其不便处理民事，故雍正八年经郝玉麟奏请，添设五员巡检与汛同驻[165]。《兵部处分则例》关于“绿营兵”有一条专门规定，“营汛武弁拿获窃贼，并不移送有司审理，擅自责打致死者革职，兼辖、统辖官失察者，降一级留任。”[166]故尽管在缉捕贼盗方面，以武职为主而以文职为辅，但在审讯上则完全排斥了武职的介入。

为保证对地方的严密控制，一旦一地武职撤销，往往要添设文官以替代武职撤销带来的权力真空。如前山寨县丞系于雍正八年添设，其设置原因在于前山寨临近澳门，“离城一百二十余里，地居滨海，汉夷杂处，县令远难兼顾”[167]，而原驻前山寨之守备则调回香山县城。到了乾隆八年，又因澳门所驻西洋人达三千五百余名，县丞一员不足以扼其要，故将肇庆府同知移驻前山寨，而原香山县丞迁往澳门，“专司稽查民番一切词讼”[168]。

更多的情况是一地既有文官，又有武职，协同处理盗匪案件。如番禺县本设巡检司五:沙湾、茭塘、慕德里、鹿步、狮岭。其中沙湾、茭塘位于番禺县境之南，正处在珠江入海口，海岸曲折，一直是盗贼渊薮，故清代尤其重视对这一地区的弹压。雍正初，本拟移理瑶同知并抽拨虎门协左营都司移驻沙湾，弹压地方。但理瑶同知驻扎连州三江口寨，控制八排，管理瑶务，职任较重。虎门又是省城门户，洋船出入总汇，更不能抽拨人员分防他处。于是沙湾又奏设把总，带兵五十名，文武协防，“查缉匪类，渐觉稀少”[169]。再如琼山海口所县丞，据载，雍正七年琼山县丞移驻海口所是因“琼州一郡，孤悬海外。海口所城，尤为扼要，商贾辐辏，奸良易混”[170]，除了文官体系外，海口所还建立了绿营兵系统，“海口所城守城兵七百三十七兵，系水师协标左右二营守备分防”[171]。

但文职、武职又存在协同处理地方盗案上的困境:其一是汛官时或有侵害文官权限之处，康熙年间就曾出现于琼州府崖州，陶元曾进奏《请禁崖州营将肆虐状》中有清晰表述:“朝廷设立文武，各有职守，非其责而越俎代庖者，谓之侵官;常其任而折鼎覆餗者，谓之溺职。……一营将侮文之害。崖营兵律不肃，将士骄横，侵侮职官。如陈把总，汛弁也，殴辱感恩县典史，历经宪断方得保全。杨棍子，营卒也，殴辱藤桥司巡检，虽经告州不得申理。其它头目挟制有司，把持案件。不可毛举。窃思文武各有分职，本不相关，而事事交关，事事掣肘，此侵官溺职之一，不可不亟为禁止者也”[172]。汛官私自审讯盗贼亦时有发生。

其二是文武皆负有督查地方盗案之责，也都彼此有处分条例，彼此之间各以捕盗为其功，又或因文职捕盗有成而使武职受责，又或武职获盗而文职受责，故彼此隐瞒信息的情况时有发生。乾隆二年署理广东提督的张天骏就提到在地方盗案中，文武各职互不通报，通同讳饰的情况。且武职捕获盗贼以后，即将其交予地方文官审讯，并通报知县、知府乃至督抚等文官体系，至于盗贼数目几人、住址何处等，武职系统均不知晓，也使得提督、守备等无法对千把总等低级武官进行有效考核[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