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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中国文论的英译（第1页）

第四编中国文论的英译

第十六章中国文论英译概况

考察中国文论在海外汉学世界的英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中国文论的范围或界限问题。特别是先秦两汉时期文史哲不分，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所谓的文论材料散见于经书、子书及史书中。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在前言中讨论了选材的幅度问题，即博采还是精选的问题。该书坚持博采和求详的原则，同时也指出了各时代的差异：“两汉以前，文学与其他学术著作的界线还不太明显，文学理论大都包含在哲学、政治及文学创作之中，选材不能不宽；魏晋以后，畛域分明，则选材相应求严。”[1]《中国历代文论选》在先秦部分选录了《尚书》《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书的相关章节，两汉部分选录了《史记》《法言》《论衡》《汉书》等书的相关章节，即使在“畛域分明”的魏晋之后，选目也包括葛洪《抱朴子》、王通《中说》、周敦颐《通书》等书。但是，在考察中国文论的英译状况时，如果也用博采的标准来决定中国文论的范围，那么大量中国典籍的英译都要包括进来，这样一来，本章的内容便会过于庞杂。

考察中国文论的英译，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英译本身的范围问题。可以说，任何一本研究中国文论或中国文学的英文著作，只要在引用中国文论时，由著者自己动手翻译，那么这本著作就提供了关于中国文论材料的一种英译。在汉学著作中，引用和翻译原典，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如果用博采的标准，毫无遗漏地搜集所有的英译，那么任何汉学著作中涉及中国文论的片段都会成为搜集的对象。这样会使本章的取材过于琐碎。

为了在有限的章节中，集中和深入地讨论有价值的材料，本章以选材求严为标准：中国文论的范围以《诗大序》至明清诗话为主，必要时才论及经书、子书和其他相关内容；英译取材以中国文论的整篇翻译为主，必要时才引用英文著作中的文论片段翻译或术语翻译。

在分析中国文论的各种英译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文论英译的概况做一个粗略的追溯。如果以孔子诗论作为中国文论的雏形，那么中国文论的英译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至17世纪欧洲耶稣会士对中国典籍的翻译。最早的《论语》西文译本，是1593年利玛窦（MatteoRicci）的拉丁文译本，只是当时并未出版。[2]在欧洲出版的最早的《论语》西文译本，是1687年拉丁文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fuarumPhilosophus），中文题为《西文四书直解》，内有《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文，由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殷铎泽（ProsperoIa）、恩理格（iWolfgarich）和鲁日满（Francisont）等人合作完成，在巴黎出版。[3]四年之后，《论语》最早的英译本出现了，即1691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TheMoralsoffucius，AesePhilosopher）[4]。但是这个英译本，只是从拉丁文译本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中抽出80条“箴言”，拼凑而成的。

1861年，理雅各在香港出版《论语》英译本。[5]在传教士完成的《论语》英译本中，理雅各的译本影响最大。此后，《论语》的英译开始蓬勃发展，陆续出现了1907年的翟林奈英译本[6]、1938年的韦利英译本[7]、1979年的刘殿爵（DinCheukLau）英译本[8]、1998年的白牧之和白妙子夫妇的英译本[9]、1999年安乐哲和罗思文（He，Jr。）英译本的[10]、2003年森舸澜（EdwardSlingerland）的英译本[11]等各具特色的译本。一百多年间，《论语》英译本的数量已经超过40种。[12]

与《论语》英译本的数量相比，中国文论的英译数量显得单薄许多。即使是在英语世界流传甚广的《文赋》，其全译本也没有超过10种。可见，英美汉学界对中国典籍的翻译研究和对中国文论的翻译研究，一直存在不平衡的现象。

《诗大序》是中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它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于诗与乐的若干重要认识，同时在某些方面又有补充和发展，从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13]。1871年，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第四卷《诗经》出版，其绪论中就附有《毛诗序》的完整英译，并对重要的字句都提供了注释。[14]但是，这并不是《诗大序》最早的英译本。理雅各之前的传教士，已经介绍并节译过《诗大序》。例如，与理雅各有类似经历的英国传教士基德（SamuelKidd），在1841年已译出《诗大序》的主要部分。[15]

19世纪至20世纪，《诗经》出现多种英译本，但是一般的译本都不会翻译《诗大序》，只有研究《诗经》的专著才会提供《诗大序》的英译。理雅各在《诗经》译本中提供《诗大序》的英译，主要是为了更全面地提供中国经学的资料背景，而不是出于研究中国诗歌理论的需要。正如周发祥指出：“很长一段时间，西方汉学界尚未形成真正的文学学术，中国文学理论只是作为经学研究或文化研究的附庸，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地传到西方。”[16]

《诗大序》之后的中国文论，最早的英译可能是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所著《中国文学史》中对《二十四诗品》的翻译。翟理斯在书中提供了《二十四诗品》的完整英译。[17]到了1909年，克莱默-宾的英译中国诗集《玉琵琶》（ALuteofJade：SeleTheClassicalPoetsofa）也将《二十四诗品》包含在内。不过，克莱默-宾只翻译了其中纤秾、精神、豪放、清奇、冲淡、典雅、悲慨、绮丽、沉着、流动这十品。[18]翟理斯和克莱默-宾翻译《二十四诗品》，并不是将其当作中国文论的重要作品，而是将其当作体现道家神秘思想的哲学诗歌来看的。

1922年，华人张彭春在美国文学评论杂志《日晷》上，发表了《沧浪诗话》中“诗辩”和“诗法”两部分的节译。[19]美国当时的文学批评界权威斯宾加恩，撰写了一篇前言，认为这是中国文学批评著作的第一次英译。据斯宾加恩所说，这篇译文是张彭春应其迫切要求而完成的。之所以迫切，是因为《沧浪诗话》预示了“西方世界最现代的艺术观念”。[20]这可能是西方人第一次就文学理论本身来关注中国文论。这种关注，深受当时美国文学批评界论争的影响。斯宾加恩与白璧德分属论争的两端，前者提倡一种审美的形式主义，后者提倡一种新人文主义。[21]而斯宾加恩正是在严羽的“别趣说”中找到了自己理论的支持，所以称《沧浪诗话》预示了“西方世界最现代的艺术观念”。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到了1929年，这篇《沧浪诗话》的节译被单独抽出，与斯宾加恩的前言合在一起，在美国匹兹堡印刷发行[22]——而这篇英译，加上斯宾加恩的前言，总共才10页。

20世纪20至50年代，欧洲出现了陆机《文赋》、萧统《文选序》的法译和德译。俄裔法国学者马古礼（Geouliès）在1926年出版了《〈文选〉辞赋译注》一书，其中有《文选序》和《文赋》的法译[23]，后于1948年出版修订本。[24]奥地利汉学家赞克（ErwinvonZach）在马古礼译本甫出的次年，于《通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其翻译中的问题。[25]后来，赞克独立完成《文选》中大部分诗文的德译。[26]

这一时期的英语世界，则有伊丽莎白·哈夫（ElizabethHuff）于1947年全文译注黄节的《诗学》[27]，戈登（ErwinEsiahGordon）于1950年节译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萧统《文选序》[28]。前者为博士论文，后者为硕士论文，影响不算大。但是，相比之下，法语和德语世界关注的是作为文学作品的《文选》，英语世界则开始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中国文学理论本身，这与《沧浪诗话》的英译可谓桴鼓相应。

因此，20世纪50年代之后，英语世界对中国文论的翻译研究出现了突破性进展。汉学家开始深入研究中国文论，他们的目光首先投向了中国文学批评的自觉时期——魏晋六朝。

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29]。在20世纪50年代，英语世界同时出现了三种《文赋》英译本：修中诚的1951年译本[30]、方志彤的1951年译本[31]、陈世骧的1953年译本。其实，从问世的实际时间来说，陈世骧的英译《文赋》最早，初版1948年作为《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1种在北京面世，其时译者任职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书的正题为“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副题为“陆机《文赋》与其生平、中古中国历史和现代批评观念关系之研究，附全文的韵体翻译”。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陆机生平及《文赋》创作年代的考证，第二部分是对《文赋》中重要概念及其翻译的讨论，第三部分是《文赋》的英译。[32]陈世骧赴美后，因感到1948年的译本发行数量有限，学界难以见到，所以于1952年修订，1953年在美国重刊。但是，这个重刊本删去了副题，也删去了第一、二部分的内容（1948年版71页，1953年版35页），只在英译前面增加了一个简短的导论。

《文赋》的三个英译本，其影响都超出了汉学家的圈子，象征着英语世界——不仅仅是汉学世界——对中国文学理论本身的关注。修中诚的译本，由英国文学批评家理查兹撰写前言，呼吁西方世界从《文赋》中汲取有益的文学观念。方志彤研究过美国诗人庞德，并与庞德成为至交，其《文赋》英译影响过庞德与其他美国诗人。麦克雷什在其诗论《诗歌与经验》第一章中，就以方志彤翻译的《文赋》作为重要的理论参照。[33]陈世骧是美国诗人斯奈德的中文老师，斯奈德在庞德与陈世骧的影响下，以《文赋》的“操斧伐柯”之说为喻，写成《斧柄》一诗，同名诗集于1983年出版，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相比之下，马古礼的法译与赞克的德译，其影响只局限于汉学界，如修中诚所说，马古礼法译的“开拓性成果并没有在汉学学术圈之外引起人们的任何兴趣”[34]。

修中诚的译本中，还附有曹植《典论·论文》和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的英译。此外，海陶玮在研究《文选》的论文中，翻译了萧统的《文选序》。[35]更宏伟的翻译计划，则是施友忠的英译《文心雕龙》（1959）。[36]这是《文心雕龙》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虽然施友忠对一些术语的翻译受到了批评，但是这个译本毕竟标志着西方汉学界研究和翻译中国文论的突破性进展。英国汉学家霍克斯在此书出版第二年为其写了书评，认为：“在汉学领域，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起步相当晚……然而，一旦起步，它就被比较文学的发展所推动，到现在已经出现了繁荣的局面：陆机的《文赋》在最近几年就出现了至少三个译本，施友忠这本书则雄心勃勃地尝试将《文心雕龙》介绍给西方读者。”[37]

用“繁荣的局面”来描述20世纪50年代英语世界的中国文论研究，还为时尚早。不过，霍克斯指出，中国文论研究一旦起步，“就被比较文学的发展所推动”，这确实揭示了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研究的一个主要动力。在接下来的20多年间，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推动中国文论研究，应该首推刘若愚。他1962出版的《中国诗学》（TheArtofesePoetry）和1975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理论》（eseTheoriesofLiterature）[38]，拓展了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虽然《中国诗学》主要是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典诗歌，但其中第二部分用了四章讨论古典诗论，是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论的一次可贵尝试，预兆了后来《中国文学理论》一书的主要构架。刘若愚在两本书中，都征引并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论材料——虽然大多是节译，但大致译出了中国文论中最重要的论述。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对于中国文论的翻译标准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译文的注解中，经常指出自己的翻译与其他译文的不同之处及其理由。他提出《中国文学理论》的目的在于“引出基本的概念”，所以他的翻译“力求意义的准确与明了，不在于文字的优美”[39]。

刘若愚对于批评术语翻译中的复杂性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出了自己的翻译原则：“我们翻译一个用语时，该根据它在上下文中表示的主要概念，以及它可能也隐含的次要概念，必要时每次使用不同的英文字，并提供另一种可能的译文，但指明原来的用语。相反，当我们发现不同的中文用语表示基本上相同的概念时，我们该不犹疑地使用相同的英文字来翻译，但也注意指出原来的用语。”[40]因此，刘若愚在导论专列一节讨论“文”的不同含义，在翻译时也用不同词语标示其各种可能的含义。例如，把《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中的“文”，译为wen（figuratioure），一方面指出原来的用语，另一方面用不同的英文字来揭示其含义。到了“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一句中的“文”，又译为wen（patternfiguratio），这是随上下文不同而提供不同的英文对应词汇。

20世纪60年代的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的翻译不算多，有叶维廉节译的《二十四诗品》等。[41]但是，此前中国文论翻译与研究的进展，在年轻的汉学硕士与博士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以中国文论为题的硕士与博士论文。有以特定文论家为研究对象，如研究王国维有涂经诒的博士论文《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AStudyofWaeraryCriticism）[42]、李又安的博士论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国文学批评研究》（WangKuo-wei’sJez’u-hua：AStudyieraryCriticism）[43]，研究元好问有苏文光（Wen-kuanSu）的硕士论文[44]、奚如谷的硕士论文[45]；有以特定文论专著为研究对象，如研究《文心雕龙》有吉布斯的博士论文《〈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iiao-lung）[46]；有以特定朝代的文论为研究对象，如刘渭平（Wei-pingLiu）的博士论文《清代诗歌理论发展研究》（AStudyoftheDevelopmentofesePoeticTheoriesintheasty）[47]；还有以中国文论的特定范畴为研究对象，如黄兆杰的《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情》（eseLiteraryCriticism）[48]。在这些论文中，都有相关的文论作品的节译或全译。

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语世界对中国文论的翻译和研究有了更全面的发展。如周发祥所说：“自70年代至今，中国文论的西播，无论是翻译还是研究，均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在中国古典文论向西传播的过程中，翻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49]

魏晋六朝文论依然是汉学家关注的重点。缪文杰（RonaldMiao）和侯思孟分别撰写长文研究建安时代的文学批评。缪文杰主要讨论曹丕的《典论·论文》，并翻译了全文，在文章的附录中还提供了曹植《与杨德祖书》、曹丕《与吴质书》的完整英译。[50]侯思孟也翻译了这三篇文论的全文。[51]此外，马约翰（JohnMarney）研究和翻译了萧纲的《与湘东王书》。[52]

同时，汉学家也将目光转向其他时代的文论作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出现了两个英译本：首先是涂经诒的英译本1970年在台湾地区出版[53]，接着是李又安的英译本1977年在香港地区出版[54]。这两个译本，都源自作者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博士论文。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以中国文论研究获取学位的年轻汉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成为翻译和研究中国文论的中坚力量。到了1978年，出现了两本专门研究中国文论的论文集，分别由缪文杰和李又安编选[55]，提供了很多中国文论材料的节译。

20世纪70年代还出现了两篇非常扎实的博士论文，完整地译介了一些中国文论篇章。一篇是魏世德197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元好问的文学批评》（TheLiteraryCriticismofYuanHao-wen［1190-1257］）[56]。魏世德在霍克斯的建议下，全面研究了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论文主体部分包括《论诗三十首》的全部英译、每一首诗的解说以及对重要词句的考证与辨析，提供了一个《论诗三十首》的英语详注本。论文长达七百多页，充分运用了当时所见的中文、日文和英文资料，广征博引，内容翔实，颇见汉学功力。这篇博士论文还在附录中提供了钟嵘《诗品》、杜甫《论诗绝句》、戴复古《论诗十绝》的译文。之前提到的苏文光与奚如谷研究元好问的硕士论文，也几乎全译了《论诗三十首》。魏世德在附录中提供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论诗三十首》的各种英译，材料主要来自这两篇硕士论文。

另一篇博士论文是包瑞车1978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完成的《文镜秘府论》的研究。[57]包瑞车除了提供《文镜秘府论》的英译之外，还在附录中提供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陆厥《与沈约书》、沈约《答陆厥书》、王昌龄《诗格·论文意》、皎然《诗议·论文意》以及殷璠《河岳英灵集序》等文的英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此前出现的年轻汉学家，继续推动中国文论翻译与研究的发展，促成了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研究真正的繁荣局面。例如，魏世德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以“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为题，作为“慕尼黑东亚研究丛书”的第33种，1982年在德国正式出版。[58]修改后的版本，删去大部分附录，成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权威译本。1984年，魏世德又节选了戴复古《论诗十绝》第四、七、八、十，以及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第四、五、十一、十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九、三十等诗的英译，交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办的《译丛》（Renditions）发表。[59]这些译文，后来被收进著名翻译家宋淇主编的《知音集》（ABrotherhoodinSoryaics）[60]。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研究的繁荣，标志之一就是两部英译中国文论选本的出版。这样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中国文论名篇，并辑成选本，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没有的。第一本中国文论选本，是香港学者黄兆杰编译的《早期中国文学批评》，此书出版于1983年，其翻译却始于1976年。这个选本包括了《诗大序》、王逸《离骚序》、曹丕《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钟嵘《诗品序》、刘勰《文心雕龙》的《神思篇》和《序志篇》、萧纲《与湘东王书》、萧统《文选序》十三篇文论的英译、注释及中文原文，翻译和注释工作全部由黄兆杰一人完成。[61]其后，黄兆杰又独自译出王夫之的《姜斋诗话》[62]，并与人合作翻译了刘勰的《文心雕龙》[63]。

第二本中国文论选本，则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1992年编译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共十一章：第一章是早期文本部分，包括《论语·为政》《孟子·公孙丑》《孟子·万章》《尚书·舜典》《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易经·系辞传》《庄子·天道》以及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等篇的选段；第二章是《诗大序》（附《荀子·乐论》与《礼记·乐记》选段）；第三章是曹丕《典论·论文》；第四章是陆机《文赋》；第五章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原道》《宗经》《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熔裁》《章句》《比兴》《隐秀》《附会》《总术》《物色》《知音》《序志》等篇；第六章是《二十四诗品》（附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与极浦书》）；第七章是诗话，节选了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第八章是严羽《沧浪诗话》的诗辩和诗法部分；第九章是宋元通俗诗学，节选了周弼的《唐贤三体诗法》和杨载的《诗法家数》；第十章是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和《诗绎》（节选）；第十一章是叶燮《原诗》（节选）。全书不仅包括收录作品的中文原文和英文翻译，还有更为详细的解说和注释，并附有对重要术语的解释，以及相关的中、日、英文书目。[64]

黄兆杰和宇文所安的贡献，还在于他们对中国文论英译的重要性及方法论都有切身的反思。他们提出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翻译方式，其译文也成为两种不同翻译风格的典范。黄兆杰指出，西方读者普遍感到“英语世界中国文论资料的缺乏”，这些资料只散见于“单篇的论文”，并且“常常湮没在专业的或早已脱销的期刊中”。所以，黄兆杰希望自己所编译的《早期中国文学批评》能将中国文论翻译成“可读性强的英文”，以满足西方读者的需要。[65]所谓“可读性强的英文”，就是一种符合西方读者阅读习惯的优雅的英文。

宇文所安的翻译策略，则是“采取一种看似别扭的直译，以便英文读者能看出一些中文原文的端倪”。宇文所安指出，虽然“这种相对直译的译文读来无味，但是对于思想性文本，尤其是中国的思想性文本，优雅的译文常常意味着对译本读者思维习惯的极大迁就”。《中国文学思想读本》所选的大部分作品，已经存在各种优雅的英译，但是宇文所安认为：“从这些译文中，只能得到关于中国理论的粗浅印象：那些本来深刻而精当的观点，一译成英文，就变成了空洞而杂乱的泛泛之论。唯一的补救就是注解，译文变成了必须要依靠注解才能存在的东西。”所以，宇文所安提出，他的翻译，“首要目标是帮助英语读者领悟中国思想，而非优雅的英文”[66]。

随着中国文论翻译与研究的发展，英语世界汉学家关注的范围从诗文批评扩展到小说评点和戏曲批评。小说评点的翻译，有陆大伟在1990年编成出版的《中国小说读法》（HowtoReadovel），开头是四篇概述中国小说批评起源、发展与术语的文章，全书主体部分则是对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闲斋老人、刘一明、张新之等人小说评点的译注，译者包括陆大伟等六位汉学家，是研究中国小说的美国汉学家的一次空前合作。戏曲批评的翻译方面，费春放（FayegFei）在1999年编译《中国自孔子至现代的戏剧与表演理论》（eseTheoriesofTheaterandPerformanfuciustothePresent）[67]，选译了从《尚书》《礼记》以至现代的焦菊隐、魏明伦的戏剧理论，取材大多来自陈多、叶长海选注的《中国历代剧论选注》以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等书，几乎囊括了中国自古至今戏曲批评的所有重要篇章。

受到英语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影响，中国文论英译的范围也扩展到中国古人对女性作家的评论以及女性批评家的作品。孙康宜主编《中国历代女诗人选集》（WomeraditionalAnthologyofPoetryandCriticism）[68]，第一部分为诗歌作品，第二部分为文学批评，后者收录了22篇女性批评家的文论篇章，以及28篇男性作家对女性作家的评论，包括武则天《织锦回文记》、朱淑真《璇玑图记》、李清照《词论》、袁枚《金纤纤女士墓志铭》，章学诚《文史通义·妇学》。其中很多篇章，都是第一次被译为英语。

这些中国文论翻译，不再是单篇的散译，而是相关文论资料的翻译与选编的齐头并进。这个趋势，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说明中国文论开始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获得英语世界的关注。通过有影响力的英译，中国文论走出了汉学家的研究圈，影响到美国的本土文学团体。例如，托尼·巴恩斯通与周平（PingChou）于1996年编译的《写作的艺术：中国文学大师的教诲》（TheArt：TeagsoftheeseMasters），收录了《文赋》《二十四诗品》《诗人玉屑》及诗话选段的英译，读者对象为美国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与创作者。其前言指出：中国的诗话，“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尽管有着时空的暌隔，但仍然是实用与有趣的指南”[69]。其中所收的《二十四诗品》英译，曾发表于美国的《文学评论》杂志[70]；《诗人玉屑》的英译，曾发表于《美国诗歌评论》杂志。[71]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文学英译选集，一般不收录文论作品。白之编选的《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ofeseLiterature）[72]，收有陆机的《文赋》，那是因为它是一篇优美的文学作品。但是，到了1994年，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ThebiaAnthologyofTraditioerature）时，开始单列“批评和理论”部分，收录范佐仁译的《诗大序》、方志彤译的陆机《文赋》、海陶玮译的萧统《文选序》、卜寿珊和时学颜（Hsio-yenShih）译的谢赫《古画品录序》[73]、林理彰译的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以及魏世德译的元好问的《论诗绝句·其三十》。2000年，刘绍铭（shiu-mingJosephLau）、闵福德（JohnMinford）编《含英咀华集》（ClassieseLiterature：AnAnthologyofTranslations）[74]时，亦单列中国早期文学批评一章，收录宇文所安译的《诗大序》、黄兆杰译的《典论·论文》、方志彤译的《文赋》、黄兆杰译的《文心雕龙·神思》等译文。这些译文，不是译者专门为这两本选集而译，而是编者从各种汉学译著中节选而来的。但是，它们被选编在一起，体现了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翻译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数十年的发展。

近十年来，中国文论的英译，开始进入各种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英文选本。例如，梅维恒等人编的《夏威夷中国古代文化读本》（Hawai‘iReaderinTraditioure）[75]出版于2005年，此书介绍的中国文论，包括金鹏程（PaulR。Goldin）、梅维恒编译的“早期的音乐和文学理论”（EarlyDisusidLiterature）一节收录的《庄子·齐物论》《吕氏春秋·大乐》《荀子·乐记》《诗大序》的节译；蔡宗齐编译的“纯文学地位的提高”（TheElevatioers）一节收录的萧统《文选序》、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和《答张缵谢示集书》、萧绎《金楼子·立言》的节译；梅丹理（DenisMair）编译的“袁枚：个人趣味的倡导者”（YuanMei，ofIndividualTaste）一节收录的《随园诗话》的节译，还有田晓菲翻译的《典论·论文》等篇章。田菱、陆扬等人编的《早期中古中国资料集》（EarlyMedievala）[76]出版于2014年，收录有田菱译介的挚虞《文章流别论》、陈威（Ja）译介的裴子野《雕虫论》、田晓菲译介的萧绎《金楼子》、宇文所安译介的钟嵘《诗品序》等。