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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的英译（第1页）

（一）《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的英译

《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不仅是《诗大序》最重要的理论来源，而且其中关于感物的描述，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刘勰、钟嵘等理论家，是中国文论感物言志传统的重要文献。《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的基本思想以至具体字句，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

《荀子》有德效骞的节译本、华兹生的节译本和王志民（JohnHenryKnoblock）的全译本。这些译本都含有《乐论》篇。德效骞英译《荀子》时指出，荀子主要是哲学家，他翻译该书的目的是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荀子的思想，因此“译文准确，甚至用逐字直译法（literaltranslation），比措辞优美的译文更重要”。德效骞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为底本，在每页译文的旁边都注明上海商务印书馆《荀子集解》的页码。但是他同时指出，英译主要是一种解释。为了不打断原文的思想，他也省略了各种版本与异文的注解。[2]华兹生英译《荀子》1963年初版，1996年出修订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书系，其中的专有名词采用韦氏拼音进行标注。2003年，此书出普通话拼音版。通过不断的重印，我们可以见出华兹生译本在西方的流行程度。华兹生的英译，主要根据王先谦的《荀子集解》，以及日本学者金谷治（KanayaOsamu）的日语译本。金谷治充分利用了荻生徂徕（OgyūSorai）等人的注释，这是王先谦所未见的。[3]

但是，王志民指出，德效骞、华兹生等人的《荀子》译本不仅是节译，而且只提供译文，没有详细的注释和解说。王志民的英译则是一项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不仅译出《荀子》全书，而且更加全面地利用中、日、西文的荀子研究资料，充分参考了中国与西方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的进展。虽然王志民的译文主要根据王先谦和日本学者久保爱（KuboAi）的解释，但是他的译本与之前译本相比，有几大特色。其一，全书导言近130页，详细描述了荀子的生平、思想、影响，还有荀子时代的各种争论及其所用的主要术语。其二，每一篇的前面都有导言，介绍该篇论点及与其他诸子的关系。其三，每一篇之后都有详尽的注解，解释重要的术语、人物与事件，还评述了各种版本差异。王志民希望用“清晰流畅的英文”，传达出荀子哲学思想的全部意义。[4]

《荀子·乐论》的单篇英译，有顾史考（ScottCook）的博士论文《战国时期音乐思想中的一致性与多样性》（UnityayintheMusicalThoughtStatesa）[5]第七章。此章论荀子，其中一节专论荀子的音乐思想，以《乐论》全文作为该节的开头，在每段译文之后都附有中文原文。《乐论》篇的节译，还见于梅维恒等人编的《夏威夷中国古代文化读本》（Hawai‘iReaderinTraditioure）中的“早期的音乐和文学理论”一节。此书每一节前面都有简介，然后是一至数篇相关主题的文章选段。此节由金鹏程撰写简介，并翻译《乐论》。金鹏程在简介中指出了《荀子·乐论》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在《乐论》中，荀子为中国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础。”[6]金鹏程翻译了《乐论》的两段，其一由“夫乐者，乐也”至“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其二由“夫声乐之入人也深”至“太师之事也”。

《礼记》有理雅各的全译本，于1885年出版，为马克斯·缪勒（FriedrichMaxMüller）主编的《东方圣典》（SacredBooksoftheEast）丛书中的第27和第28本，亦为该丛书中《中国圣典·儒家经典》（TheSacredBooksofa：TheTextsofism）分系的第3分册和第4分册，它是欧洲第一个《礼记》全译本。[7]理雅各在1861年《中国经典》（TheeseClassics）第一卷出版时，已经接受儒莲（StanislasJulien）的建议，考虑翻译《礼记》全书。在20多年的翻译过程中，王韬曾为理雅各广为搜集明清学者的注释本，理雅各还参考过伟烈亚力的《礼记》英译未刊稿。在《礼记》译本的导论中，理雅各特别指出《乐记》的意义，认为对一般读者而言，《乐记》比《礼记》其他篇章更有趣味。[8]

音乐史学者考夫曼（WalterKaufmann）在他编的中国古代音乐资料集《乐经论》（MusicalRefereheeseClassics）中，全文翻译了《礼记·乐记》。考夫曼此书翻译了“四书五经”中与音乐相关的章节，他曾参考理雅各、韦利等人的翻译，并计划将其他译文与自己的译文并置，以“展示出解释文本的不同方法”，最终因担心卷帙浩繁而作罢。考夫曼认为：“《乐记》主要记录了对音乐的哲学思考，有些地方非常有趣，有些地方则琐碎、陈腐、含混。”他在翻译《乐记》时提出，“《乐记》与古希腊的音乐教化观之间有非常奇妙的契合”，所以他用“ethos”一词来翻译文中的“伦理”。[9]

《礼记·乐记》的单篇英译，还见于顾史考发表于《亚洲音乐》（AsianMusic）的近100页的长文《〈乐记〉：导论、英译、注释与解说》。顾史考曾以研究先秦音乐思想获得博士学位，这篇《乐记》英译显示出他非常扎实的汉学功底。本文跟随传统注疏，将《乐记》分为十一节，主体部分是乐本、乐论、乐礼三节的英译，不仅有经文的全译，还有郑玄注的全译，译文之后是详尽的注释与解说。在全文主体部分之前，是对《乐记》的作者、时代以及基本内容的介绍，及对翻译原则的说明；在全文主体部分之后，则是《乐记》另外8节的英译和概述（这部分英译不再包括郑玄注以及译者的注释与解说），此外还附有对中国早期音乐理论的介绍，以及《四部备要》中乐本、乐论、乐礼三节的影印。顾史考以《四部备要》中的《礼记正义》为底本，并参考了孙希旦的《礼记集解》等书，但是他对文本的解释主要跟随郑玄。在翻译过程中，顾史考“为了消除翻译中的偏见与惰性”，刻意避免参考理雅各、考夫曼的译文，只在译文完成之后才取理雅各的译文略做查照。顾史考指出，这篇翻译最大的困难就是区别声、音、乐三个术语，而在英语里没有一个对应词汇可以完全概括它们的意义。因为这三个术语都有两种不同层面的意义，一为狭义的音乐层面，一为广义的道德层面。此外还有性、情这一对术语，顾史考用“nature”译“性”，用“ions”译“情”，根据上下文而定。顾史考在解释翻译原则时说，他的翻译可能读起来没有理雅各的译文优美，那是因为他的“重点放在准确地翻译原文”，所以“决定尽可能严格遵循原文的字句顺序，以至于原文中存在的任何含混之处也在译文中保留，这样读者可以确保译文隐含的东西也正是原文隐含的东西”[10]。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在《诗大序》一章之后附录了《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的节译，理由是：“在这两篇文字中，我们发现了构成《诗大序》的一些材料，还有《诗大序》心理学基础的更详尽的论述。”宇文所安特别指出《乐记》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意义。他说：“《乐记》和《诗大序》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那就是情感的自发表达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调和。”在“乐由中出故情，礼自外作故文”一节之后，他说：“在这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礼、乐之间的平衡是和诗歌理论相对应的，诗歌也是发于情，并在‘文’中找到限定的外在表达。”在“大乐与天地同和”一节之后，宇文所安进一步指出：“这个满堂喝彩的儒家社会观，通过礼乐达到人性与宇宙的和谐，它与文学本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它为真实情感与形式的一致提供了关键的基础。这种一致的观念贯穿整个中国文学思想史。”[11]

正如顾史考所指出的，《乐记》中最难翻译之处是对于声、音、乐的区分。以其中“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和“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两句为例，诸家英译见表17-1。

表17-1《乐记》例句英译对比

理雅各本来用void）、themodulationsofvoiusic来翻译声、音、乐这三个术语，但是到了“声成文，谓之音”这一节，却改用“airs”来对译“音”。这个译法是受了法国汉学家加略利（JosephMarieCallery）的影响。其实，《诗大序》中也有“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的说法，理雅各翻译《乐记》之前译过《诗大序》，当时他将“音”译为“musicalpieces”。[12]前后翻译的不同，可以看出理雅各在不同时期对这些术语有着不同看法。考夫曼似乎没有认真考虑声、音、乐的区别，“sound”有时用来译“声”，有时译“音”；“music”有时用来译“音”，有时译“乐”。宇文所安则用sound、tones、music来对应声、音、乐三个术语。他并没有专门讨论这三个术语的翻译，在《中国文学思想读本》附录的术语解释中也没有这三个术语。相比之下，顾史考花了大量笔墨来辨析这三个术语以及它们的英译。他用sound来翻译“声”，用“music”来翻译“音”，用第一个字母大写的“Music”来翻译“乐”。“音”和“乐”用同一个词来翻译，也许会导致混淆，不过顾史考在注释中进一步解释道：“如果‘音’是‘music’，那么‘乐’是什么呢？‘乐’不仅仅是音乐，而是崇高的音乐（musiobled）——是一种影响人类活动的意义重大的音乐。”[13]顾史考的译法，建立在他本人对于先秦音乐思想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可能更有说服力。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大多具有模糊、交叉、多义等特性，在英译中如何既保持中国术语的特殊内涵又符合英语表达的习惯，一直是英语译者极力想解决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