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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细读式文本分析法（第1页）

（一）“细读”式文本分析法

文本细读法（cl）是由新批评的先驱之一理查兹率先提出的，后成为英美新批评理论中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文本批评方法之一。文本细读法强调对文学作品形式、语言、语义等的“内部研究”，强调“通过认真地阅读原文，反复推敲，分析结构，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研究语音、语法、语义、音位、节奏、格律等语言要素，关注比喻、张力、反讽、悖论、复义等诗歌要素，以全面把握和阐释作品意蕴”[15]。叶嘉莹曾在《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一文中指出：“我以为正是新批评的所谓细读的方式，才使我们能对作品的各方面做出精密的观察和分析，因此也才使我们能对作品中之意识形态得到更为正确和深入的体认。可见新批评一派所倡导的评诗方法，确有其值得重视之处。”[16]

举例而言，如宇文所安在其所撰《初唐诗》《盛唐诗》《追忆》《迷楼》《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他山的石头记》等著述中，都十分强调对文本从形式、语言、语义等角度进行“内部研究”的细读式分析，试图借此克服过去那种从文本中抽取观念的方法。关于这点，他在《中国文学理论读本》的导言中，也有明确表述。他认为自己所采用的“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的方式，可以使那些隐藏在“语文细节”中的确切意义得以呈现。[17]这种方法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一方面可避免脱离语境之后的过度阐释，另一方面也验证了新批评的解读手段在切入中国诗学文本中时所能获取的实践有效性。

宇文所安之所以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除其深受一度流行于西方的新批评理论的浸渍和影响之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重视文本的立场是宇文所安对中西文论进行深入比较分析后的选择。宇文所安说：“我相信，诗歌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这就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可能。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中国和西方没有互相联系的历史语境，所以如果进行双方的文学比较，倘没有正确的方法，可能会‘迷’。”[18]既然文本是唯一可靠的依据，同时“文本自身是一个‘修补缝隙，缝合片段’的过程”[19]，因而就有必要从文本内部入手来理解传统文学及其批评的蕴义和用心，“使意义得以以新的生长点不断生成，或从文本所内涵的生命欲望结构中，把握生命意义的轨迹”[20]。

另一方面，采取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也与其对以前的中国诗学“观念史”（historyofideas）治理模式的反思有关。宇文所安承认，对中国诗学研究采取观念史的研究方法自有其优势，但是同时也看到，观念史的方法虽然照顾了文学理论的体系性，却往往会形成“观念”对于“文本”的伤害，有时甚至出现观念史上某些核心观念挤压次要文本的负面影响。这样既不利于原生态地呈现事物对象本身，更不可能在文本中产生令人兴奋的新的发现。因为任何文本都不可能完全“弥缝莫见其隙”（《文心雕龙·论说》），文本中有很多部分可能会被观念史遗忘，但是这些被遗忘的部分一旦通过细读将之重新缀合，就会填补观念史的文本空隙。这样一来，文本中那些看似多余的，以前无法被“观念史”的批评文选摘录的部分，也就变得有重要意义了。虽然这样的做法会让观念史的稳定性受到冲击，但是毕竟可使一度被稳定的观念僵化的文本重新显示其固有的活力。

关于细读法的作用，宇文所安也用这样一段话做过解释：“‘细读文本’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众多文学批评和理论立场之一种。它其实是一种话语形式，就像纯理论也是一种话语形式那样。虽然选择细读文本本身和选择纯理论不同，算不上一个立场，但还是有其理论内涵。而且，任何理论立场都可以通过细读文本实现（或者被挑战，或者产生细致入微的差别）。偏爱文本细读，是对我选择的这一特殊的人文学科的职业毫不羞愧地表示敬意。也就是说，做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而不是假装做一个哲学家而又不受哲学学科严格规则的制约。无论我对一个文本所做的议论是好是坏，读者至少可以读到文本，对文本予以注意。”[21]在宇文所安眼中，任何理论立场都可以通过文本细读来实现。这种细读文本的习惯，不只是一种批评策略或理论立场，已然成为人文学者应有的基本训练。

宇文所安在《初唐诗》中对宫廷诗进行解读时，不仅指明了宫廷诗标准措辞的几个固定的程式，还着重强调了主题、描写式的展开和反应这种“三部式”的基本结构模式在宫廷诗创作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谈及咏物诗时，宇文所安认为：“在初唐，各种咏物题以各种预定的方式加以表现。描写技巧最重要，其中最通用的有四种。一，列举事物特性，在对句中配成双，这是最简单的技巧。二，描写相似物，运用隐喻或表示相似的丰富词汇：如、似、若、类、同、疑（‘疑非……’或‘似……’）。三，描写事物的环境，从特定背景中寻找不平常的‘奇’。四，描写事物的功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隐去事物的名称。在对句中，这些描写技巧可划分为累积描写（甲及乙），和转折描写（甲，然后乙）。这两种形式在大部分对句中是难以区别的，不过转折描写经常运用成对的现成语法虚词，如‘乍……还……’（突然地似乎是甲，但其后还似乎是乙）。”[22]

除此之外，宇文所安用两页篇幅对隋炀帝和陈后主的两首《饮马长城窟行》诗进行比较。他从诗句辞藻和句式结构入手，细致入微地剖析了陈叔宝诗作精炼的辞藻、精巧的结构、优雅的形式以及衰靡的诗风，并借助对隋炀帝《春江花月夜》等诗的分析，指明隋炀帝在诗歌形式上具有散漫的特点。在对虞世南诗作的分析中，他认为虞世南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够在诗中将各种陈旧的要素组织起来，产生新的效果。谈到骆宾王时，宇文所安则从骆宾王诗歌的结构、语言入手，分别通过对《晚泊江镇》《浮槎并序》《在狱咏蝉》等诗的分析，揭示了骆宾王诗歌善用对偶、双关语、典故、隐喻等表现手法上的特点。宇文所安还对陈子昂用来表现视线的三个动词加以细致讨论，不仅从结构、语言、旨趣等大的方面进行分析，甚至还具体入微到对动词用法的分析：“陈子昂……还隐喻性地运用动词描写直观景象，表现了宫廷诗的一定影响。有趣的是，他所掌握的这类词汇甚少：‘岩悬青壁断。树断白云隈。野树苍烟断。野戍荒烟断。’凡是表现视觉的延续被打断，不可避免地用‘断’字。如果视觉的延续中断后又重新开始，这种中断就变成‘分’。分的这种常见的空间用法，往往与其作为感知动词表示‘看出’的用法无法区分。”[23]

在《盛唐诗》中，宇文所安对王维诗风中简朴的技巧、岑参边塞诗中奇异诗风的分析等，无不体现出他对英美新批评文本细读方法的运用。他以王维的《偶作六首·赠裴十迪》为例，指出王维诗中的许多词句、意象都是对陶潜诗歌的模仿。通过对岑参诗歌形式的分析，宇文所安认为岑参的边塞诗具有在措辞、意象与技巧上追求奇异的特点。宇文所安还从岑参诗歌的措辞用字入手，分析其文本中的布局、修辞等技巧，指出其对诗歌意象与内涵的重视，从而揭示出岑参边塞诗无处不标新立异、追求新奇的特征。总之，无论是宇文所安对唐诗字、词的朦胧性的发现，还是他对唐诗文本多义性与隐喻性的把握与澄清，都显露出了新批评影响的痕迹，以及他在使用这种方法时的功力。

但是这种应用又不是机械式的，虽然宇文所安也如新批评的理论家一样以文本为旨归，然并不会刻意隔离文本与世界的关系，新批评仍然只是其谋以利用的诸多方法和手段之一种。在他看来，“文本是一个学者和世界及外因会面之处，是历史与思想的交界点”。仔细分析宇文所安对唐代诗歌的读解之后，我们会发现，宇文所安在应用“文本细读”时，并不只专注文本，而是将历史、文化、社会与文本本身并视为一种大的“文本”加以解读，力求在更广阔的知识背景中寻求文学背后的深层关系。文本本身、文本所在的文化语境、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的位置、流传的物质条件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性等，都是宇文所安思考的出发点。

从某种意义上看，宇文所安的文本细读法反倒有些接近孟子“以意逆志”的提法。孟子讲“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而宇文所安实际上是力图通过析解文本具体之“文”“辞”，最终接近作品的本初之意与作者的创作之“志”，并由此获知文学思想在文本之中运行的轨迹，了解“文章的关节点”“语气吞吐或行文跳跃之处”等对文本意义生成的潜在影响。宇文所安采用的这些做法，使他既能关注到作品的形式，也能在古人行文的痕迹中发现他们真正之所想，即能在历史和文本之间自由出入，聆听中国诗学思想文本中“活生生的人的声音”。在宇文所安看来，无论对文学文本还是文论文本，知道它写了什么固然重要，但更紧要的还是应当努力去知道它是如何呈现与展开所述内容的。这种“直接通过文本讲述思想”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框架、方法及观念先行造成的剪裁弊病”[24]，部分地呈现出中国文学思想的本来面目。

宇文所安之外，倪豪士也较为成功地在其对唐代文学的研究中运用了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他采用文本对照的方法，逐句细读并对比了《南柯太守传》和《永州八记》，进而发现了这两篇文章在“文法、内容、用词、风格和比喻”方面所具的类似点，并最终结合两部作品的问世时间，证明了柳宗元写作《永州八记》确实受到李公佐的影响。在研究史传作品的文体类型时，倪豪士借用了新批评的隐喻式文体（metaphoric）和换喻式文体（metonymic）的说法，认为这些修辞差异会给文本表述带来不同的效果。他认为，隐喻式文体主要基于语义上的相似（similarity），而换喻则要经由语词的毗邻性（tiguity）来完成。隐喻式作品的肌质易产生多义和讽喻，而换喻式文体则更倾向于直线性，甚或离题（digressive）和言穷意近（explicit）的描写。[25]正是基于对史传性作品文体的这种新批评理解，倪豪士在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具体作品时，便能够参互文本细读的方法，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理论效果。

高友工和梅祖麟合著的《唐诗的魅力》，堪称运用新批评细读理论的典范。中国古代的诗歌批评鉴赏一直是一种印象式批评。高、梅二人熟练地运用西方语言学和新批评细读法解读唐诗，开启了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解读唐诗的新路径。正如叶嘉莹在该书序言里所说，《唐诗的魅力》的出版，“使国内研读古典文学之青年对西方文评之理论与西方治学之方法有更多之了解，则不仅能使中国传统之诗文评论由此而拓一新境，而且也可使中国之古典文学由此而在世界文化之大坐标中觅得一正确之位置，此实为一极有意义之工作”[26]。高友工和梅祖麟也在书中直言：“大体说来，我们将采用的是语言学批评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与燕卜逊和理查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唐诗的魅力》由《杜甫的〈秋兴〉》《唐诗的句法、用字与意象》和《唐诗的语意、隐喻和典故》三篇长论组成，语言学批评的实践贯穿全书。高、梅二人试图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在直接面对纯粹文本时，关注诗歌本身的形式、用字、语法、音韵、格律、意象等内在因素，以“细读”为手段对诗语进行详尽的分析与诠释，通过细致扒梳诗歌语言形式意味而最终凸显唐诗的魅力之所在。例如，在《杜甫的〈秋兴〉》中，高友工和梅祖麟讨论的内容不仅涉及“音型、节奏的变化、句法的模拟、语法性歧义、复杂意象以及不和谐的措辞”[27]，而且注意到了杜诗一联中的两句诗是如何通过各自的语法结构互相影响这一语法功能。这一语法功能被高、梅二人称为“歧义的”和“假平行”（pseudo-parallel）结构，他们认为“歧义的”和“假平行”的对句在杜甫作品的对句结构中十分普遍。假平行一旦被平行力场转变成歧义性对偶，就能以一种令人瞩目的意象产生特殊的效果。

在《唐诗的句法、用字与意象》中，高友工和梅祖麟从“独立性句法”“动作性句法”“统一性句法”等角度讨论了句法和用字对于唐诗意象的影响。他们认为：“如果一句诗中的句法作用极小，那么，它的节奏很可能是不连续的，而且它的意象作用也会相应地增强；如果一个推论要指出它所包含的各种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它就不得不具备更复杂的句法组织，这就会立刻削弱具体语词构成意象的能力，并使句子充分保持一种更为连续的节奏。”[28]值得一提的是，高友工和梅祖麟参照新批评理论家韦姆塞特（WilliamK。Wimsatt）关于事物形态的三种混合划分，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分类结构。韦姆塞特的分类结构主要包括三种形态。

其一，抽象的或弱于特殊实体的形态，例如：工具。

其二，最低限度的具体性或特殊实体的形态，例如：铲子。

其三，特别具体的、强于特殊实体的形态，例如：生锈的园艺铲。[29]

高友工和梅祖麟认为，韦姆塞特使用的是“一种混合的分类模式：从‘工具’到‘铲子’，是沿着由属类向种类的顺序；从‘铲子’到‘生锈的园艺铲’，所循的则是由简单名词到复杂名词（被形容词或其他名词修饰的名词）的顺序”[30]。这三类词都不利于意象的生成。因此，他们在仿此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分类结构。

其一，无修饰的名词：

A。并列的：天地、江湖、江汉

B。抽象的：声、色

C。单音节的：月、天、云、山

D。双音节的：鹦鹉、凤凰、芙蓉、葡萄

其二，加修饰的名词：

A。被非限定形容词修饰：明月、黄金、白云

B。被限定形容词修饰：热风、黄云、香稻

C。被名词修饰：金殿、玉臂、云髻、玉楼

D。专用名词：蓝田、黄河、玉门关、蓝海[31]

高友工和梅祖麟认为，这些分类代表了与意象构成相关的主要类型，最终使近体诗充满了韦姆塞特所说的那种“模糊的抽象性”和“弥漫的朦胧”。

在《唐诗的语意、隐喻与典故》中，高友工和梅祖麟从新批评的角度探讨了唐诗中的多重意义现象。他们认为，多义性学说一直在新批评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奥登（Ogden）和理查兹的《意义的意义》（Meaningofmeaning，1923），燕卜逊的《歧义七种》，通过不同的途径使批评的方向转到多义性原则上”[32]。可以说，高友工和梅祖麟对近体诗语言多层意义产生前提的探讨，也是在新批评框架指引下进行的。他们从“意义和对等原则”“作为对等关系的隐喻和典故”“隐喻和隐喻关系”“典故和历史原型”以及“隐喻语言与分析语言”几个角度，对唐诗的语意、隐喻和典故所具的多义性功能进行了分析，均十分明显地显示出新批评理论方法的影响，并对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意象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